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有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很好地形容康德哲学的地位。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然而这里的康德哲学除了其以三大批判为核心的批判哲学外，还应包括康德的政治哲学、法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等学科。关于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散落在浩如烟海的研究著作中，而且康德的著作自问世以来，人们便开始了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说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康德的教育学理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哲学意义上的康德已经被我们所熟悉，而教育学意义上的康德则比较陌生。人们通常一谈到康德哲学，就会立刻浮现康德论著中晦涩的文句和高度抽象的思辨概念，这不仅给我们阅读带来了困难，而且也给我们研究带来了困难。应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薄弱境况，本文拟对康德的德性理论通与康德的教育理论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表达一点管窥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对人的终极关切
回顾康德整个哲学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康德的教育思想与他自己的道德哲学、历史哲学以及人类学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施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教育学则指出如何把这种成长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上。虽然康德生前曾数次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教育学，但康德并没有专门撰写自己的教育著作。和其他一切类似讲座一样，康德只是在当时通行的教材之外添加了一些反映自己想法的笔记。管而在康德逝世前一年，他的学生林克则把这些教育学的授课材料进行了整理，以《论教育学》的名称加以出版。
如果我们将《论教育学》与康德整个道德哲学江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教育问题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如果说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主要论述的是如何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则，从而说明实践理性的存在;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则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全面论述了自由同理性的关系，强调自由概念是整个纯粹的乃至思辨的理性大厦的拱顶石，从而基本解决了道德哲学基础性构建问题;《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康德则是从法权和德性的角度，全面开展了道德哲学思想，从而完成了其道德哲学体系的建立;《实用人类学》则是康德以人本主义的倾向，将其道德形而上学建立在一种体现人的自由能动性的人性论即人类学的基础上。那么《论教育学》与康德的道德思想体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认为，《论教育学》不仅是康德将其德性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内对人的培养方式研究的一次尝试，更是透彻出康德德性理论自身对人是什么这一最终问题的回归。如果说人类学是对人是什么的直接应对，那么教育学则是对如何培养人这一问题的直接应对。而且康德对人的关注，不仅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其首先也是一个纯粹哲学处理的思维对象。康德在1793年致卡弗司徒林的信中说:在纯粹哲学的领域中，我对自己提出的长期工作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做什么?(道德学)(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学)接着是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归根结底，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学，因此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由于康德对人的充分关切，使得人类学的主题管在康德一生当中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样，如果说休漠使得康德从独断论的泥潭中惊醒，那么卢梭则教育康德要尊重普通人，关注人的尊严。卢梭的画像成为康德客厅中唯一的装饰品，而康德由于醉心于研读《爱弥儿》竟然放弃了每天例行的散步。1764年康德写道: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和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必须恢复人性的真实观念。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践知识我自认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可见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康德在表述道德的最高原则时，从质料的角度将道德绝对命令定位为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康德将人是目的提升到道德最高原则的地位上，足以表明其道德哲学对人的终极关切。
基于对人的终极关切，康德的一系列道德哲学著作更是把人提高到令人眩晕的高度，康德毕生的努力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尊严和地位，在于阐明德性就是力量的立场。从对人的关切这一视角来审视康德的教育论述认我们更是发现康德的《论教育学》实质上就是人学，就是康德的德性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内的实践运用。因此我们将康德的教育理论称其为德性教育理论。为了清晰地表述康德的德性理论与康德的教育理论的关系，我们不妨从康德德性理论的主要观点入手，从而探求两者的背后联系。
二、康德德性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个人幸福观转向个人德性观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中，康德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原理，即主观有效的准则和对其他意志也有效的客观法则。康德指出准则基于个体感性欲望，从而无法通过普遍化的检验，只有法则才是基于纯粹理性之上的意志动机，才具有普遍必然性。为了确定什么才是实践理性的法则，康德提出了两条层层递进的定理:定理一是凡是把欲求能力的客体(质料)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先决条件的原则，一概都是经验的，并且不能给出任何实践法则定理二是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皆为同一种类，并且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这两条定理都是否定性的，第一条可总结为以一个现实欲求的对象作为意志的动机不可能成为实践的法则，康德由此批判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第二条可总结为以个人幸福和自爱为目的也可能成为道德法则，康德由此批判了幸福主义伦理学。基于自爱原则的幸福主义伦理学可以说是以他律为依据的一切可能道德原则分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自爱原则是以经验为条件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努力的地方也正在此处，其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纯粹理性是否自身就足以决定意志，抑或它只有作为以经验为条件的理性才能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呢?通过一系列精致的论证，康德坚决指出个人的幸福原则不能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其恰恰是德性原则的对立面。
