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教育改革的关注与认识也不断提升，并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介等多种方式酝酿、生发着代表社会心声的教育舆论、舆情，以此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参与到教育改革的洪流中来。但受制于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干扰，公众对教育问题、教育事件、教育政策的看法往往偏离了事实本身或违背了教育规律，使整个教育舆论环境遭受中伤。这不仅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纠偏，媒体的引导，更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以专业的知识与视角解读、质疑、释疑、澄清教育舆论事件，立足民生，聚焦热点，对舆论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通过学理上的探究，找寻出解决舆论困境的有效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建言，从而推动教育舆论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构建和谐有序的教育舆论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教育舆论的必要性
教育理论工作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向教育舆论，无论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本身，还是对公众、教育舆论的发展与走向及良好教育舆论环境的创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本身而言，以教育舆论事件分析为切入点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提升教育理论的实践品性，体现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实践关怀。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屡遭垢病，怎样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也就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重要瓶颈。如何突破，方式有很多，但由公众意见或建议聚集而成的教育舆论无疑囊括了教育实践领域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发挥理论功用的最佳时机，也是教育理论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从实践层而上来讲，教育理论工作者以理论研究为支撑，积极运用专业知识分析教育舆论，以舆论事件为线索进行深入详细的学理剖析，为公众展现教育舆情、舆论背后深刻的内在机制、机理及规律，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创制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不仅能体现出教育理论工作者深厚的理论学养及理论的实践品性，更体现了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关注实践、为了实践、投入实践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理论层而上来讲，通过将理论以言说的方式积极参与到教育舆论中来，一方而验证了已有理论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在与实践的碰撞中提升了教育理论的实践适应性与应用性，提高了自己的理论修养;另一方而，在分析与研究教育舆论、舆情的基础上，教育理论工作者会发现更多的理论生长点，这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其次，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教育舆论、舆情的分析及研究有利于普及教育理论知识，提升公众的教育科学文化素养，塑造舆论参与者的理性品质。目前，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我国的教育舆论环境而临着更加广阔的文化主题。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之间千兹万缕的关联使得教育舆论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同时夹杂着媒介的娱乐性使得教育问题的严肃性也有漫慢消解的危险。在这样的境遇中，由于缺乏对教育问题思辨、梳理、评估与判断的能力，公众舆论的功能将有可能受到弱化或被操控，舆论焦点被转移，公众意见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最终丧失公共舆论的基本功能。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为公众提供辨别、批判、建构教育舆论的工具教育理论知识及教育思维。而教育理论工作者作为教育理论知识与教育思维的典型代表，在传播理论知识与呈现教育思维方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教育舆论分析与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公众对教育理论的基本认识，而且还会引导公众学会从鱼龙混杂的社会舆论中甄别出哪些属于教育问题，哪些并非教育所为，为公众讨论公共话题提供一个明晰的框架;同时，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舆论的回应也在潜移默化的变革着公众参与教育舆论的观念、思路、行为及言说方式。而且在与教育理论工作者互动的过程中，公众得到了锻炼与教育，逐渐形成了对教育公共事件进行讨论、辩论、批判甚至建构的能力，为教育舆论的理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智力条件。
最后，教育理论工作者以理性的力量引导教育舆论的发展及走向，可以为教育的和谐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教育舆论氛围。就当前而言，我国的教育舆论氛围一直处于一种抵触、反对的状态中，教育舆论环境亟待改善。正如张斌贤教授所言: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一味批评、指责，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这就造成了学校、教育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造成此状况的原因除了源自于教育本身有难以克服的病疾之外，更多的则源于公众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理性是指各政治主体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社会政治这一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正的、可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公共理性针对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发挥作用，其特征体现为非私人性，以沟通和宽容为其表征。但现实生活中的公众，因其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其利益追求与利益表达不尽相同，进而造成了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看法，大家竞相为自己的利益群体代言，最终导致了舆论环境的恶化。而理性的引导就势在必然。相对于普通大众，教育理论工作者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到教育舆论分析中来，其身份的中立性保证了舆论分析的公正性，他(她)们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对教育舆论事件做出评判或解读，进而引导公众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对待教育问题;同时，基于弱势关怀的视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专家的介入能够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上升至公众舆论焦点，进而获得妥善解决，从而起到利益综合的效果。而这种理性的引导必然对建设和谐有序的教育舆论环境大有裨益。
