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梁启超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其文学创作时期处于新旧交替的世纪之交，其代表作《少年中国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散文，而且还是百年经典名篇之一。从文学风格看，《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篇作品作于190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作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和散文家，他的代表作除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外，还有《敬业与乐业》《饮冰室主人自说》和《中国文化史》等。《少年中国说》这篇散文在近代文学史上是首屈一指的佳作，对未来之中国充满乐观自豪，洋溢着昂扬进取的气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传统文学与梁启超启蒙文学比较
文学启蒙是文学走向大众化的直接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学理念中，文学是作为启蒙的工具而出现的。所以，文学为了达到超越传统文学框架的目的，首先要对文学的内容进行革新，而新的内容需要新的表述方式来表现。因为，当时中国古典文学一直采用的是文言文，语言和文学处于“言文分离”状态，它较少受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使文学的表现力受到很大的束缚。文言虽然具有语言简洁凝练的特点，但是存在着语义模糊、逻辑性不强、文体模式僵化的缺陷。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文言文的使用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基于此，针对文学内容方面，梁启超先生首先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民众的需求。文学内容的改革使得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迈进了很大一步。有利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晚清文学走向了大众。
近代黄遵宪是提出语言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一人。他的观点是“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在《杂感》这首诗歌中，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牢？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句话的意思是言文要统一，文学不需要晦涩难懂，而是要通俗易懂，白话文创作的作品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裘廷梁也指出文言分离的弊端，“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千年文字之大厄。”之后他提出了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唉？”在他的文章中，他极力地宣传白话文，提倡运用白话文。受到他们的影响，梁启超对于文章和语言不统一的现状也产生了诸多不满。
在梁启超长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文体，受到了当时文人与普通百姓的欢迎。此外，还通过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汉字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当时的新词汇都是梁启超首先使用的。如何使得文学大众化，梁启超主要列举了几种措施：第一，从文体的角度创新，最为上乘的选择当属小说文体。第二，从语言角度方面，可以大量地使用西方词汇，通过白话文创作。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以诗文为主，在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小说则被排斥，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主流，地位较低。可以这样讲，在中国传统文学看来，诗文是高雅的，小说是庸俗的，就像是庙堂之音与瓦斯之音尊卑高下的划分。但是梁启超将小说放在了文学最为上乘的地位，打破了传统的文体等级划分，在近代文学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二、《少年中国说》中的文学观
十九世纪末期的“诗界革命”，梁启超此时仍旧认为“新语句”是衡量新诗的重要标准。梁启超发表了《少年中国说》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运用新鲜的实例、新鲜的问题以及白话的语言将启蒙思想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代表篇章，著名的散文《少年中国说》是表达作者梁启超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新民文学潮流与启蒙文学萌芽两者都在梁启超的“诗歌领域”和“小说领域”中有所表现。最开始只是一种含蓄的文学表达，那么随着创作的成熟，在他的“文学界的创新”中就将这些思想非常生动地阐述了出来，梁启超的文学观点以及出发点都是为了启蒙，不仅如此，启蒙文学观念迅速发展，给后世文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晚清时代，甚至成为很多具有创新精神作家的主要追求目标。《少年中国说》不同于传统的文学观点，将地位低下的小说一下子提到了极大的高度，而且梁启超在文章的末期写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新小说始！”表明了他推崇利用小说进行启蒙的大胆思想。梁启超的文学观念有着鲜明的启蒙内涵与语言通俗性特征，而且这两者特性把这类新文体快速地传播和普及。
从形式方面来看，梁启超文学中的通俗性实际上表现的是形式方面的通俗，因为这些通俗的外表之下包含的却是极为高雅的内容。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渗透着自由、公民、权利、义务等内容，这些内容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是极为常见的，但是对于社会思想还很落后的中国来讲，这些词语处处渗透着新鲜，却又很难理解。《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运用新文体所写成的散文，充分体现了其新文体的风格，大量运用了比喻和对比的手法，带有极强的震撼性。文章慷慨激昂，且气势奔放，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的热爱之情以及殷切的期盼之感。从表达技巧上来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反复阐述，论说有力，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例如，在《少年中国说》结尾那段展望祖国美好未来的文字，每个生活在当年内忧外患交困中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目睹人民的痛苦，读了这段文字，就不能不奋然而起，投身于时代的浪潮之中，创造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少年中国”。在文章结尾，引宋朝爱国英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并表示弃“哀时客”之名，更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以勉励自己，也激励青年，不要虚度年华，以免遗恨于晚年，充分地表示出作者改革到底的决心。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大胆的改变，在继承了传统民间文学的前提下，采用了西方的文学写作手法，并进行了尝试和改造，使得中国文学得到了极大的现代性转换。例如在第六节中用类比的写作方法，论证昔日之环境时使用了比喻手法：“正如婴儿长大成人一样，她已经经历了胚胎时期，乳哺时期，童子时期，而今刚刚开始进入成童以上的少年之界”。关于叙述视角和结构方式的运用，梁启超在其作品中的手法和传统的有很大不同，他抛弃了原来必须遵从严格韵律的模式，而是运用了较为活泼的散文结构，更加接近日常的口语语言，这些都是梁启超文学中所作的现代性文学的尝试和探索，读者接受起来更加容易一些，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展和转折。梁启超文学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他的文学作品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功能的作用。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内容是现实中所发生事情的再述和现实问题的反映。因此，虽然和传统文学一样都具有“载道”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的文学价值观念却是不一样的，具有浓厚的现代化思想意识。虽然在很多地方他都避免不涉及到文学的本体本性，但是毕竟是缺乏审美意识，在实践方面不自觉地就推动了文学的嬗变，这种推动不是本体性的。站在作家角度，其实梁启超明白作品只有具有艺术价值才能永久流传，但是他仍旧是将社会功能放在首位，创作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作品。他的作品大都带有启蒙作用，在晚清时代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创作，给当时的读者打开了一扇可以通向更远之处的大门。 在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中，他通过利用俗语的文体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进行不断地改进和革新，将日常口语与读语写入诗句当中，并且融合了西方的新词汇与语法，比如“经济”一词，使得诗作的语境新颖，能够灵活地展现新思想，显示出文学语言可以更加通俗易懂。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这一特点是革命性的成就。文学的最终价值就是让大众摆脱愚昧，脱离社会对其的束缚与遮蔽，充分提升百姓的思想。所以利用新文体与观念才是衡量文学作品是否有重要意义的标杆。
结语
学者严复在著作《与熊纯如书》中曾说：“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在这里给予梁启超的文学作品很高的评价。后来梁启超在创作并发展这种通俗的“新文体”时也间接承认自己的文学作品由于结构清晰、语言明确并带有情感内涵，这种新文体特质对当代文学也有深远影响，就像有魔力一样。这种通俗且易为人们接受的形式及其所包孕的新思想，不仅在晚清文学改良作品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这种文体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今人的文学创作。
梁启超推崇的一系列文学活动，不论是在其意图或者结果等方面，都是对传统文学的颠覆佳作。和古板僵化的中国古代散文对比，自由活泼且能够反映时事的“新文体”才能够接近我们的生活实际。越是贴近口语越能够被广泛接受，更加顺应时代的发展。这些文学作品能够反映现代人的基本观念，推动了当时社会文学的进步，进而为其后的一系列文学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和人才队伍。这种新型文学风格已经感染了清末的文坛，使得五四后现当代的文学都受到其深远影响，成为打开现代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