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1月，中国国家足球队再次启程，远赴澳大利亚征战第16届亚洲杯足球赛。几乎没有多少球迷看好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的前景。国足多年来的惨淡表现和严重退化，已经让球迷越发失去谈论的兴趣和激情。
校园足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一名言的回归和践行，也是对“足球普及”这一客观发展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中国足球一代传奇李惠堂，就曾经给中国足球明确指出了发展思路：“提倡足球须从普及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足球水平曾在亚洲俾睨他国，而李惠堂可说居功至伟。他不但是当时中国足球风气的带领者，也是开启中国甚至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代表了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我们为何能称雄亚洲足坛多年？本文希望走近这位中国足球的先行者，让读者试着从他身上探寻些许中国足球复兴的密码和发展的启示。因为他的高尚球德、精湛球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至今对振兴中国足球、改变长期落后的现状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重新讲述“传奇”的意义还在于，他不仅能向后人提供精神支持和鼓励，还能为我们重塑往日辉煌提供信心和力量。
在国足此次征战澳洲前，早在上世纪20年代，李球王就两次远征澳大利亚，在55场比赛中砍瓜切菜般地打进60球，保持了国足史上A级赛进球最年轻的球员的记录。他首次代表国足参赛时才17岁，而他对于足球须“从普及着想，不求畸形发展”的感悟，放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李惠堂究竟有多强？这是一个至今无解的问题。外界对他的质疑，普遍集中在对他是否有资格与贝利并列为球王上。
是否为球王，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在国人至今为此吵闹不休时，我们不妨冷静下来，从故纸堆中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足球先行者。
不管是在欧洲跟世界顶级球队巡回比赛，还是远赴东南亚或澳洲拉练赛中，李惠堂进球无数，的确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超级前锋，在他的带领下，国足可谓打遍亚洲无敌手，更是从未把日本队放在眼里。
他也是第一位受到国际足坛肯定和尊重的华人足球运动员，球员时期被欧洲职业球队相中，退役后拿下首个华人国际裁判资格证，耳顺之年更是当选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中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他还著书立说，奉足球为“国球”，到处推行足球运动。在中国香港，他常常引领南华队问鼎各类冠军;在中国台湾，他曾率中华台北队两夺亚运会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人在亚运足球史上夺得的仅有的两块金牌。
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可谓是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
差一点加盟欧洲顶级联赛
这名球员并不是体格强壮的欧洲球员，也并非来自传统足球强国，甚至他连一名职业球员都算不上。他叫李惠堂，是一名中国人。这次他是以队长身份，率队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德国柏林参加奥运会。没想到首场就以0比2输给英格兰队，止步首轮。完成奥运使命后，李惠堂和队友们开始在欧洲巡回比赛，同时挣一点路费回家。
跟红星队的比赛是此行第五场友谊赛。上半场，红星队就以一比零领先。下半场风云突变，在李惠堂的带领下，国足由杨水益、冯景祥两名前锋连入两球，以二比一反超。李惠堂在比赛中策动多次反击攻势，给对方造成了很大威胁。可惜终场前10分钟国足晚节不保，被红星队再进一球扳成二比二平完场，错过了又一次战胜欧洲职业队的机会。