二、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舆论关系的认识误区
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教育舆论分析与研究有诸多的便利与益处，但是察看现实的教育舆论概况，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舆论的参与度并不是太充分。之所以如此，在于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舆论的认识还存在着诸多误区。
其一，教育理论工作者往往将教育舆论归结为社会事件，而与自己的专业研究无大关联，所以对待教育舆论的态度也就相对较为旁观。相较于高深的教育理论研究，教育舆论事件所反射出来的只不过是种种教育现象的轮番上演;而且教育舆论的兴起又是源自于公众，因而往往被视之为庶人之言、草民之见，很少受到教育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和正确对待。因此，与其应对种种教育百态，不如深究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有所建树，这是教育理论工作者之所以拘泥于专业领域而却步于公共领域的原因之一。
其二，在参与教育舆论问题讨论时，教育理论研究者更习惯于被动受邀而非主动出击。随着公众求知欲与求真意识的增强，媒体或政府会邀请有关教育专家出而为特定的教育舆论事件做出理性的解读或对策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教育理论工作者会自发地参与到教育舆论事件中来，为公众解疑释惑，澄清事实真相，探究事件本质，为公众提供一个圆满的咨询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理论工作者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专家角色、咨询角色，而非参与角色，有一种自恃清高的情感掺杂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意识之中。
其三，教育理论工作者认为过多的参与教育舆论讨论与分析会弱化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是建基于教育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由于专家掌握着特定的知识，所以人们通过对专家予以信任的方式来实现对知识的共享、理解和运用。但是，在社会信息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专家的教育理论知识并非就能成为解决舆论问题的一剂妙药;而且，如果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关涉政治话题的教育舆论事件(比如教育决策)过度密切也会使中立的专家身份遭受质疑，甚或被视为某一利益群体的辩护者;同时，由于大家对教育舆论事件理解角度与所处立场的不同，也容易使公众对专家人格产生不信任，专家形象蒙受污点，专家声誉遭受损失。由此，有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对于教育舆论也是望而却步。
其四，教育舆论问题的解决应诉诸于教育行政部门(即有事找政府)。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公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法律观念、正义精神的不断崛起促使政府开始由原来的中央集权控制模式转向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事找政府成为公众寻找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其工作性质的流程化，决定了他们更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式的关注。只有教育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教育舆论分析，才能为教育舆论研究打开思路，才有可能超越事实判断而进行价值判断，为教育改革的舆论建设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撑。而将教育舆论问题的解决全推至于教育行政部门，有失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担当，在一定程度上有推托责任之嫌。
三、从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教育理论工作者角色的重塑
出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中央和地方等许多政府机构纷纷建立了专家决策咨询制度、重大决策专家论证机制等，包括一些舆论事件的公开处理中也会邀请专家为公众释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理论工作者应顺应时代需求，主动从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以重塑教育理论工作者在教育舆论中的角色。
首先，强化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群体责任感，主动参与甚至设置议题。正如前文所言，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教育舆论有诸多的顾忌及对教育舆论认识的误区，因此，在参与程度上就表现出明显不足。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随机的而不是有组织的，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参与是当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教育舆论的主要形态。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强化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群体责任感，由自发走向自觉。自觉参与教育舆论分析与研究既表明了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实践的关怀情结，也是基于对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的理性认识对教育研究和教育学实践品性的认识与理解。为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在教育舆论中担当起意见领袖的职责，主动回应甚至设置议题，将教育话题带入公众视野。