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是我国语言学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不论是文字、古音、还是训诂,较之前几代都有很大发展,呈现出全盛的态势。本文试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对清代语言学的发端、发展、尾声进行一个历时的梳理,另外,对清代语言学如此繁盛的原因也进行了探究,期望能对清代语言学的发展有一个完整的描述。
关键词:清代 语言学 文字学 古音学 训诂学
中国语言学史的发展道路,从时间上看,大致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五四”以后这几个时期。按性质划分又可分为以训诂为主的时期,以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以及西学东渐的时期。但无论哪种划分,清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被看作我国古代语言学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是由于其间语言学家辈出,大批优秀的语言学著作问世,传统的“小学”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下面就对清代语言学发展的脉络做一个大致的梳理。
一
首先来看清代语言学的发端。说到清代语言学的发端就不能不提清代语言学的开山祖师、清代语音学奠基人顾炎武。顾炎武著有《音学五书》《日知录》《韵补正》。在《音学五书》的“序言”中,他提到语音是逐渐变化发展的,因此,他把汉语语音的发展分成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与之相应的著作,他对语音的源流发展十分重视。在《日知录》中提倡“舍经学无理学”,呼吁学者摆脱宋明理学的羁绊,直接求之于古经,去寻求“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在顾炎武、戴震等学者的倡导下,思想解放的潮流如潮水一般迅速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开来。
二
清代语言学的全盛出现在乾嘉时期,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貌。著名的语言学家有戴震、段玉裁、朱骏声、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
(一)文字方面
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清代可以算是首屈一指。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研究《说文》的专家,其中著名的四大家是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我们来逐一进行评说。
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对《说文》原本的内容和意义进行阐发并另加补充说明。段玉裁的创造性表现在他敢于批评许慎,不迷信权威,凭借自己对小学的深厚休养纠正了许慎的一些错误。另外,他注意到词义的变迁,运用历史发展观点分析词义,重视词的后起义。不过他也存在一些不足:①凭借自己的研究,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擅改《说文》。②拘泥于小篆字形,拘泥于本字。③引申仍有不恰当的地方。
桂馥著《说文解字义证》,因桂馥笃信许慎,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为《说文》搜集例证。它的材料丰富,广取博征,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只是由于迷信《说文》,为原本就错误的理论搜集例证这一点是极为不可取的。
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此书包含三方面内容:“说文”“通训”“定声”。“说文”即以《说文》的内容为基础加以补充;“通训”讲的则是专注、假借;而“定声”就是把文字按古韵分类。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全面解释词义。它效仿许慎专讲本义的格式,又讲字的本义、引申义。每下一个定义,一定有真凭实据,对故训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对本义、专注、声训加以区别,可谓是科学的研究。他也有缺点,比如对假借的某些认识还有误区,对转注、假借、别义、声训之间的界定还不够清楚。不过这部书在语言学上的巨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王筠《说文句读》的功绩主要在于对《说文》内容的整理,他重视文字学的普及工作,这在语言学家中是比较进步的。
(二)古音学方面
古音学家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他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陈第的思想对古音学家顾炎武有很大影响。
顾炎武一方面吸收陈第的古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古籍笺释、搜补、辨伪、辑佚并与实际调查、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古音。顾炎武在语音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他离析了《唐韵》。第二,以入声配阴声。另外,在陈第和顾炎武的倡导下,古音学的原则逐渐建立,后来所有的古音学家都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研究的。
江永是康熙年间人,精通天文、乐律及音韵,他在语音学上特别注重对音理的研究。他区别开口元音和闭口元音,又以入声兼配阴阳,他在顾炎武的基础之上将韵部分为十三部,这比之前的语音学研究要进步很多,后来的戴震等人也受其影响。
戴震的古音学著作《声韵考》《声类表》很有见解。在古音学研究上颇有成绩:第一,他把入声独立起来,这对后来古音学家的分部都有很大启发。第二,他把祭泰夬废四个韵部独立起来。戴震后来还提出“因声知义”等论点,这给他自己和后来的学者指明了一条研究的方向。
清代有一个学者在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就是段玉裁。段著《六书音均表》将古韵分为十七部,比江永的划分更为细致。他还创立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后来的字书编纂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段玉裁认为古无去声,认为中古时代大部分去声字来自入声。不得不承认,这是古音学方面的一个新发现。段玉裁也有错处,那就是误把应归入侯部的屋声、谷声、卜声、木声一类字归入了幽部。
