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的农地产权改革，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专家认为，中国农地产权关系较为特殊，在当前的确权颁证过程中，要明确农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所谓确权是赋予农户承包权，承包给农户的使用权可以是多元的，这样农地就可能有多个使用权主体。我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没有解决产权主体与产权关系问题。因为农地所有权决定其他权能主体由谁代表，怎样发挥作用，怎样实现其职能，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我认为，如果能确保农地经营权与收益权长期不变，实际上就确保了农户成为农地产权主体，即使多元化也是农户分散自己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比如老挝、越南等国）的经验，不让农地所有权缺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于如何实现农地流转，在一些专家看来，通过确权颁证确定了农地承包权主体之后，农地使用权就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流转。但问题在于，当前能够成为农地使用权主体的只有有资格的其他农户，一些企业资本只能通过租赁形式成为有限期的使用主体，而无资格的其他农户或者市民不能成为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同时，许多农户们仍然视农地为生活的最终保障，宁愿将土地撂荒，也不愿把农地流转出去。我认为，当前农地流转的困难仍然是农地产权关系没有理顺造成的。
实现农地的合理流转及经营，目的在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达到此目的的关键在于使农民的收益、集体的收益乃至国家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农地流转及经营的收益实现及收益分配问题至关重要。根据所有权决定其他产权权能的马克思经济学观点，按照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我认为农地流转及经营收益应在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农地的绝对地租由农地集体所有权形成，应当归集体所有，且只能适当将其部分分配给承包农户，不能全部给农户。在现实生活中，绝对地租没有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现象十分严重。级差地租也应该进行合理分配。例如，国家投资修建道路，会改变农地的交通条件和价格，形成级差地租，国家理应参与这个地租的分割，而不能全部归于承包农户。
在各地农地流转的实践中形成了东海模式、崇州模式、都江堰模式等都众多模式，并且由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形成不同的农地经营模式，积累了不同的流转经验。长江中上游农地产权制度乃至经营制度改革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坚持中央提出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等共性之外，应通过不同的产权实现形式，不同的农地流转和经营方式，形成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以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