近年来，我们也欣喜的发现有些教育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些知名专家开始在各类媒体上开辟专栏、发表见解、接受采访、互动交流，正在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观点或立场传递给公众，其意见领袖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专家对教育舆论的意义与价值，不是将专家的作用仅仅局限于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为政策实施做合理性论证，而是要赋予专家实质的话语权，实现决策者与研究者的平等沟通;同时，搭建平台引导教育理论工作者放下身段，深入群众，谦逊的对待公众意见，给予公众与专家对话交流的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其次，以专业的视角积极主动地回应教育舆论事件。相较于媒体浅尝辄比的舆论报道，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舆论更能够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与舆论引领。教育理论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其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业认识以及专业的分析路径都是其他舆论从业者所不及的。虽然媒体在舆论的兴起及推动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要对教育舆论做出专业的回应，教育媒体还应求助于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舆论做出专业的解读。所谓专业态度，即首先要秉持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基本的价值规范及客观规律的理念，认真严肃的对待教育舆论事件，而不是以娱乐的态度将事件作为消遣。专业知识，即能够用教育理论的专业术语、概念、逻辑从教育舆论呈现的内容中抽象出学术问题，并通过对学术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向公众展示教育理论知识运用的内在机制与价值，提升公众的教育科学素养。专业认识，即教育理论工作者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各种教育热点问题的追踪上，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教育舆论背后的真相与真知。在探究过程中，不仅要寻根究底，着重于事件本身的微观考察，更应当有总体性思想，将舆论事件放置于共时性结构及历史性结构中去，使与之有盘根错节关系的其他内容明晰地展现在公众而前，从而全而的把握事物的本质。专业的分析路径，则强调教育舆论分析要回归学术路线，包括搜集相关舆情、舆论，查找关键词并进行文献综述;表明立场、作出价值判断并申明理由;提出解决教育舆论问题的教育对策以及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建设建议等。
再次，加强理论创新，增加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独立性与批判性。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教育舆论的主题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对教育理论的渴求也会越来越强烈。但与不断高涨的公共舆论相比，教育理论的创新却显得相对滞后。而对教育舆论中出现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教育理论束手无策，失去了用武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实。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而，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教育舆论场域，对教育舆论事件中的人、事、物进行全而的认识与了解，不只是实现教育学领域中理论的创新与突破，还要在教育学与舆论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关联中实现学科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适时调整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从专业领域的局限中走向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从层出不穷的教育舆论新闻点中寻找到教育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认真把握教育舆论中新闻点中的新是新闻的新还是教育的新?这是新闻从业者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在教育舆论传播中价值选择的根本区别)，以思想观念的不断创新实现教育舆论环境的健康持续发展。教育理论工作者也会由此而获得公众的信任，树立公众威信。同时，理论创新还会提升教育理论工作者地位以及人格魅力，使教育理论工作者本身在处理教育舆论事件时更具有独立性与批判性，从而捍卫自己中立、公平的形象。
最后，加强与教育舆论相关者的沟通与合作以实现对教育舆论的整体把握。从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待教育舆论时不再是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抑或是对教育舆论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评论或解析那么简单。如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不同利益群体对教育的诉求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希望能够通过教育舆论的作用营造一个利己的拟态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舆论是民意的反映，然而利益的驱使也会使教育舆论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获得利益的手段。正如黑格尔所言:公共舆论中真理与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这种错误的产生也许是由于常识、认识问题，也许是由于利益驱动所使然，于是教育舆论就有了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在这冗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获得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不仅要求助于自我对教育规律的准确认识与把握，而且还要学会与教育舆论相关者沟通与合作，以获得对教育舆论整体的把握。具体而言，教育舆论的相关者主要包括以下主体:教育舆论的发起者或触发者，其发起的目的与意义何在?教育舆论的传播者，主要是指各类媒体，他们对事件本身是什么态度，有何种立场?教育舆论的管控者，主要是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对舆论有什么样的反映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进行干预?公众对此事件的态度、反响如何?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监控系统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领域，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教育舆论分析来说无疑提供了绝好的原始素材。在此基础上，理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以获得舆论事件的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