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2010年初，我为改版了的《太行文学》向杨红约稿，她说她就不给我散文了，这回她要让我看看她的小说。我心里苦笑说，原来不知不觉间人人都成了小说家！我看到她给我的小说是一个中篇，心里再叫一声，原来所有写小说的现在都写的是中篇哇！我对中篇小说素无好感，觉得那怪怪的长度很是考验人的耐心，它之考验耐心，在于它无法对应于我们一般的心理经验，或者它简直就是对固有文学秩序的一种滋扰和叛乱。我甚至认为，中篇小说的结构非驴非马，属于非典型小说，写中篇小说的人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构造长篇史诗的雄心，亦缺乏发现金子般的短篇故事的才情，于是才去弄中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预先就带上耐心，我在电脑屏幕上开始读杨红的那个写大学校园生活的中篇小说。
这一看不要紧，一种惊艳发生了。杨红小说的语言之美惊到了我。我想，还没有人这么写过哇！那一刻我已经不需要耐心，只需盯住闪亮的屏幕，慢慢享用即可。整篇小说看完，我确定，最可称道的是她的语言。此后四五年间，我阅读，编辑，刊发了杨红的中篇小说若干部。初遇时的惊艳之感不消说会慢慢消退，代之以对她的语言风格的熟悉和亲切之感。随后，也就是前些日子，我第一时间发现《天涯》主编王雁翎女士的微博推荐了将发表在《天涯》杂志的杨红的小说《最远的是爱情》，紧接着，《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先生要我对将要登上《山西文学》头条的杨红小说《山谣》评说几句。我想杨红对此一定心下淡然，因为她对于小说语言经营有年，她的自觉而又强烈的语言意识早已到了成熟地步，这一切并非自今日始，只是今日才被人认知。
杨红小说语言的根部在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并不稀奇，很多人像杨红一样，也在古典文学上下足了功夫，而她与相类者不同的是，她的语言除了《红楼梦》《水浒传》之外，还另有一个源泉，那就是元代杂剧，即古代戏曲的语言。她在这里找到了汉语言那又俗又雅的韵味。遗存于俗雅之间的这一点古意，经过杨红的实践，看起来最是适合小说。这让我想到汪曾祺，汪曾祺作品中有戏韵，汪曾祺小说也是散文化的。有了这样的小说，我们看小说，就可在情节和所谓的“内容”之外，又别有看头。而他们的散文化的小说，都将戏曲中大喜大悲，高亢激烈的情怀，转换成了沧桑阅尽，故国风雨，长河落日圆一般的中国美学叙事。
所谓圆融者是也。
至于小说人物，他们在杨红那里始终是那样的安然、自在，《山谣》中的父亲，《最远的是爱情》中的母亲，都性情纯厚、温和，温和到几乎是历史中的和谐因子，这与我们见惯了的大多数小说人物是不同的。自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发端以来，小说人物均在悲剧性的命运中抗拒和挣扎，而杨红的小说人物似乎活在了主流之外。对于命运，接受还是反抗，这是一个问题。
杨红小说的环境和景物描写，固然是人物心理的一种侧写，但也有着风物散文的味道。她身在江南，似乎要借此不断地回返到她的太行山故乡。我惊异于她的良好的记忆力，尽管我并不认为她笔下所有的景物描写都是准确的。
她对于方言和民歌的运用，亦是服从于小说整体，与人物性情、风物描写，共同构成了她心目中和记忆里的大地景观。这一景观无论在什么样的日子和生活中，始终是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