孔广森将古韵分为十八部,因从小受业于戴震,所以更加遵从戴震的思想,他将冬部从东部分出是明智的,这得到了一致的公认。他还首创阴阳对转的理论,指出入声是对转的枢纽,这一理论是可取的。缺失在于,他由于受自身方言的影响,认为合部应归入阴声类继而主张古无入声,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戴震的另一位高徒是王念孙,著有《诗经群经楚辞韵谱》,王氏又将古韵分为二十一部,较前人更为科学。他认为至部、祭部、缉部、盍部都应该独立。他以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的原则为指导,所以至部、祭部包含入声,他把从“屋”、从“谷”、从“木”、从“卜”……的字都改隶侯部,这是王念孙对古音学研究所做的贡献。
江有诰“自奋于穷乡孤学”,但他的研究结果与王念孙基本相同。而他也同王念孙一样把古韵分为二十一部,不同的是他把“至”部去掉了,多了“冬”部。江有诰是清代语言学家中对古音学做出最深入、最全面研究的学者,他和江永一样精于等韵学,在古韵部已经分定的时期,他的等韵学研究就显得更有价值。他的《谐音表》也是按照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制定的,这种符合时宜的精确的分类与描述对后代古音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到了后来,章炳麟、黄侃对王念孙、江有诰的韵部分类又有所修正。章炳麟将其分二十三部,黄侃分二十八部。章炳麟认为古音有二十一纽,黄侃认为古音有十九纽。总的看来,章炳麟对“部”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而黄侃以照系二等并入精系,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借鉴意义。
(三)训诂学方面
清代中期在训诂学方面比较有成就的要数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等人,他们秉承“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的信条,在训诂学领域卓有成绩。
王念孙,著《广雅疏正》,此书是为张揖的《广雅》做注。文中校正了许多伪托错乱之处,援引经传来证明张书,对易懂的字则不加以解释,不懂的字义则不强加解释。他的训诂方法冲破前人训诂方法的束缚,解决许多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中国语言学史上标志训诂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
王引之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他主张古音求古义。《经传释词》中,他贯彻了声近义通的原则,体现在词条的安排上,卷
一、卷二是影喻母字;卷
三、卷四是影晓匣母字;卷五是见系字等等。
郝懿行的主要著作《尔雅义疏》,对于易懂的字义也不加解释,但是一旦注释,即力求精确,此外,他重视声音,把整体的双音词看成可以分割的两个单音词,在此基础上《尔雅义疏》可以补前代对《尔雅》所做注的不足,也纠正各类错误,成就较大。
三
清朝的鼎盛时期一过,语言学研究也随之走向下坡路,不过仍出现了一些颇有建树的学者。训诂学方面俞樾著作甚丰,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他提出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和训诂的联系与区别,注意到词的存储义与使用义的区别,认为训诂要“随文释义”。他在训诂实践中反对穿凿附会、追逐新奇的做法,认为只要训诂可通,符合文意即可。作为晚清实训派训诂的代表人物,俞樾提出了“以子证经”的训诂方法,他还破通假、求同源、通语法、辨语义求训诂。此外,在训诂实践中,他大量运用转语理论、右文理论等。不过,在他的著作中也存在古音通假说的流弊,显得美中不足。在训诂学方面,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大师章炳麟,师承俞樾,著作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新方言》一书利用汉语音韵学来讲解方言词汇,根据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证古语,以义正声或以声求义,对汉语语源的研究有较大影响。在经史方面,他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及汉儒著作和史书上字义的考释,对训诂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四
在清代,语言学能有如此发展,着实令人费解。探究其原因,一时间众说纷纭。笔者现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一部分开明人士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很多语言学家如江永、戴震等都学习过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这促使他们养成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去研究小学、研究语言学,也就更为科学。第二,清代学者秉承良好的师承,学风优良。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而王念孙与王引之又是父子关系。按此类推种种,清代学者在学术上的相互促进,代代继承可见一斑。正是有了良好氛围的熏染和一代代的累积,清代语言学把很多优秀的理论精华保存了下来。第三,清代统治者对文化的高压政策,致使学者们避谈时事,转而躲入故纸堆中。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像晋人崇尚清淡,笔者认为这和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有关,加之清人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于是,清人对小学的研究也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
五
清代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在文字学方面、古音学方面、还是训诂学方面,都是对前朝语言学不足的一种弥补。因此,清代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繁荣时期。但清代语言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大致有这几大方面:第一,小学始终为经学服务,成为经学的附庸,不能独立地成为一门学科。第二,一批语言学家所表现出来的厚古非今的思想倾向,一味地崇拜秦汉的经典,研读古书,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停滞在古代,很难向前展望。第三,滥用古音通假的说法,把声近义通作为字的考据原则在本质是上错误的。总而言之,清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可喜的,这要求我们在看到它缺点的同时,更要意识到它在一个封建时期艰苦跋涉而取得的成绩的不易。清代学者们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务实的思路和朴实的作风成为中国后来治学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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