然而，康德也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受众多质料因素的束缚，容易将个人幸福原则当成属于自身神圣的职责，而摒弃了原本属于道德法则的领域。康德自己也坦言:未经批判之前，人类理性要经过一切可能的歧途，才走上唯一的正确道路。康德发现了一切行为背后所依据的原则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理性的。前者以幸福原则为出发点，以自然的或道德的情感为依据;后者则是以完满原则通为出发点。而个人幸福原则之所以要排斥，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则是虚假的，而且也因为这个原则对道德的建立全无用处。因为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绝非一回事，一种为自己占便宜的机智和一种使自己有德性的机智全不相十;而是因为，这个原则向道德提供的动机正败坏了道德，完全摧毁了它的崇高，它把为善的动机和作恶的动机等量齐观，只教我们去仔细计量，完全抹杀了两者的特殊区别。所以，在康德那里，一个以个人幸福为道德原则的人无法保证其日常一切行为的道德性，个人幸福观存在道德败坏的风险。
为了应对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个人幸福观，为了保证道德的纯粹性，康德认为制定出一个纯粹的，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而一切行为都应属于自律支配的道德哲学就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这样的意图，康德认为人们需要用一种个人德性观来代替个人幸福观，或者说，个人德性观优先于个人幸福观。这就涉及德性一同的理解。德性管问题在西欧哲学传统中，一直处于伦理学研究的中心。英语中Virtue是从拉丁语Virtus派生的。Vir意为男子，所以Virtus就是指有力量和丈夫气概。很显然，康德在制定自己的德性论时，完全意识到西方哲学的这个传统。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德性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德性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当然也就是自身的馈赠和鉴赏。康德则是以理性的思辨发展了德性概念。康德认为在德语中德性来自 (有能力)。德性可被理解为坚强的力量。他把德性看做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贵的品格，德性是人的意志的凝结并具有自主性的道德力量。而且德性只是在责任的格守中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这是由于创制规律的理性自身构成了执行规律的力量，所以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然而康德特别强调德性与责任是不同的，德性并不是责任，人们也没有责任去具有德性。如果主张有责任而去具有德性，这就不是出于德性，而仅是符合德性。康德认为一种行为只有出于德性，以德性自身为动机，才具有首先价值。这是因为德性自身可以发布命令，它的戒律中也伴随着道德强制。因此就德性与人的关系来看，德性作为整全性的东西，不能认为是人占有了德性，而是德性占有了人。因为人不能选择另一种德性，德性自身就具有实践的功能，而不是由人的感性来支配。所以德性所伴随的道德强制是不可抗拒的，这就需要一种坚强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坚强程度，则是由它所要克服人们爱好(自爱原则)所产生的阻碍能力的大小来评价。
康德指出正是德性自身作为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才能确保人类可以杜绝邪恶和诸种胡作非为。而一个人只有获得了德性，他才是自由的、健康的、富足的，是一个王。任何的偶然性和命运都无法剥夺他的德性，一个有德性的人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德性。既然德性本身就是自身的目的，那么人类的这种德性来源在哪里?人类拥有个人德性观的可能性在哪里?
康德指出德性来源于经验概念之外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在实践领域内的一个运用方面，是人所具有的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与能力。实践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因为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以达到作为目标的结果。实践理性也表达了行为客观强制性的一般依据，从而以理性决定意志，以意志决定行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的结论处写道:这部分析论阐明:纯粹理性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能够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东西自为地决定意志而且它通过一个事实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事实之中我们的纯粹理性证明自己实际上是实践的;这个事实就是理性借以决定意志去践行的德性原理之中的自律。因而，正是建立在纯粹理性具有实践能力之一论证基础上，康德才能理直气壮地指出个人德性观取代个人幸福观是理性对自身的要求，而且实践理性也有助于人们以正当的行为形成把握外部世界的知识能力与道德能力。
(二)意志自律成为唯一的实践法则
纯粹实践理性一方面作为人所具有的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从而保证了德性的可能，另一方面自身也有运行的基本法则: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康德从这条唯一的绝对命令通中推出了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第一条是: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第二条是: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上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上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第三条是:作为自己和全部普遍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这三次派生可以看成是在绝对命令的引导下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进到道德形而上学，再进到实践理性批判。其中第三次派生通最为重要，这就是康德著名的意志自律，即自己为自己立法。也就是说，将被动我必须(应当)如此行为变为自觉的我立意如此行为，服从变为主动。
所谓的自律管是相对于他律而言。他律是指意志由其他外在因素决定，这里所谓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异己意志，包括他人意志和人格化的上帝意志;一是感性世界，包括人基于其自然本性而追求功利、利益等行为结果的感性活动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等历史条件。这些在康德看来，全部都是把意志行为服从于外在因素的他律，而不是法由己出的自律，所以都是不道德的。康德把自律视为道德主体自主地为自己的意志立法:设定道德法则，而这种自主的设定排除了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列举了其看来可能容易成为德性原则决定根据的质料成分，并一一驳斥。康德甚至区分自律与他律的唯一尺度，就是看意志是否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无论这种外在因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