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产业转移；区域发展差异；劳动力成本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刘易斯转折点；产业集聚效应；要素成本效应
一、引言
二、劳动力成本冲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
1.区域发展差异
虽然很难准确描述各区域在各年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具体变化，但是可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该时点上不同区域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进而对区域间人口红利状况做出大致的推断。图1给出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东、中、西部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有更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4.53‰），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5‰以上。可见，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将较东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多延续一段时间。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其人口红利结束的时间也会略早于全国整体及中西部地区。
2.劳动力成本冲击
对于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决定的，企业只需支付劳动者生存工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劳动力，在这个阶段，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07；Zhang et al，2011），普通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也就是说企业开始逐渐给劳动力提供高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种工资的上涨是补偿性的，补偿一直以来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生存工资。这样补偿性的工资上涨，再加上劳动需求层次提高带来的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所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给不同类型的企业造成影响的程度会有所差别。比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成本所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上是不一样的，因而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同。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资本来从事生产，从这个角度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可能更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更多的是低端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也低。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是无限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停滞在低水平上，低端劳动者与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显著，因而，这个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反而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见图2）。
如图2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升级，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为明显。但是有意思的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求的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开始快速上涨。在2004年之前，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少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之后，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开始超过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而言，在未来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的影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成本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相应的利润则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侵蚀。 进一步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各自的情况则可以发现（见图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显著低于中西部，具有较为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中西部的一些投资倾斜政策使得其综合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推动了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占总成本，还是占总利润的份额都在大幅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开始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8年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已开始超过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日益显现出其在劳动力成本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的诱致因素
正是由于区域发展状况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影响的不同，从大约2004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曲h 等，2013）。那么，产业在区域间的布局是什么因素决定的？诱致产业布局变化和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于过去几十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最主要的优势来源于大量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那么我们在考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和转移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从区域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冲击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从产业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冲击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制造业形成、发展和转移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构建产业形成模型，观察制造业的形成受制于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在区域制造业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中，各因素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以县级区域制造业的资产数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县域产业经济的形成过程；解释变量包括产业集聚度、综合税负成本（具体为每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商总税收水平）以及劳动力成本；同时为了控制县域经济体规模，在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K为县域制造业资本水平，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popu为人口数目由于在1998年和1999年的统计数据中未能涵盖工资（劳动力成本）的数据，为了得到更多年份的情况，同时考虑到本部分内容所需的预测值以及移动平均值等指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部分的模型里舍弃掉工资（劳动力成本）变量，但包含观测值在各年份相对完整的综合税负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对产业形成的影响效果与综合税负成本类似。 。
为进一步考察哪些因素诱致了产业转移的发生，我们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整体的比重的变化分解为各因素的贡献效果：依据每年样本数据估计出县域制造业资产决定方程，反推得到各年各县制造业资本水平的预测值，再根据各因素的均值和系数，将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上述各解释变量的贡献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根据各年样本数据估计县域资产水平的决定方程为：
四、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
前文以全国统一的产业形成模型，分解并解释了产业集聚和要素成本在诱致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初在东部沿海地区聚集而后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中的贡献，结果表明：在产业形成过程中，产业集聚效应主导了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积聚；随着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发展成熟，成本因素（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诱致因素。那么，作为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路径是否存在差异？分别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 接下来，考虑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分别对沿海和内陆两个样本进行分析，以考察起步较早的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在制造业形成上的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的做法是，在模型中控制县域的固定效应，分析不同区域各影响产业形成的变量对县域制造业形成的动态作用效果。在上述模型的每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其与时间（所在年份-初始年份）的交互项，同时还加入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t代表年份；T代表以1998年为起始年的时间（即“所在年份-1998”），D为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wage为县域工资水平（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 effect）。
应该说模型估计的结果较好地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在沿海和内陆的形成以及产业转移的发生。首先看总体制造业的情况（见表2）：对于沿海地区内部而言，产业集聚的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产业集聚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沿海和内陆之间，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并不明显），模型中唯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综合税负成本。这说明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其进一步发挥效应的潜力有限，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经营成本已成为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在加入工资变量后，包括产业集聚在内的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都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工资变量与产业集聚等其他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代表要素成本的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效应有所增强（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较显著地为负），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形成初期更多地受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但在后期产业集聚的效应减弱，而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效应逐渐增强。
再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见表3）。根据同样的模型对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随时间而减弱比制造业整体更为显著（系数的绝对值更高，显著性也更强），也就是说，制造业近来发生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同时，产业聚集效应基本上不显著了，甚至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呈现出负效应；而在决定产业形成或者产业集聚的因素中，工资（劳动力成本）起初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哪怕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工资（劳动力成本）逐渐阻碍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聚集。这些都说明，经济和产业发展初期吸引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力量是产业集聚效应；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和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时，沿海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要素成本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相关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与此同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其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挑战；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并依托其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而承接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对于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处理好劳动就业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是成功渡过中等收入阶段并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蔡P，王德文，曲h.2009.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J].经济研究
（9）：4-14.
范剑勇.2004.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J].管理世界
（11）：77-96.
胡英，蔡P，都阳.2010.“十二五”时期人口变化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M]//蔡P，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
（3）：483-499.
RUAN J，ZHANG X. 2010. Do Geese Migrate Domestically？―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R].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1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