比赛结束后，主教练在更衣室找到李惠堂，希望他加盟红星队。虽然红星队在联赛中排名落后，但也算是支法甲老牌强队。球队历史悠久，由法国足坛名宿儒勒・雷米创办于1897年，是法甲的创始球队之一，曾5夺法国杯冠军。
俱乐部的眼光精准。在这支杂牌军一样的国足中，李惠堂是当仁不让的核心人物。在跟红星队比赛前，国足曾与1935-1936赛季奥地利甲级联赛季军快速队比赛。面对这支货真价实的欧洲职业强队，国足虽以二比四告负，但李惠堂打进精彩的一球，相当不易。
实际上，看上李惠堂的不仅仅是红星队教练。在奥运会上跟英国队比赛时，到场观战的阿森纳领队阿里逊询问李惠堂的年龄，随后惋惜地说：“要是你再年轻10岁就好了，我一定把你留在阿森纳队，无论如何也不让你回中国。”英国媒体曾这样评价李惠堂：“速度很快，犀利的盘带在球场上就像跳舞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跳着自己的旋律，实在难以想象他能把球踢得如此艺术。在球场上他幽灵般的跑位总是在传球的最适时机出现，一个人实在难以盯住他。”在评价一名前锋的踢球风格时冠上“艺术”二字，这已是对足球运动员最好的褒奖。
再看红星队为这名国足MVP开出的条件吧：月薪2500法郎，签约费25000法郎。但出人意料的是，加盟欧洲顶级联赛的诱惑和优裕的待遇，没能打动李惠堂。他婉言谢绝球队好意，说自己年龄太大了，马上就要退役。那一年，他已经31岁。对一名前锋来说，球员的黄金年龄确实已经过了。 但当时外界盛传的另一个说法是，李惠堂是想继续参加下一届东京奥运会（后因为二战，1940年奥运会最终取消），所以不愿转成职业球员（最初奥运会足球赛只限非职业球员参加）。这桩让中国球迷至今扼腕的转会买卖，最终没能达成协议。这可能是中国球员在民国时期最接近加盟欧洲顶级联赛的机会。如果李惠堂当时答应，中国足球的留洋史将推前几十年。
不折不扣的超级前锋
李惠堂在欧洲一战成名。实际上，在当时的亚洲足球界，他早已声名斐然。在不少中国球迷心目中，他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球迷奉为“球王”级的人物，“看戏要看梅兰芳、睇波要睇李惠堂”就是从那时流传开来的。
梳理李惠堂的足球史，发现此人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超级前锋，内外战都很内行，射门能力出众，进球量很大。
南华足球会成立于1904年，是香港首支华人足球队，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支俱乐部。球队41次夺得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军。选择南华代表中国出征，是因为当时其他地区的足球发展水平难以和南华球员相比。而且由南华球员为主组成的国足已连夺远东运动会四连冠，成绩摆在那里，无可争议。
那阵也是国足风光无限的年代，沪上的报纸还曾经给他们取名为“老虎队”，以嘉奖他们在对外比赛中的良好表现，球迷们对他们此次出征也是信心十足。但年纪轻轻的李惠堂能入选国足，球迷们自然是会议论一番的。因为他当时还没满18岁，只是南华的一名青训队员，效力于该队的乙组乙队（即南华三队）。
当一行人抵达香港时，才发现他们搞错了状况，中国还没开展橄榄球运动，但足球已经发展得红红火火了。经过情况了解和协商，澳足总决定依然邀请中国足球队访澳，费用由澳方承担。南华短短四天时间就向社会各界筹募到4000港元，还赶编出《祖国菁华》一书，详细记述国内体育发展，准备带到澳洲赠予侨胞，让海外华人都了解祖国体育事业近况。
当然了，球王也不是无解的，李惠堂的盲点就是头球。虽然身高达180cm，是当时国足第二高度。但由于初到南华时被头球功夫当世无双的国足主力中锋黄柏松欺负得够惨，导致患上“头球恐惧症”，每有高球都退避三舍。
足球场上的抗日先锋
坊间一直传言说李球王职业生涯共出赛1000多场，射进1860多球。这恐怕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去证实的神话。据说，李惠堂本身是有记录自己每一场比赛表现的习惯，就像记日记一样。但在香港沦陷举家撤离时，妻子把他的记录连同其他文字材料都付诸一炬，也就是说已无对证了。
虽然无法统计李惠堂到底进过多少球，但从已有的资料仍然可以确认，他的得分能力在中国足球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那一招独门暗器“卧射”更是例不虚发。所谓的卧射，就是进攻时先过掉对方三四名防守球员，趁守门员不注意时身体突然倒下大力射门，这样既可以分散守门员的注意力，又可以在防守球员面前形成一个空当，然后将球打进。这也是李惠堂独创的射门方式。
有他的球队，一定精彩;有他的比赛，一定进球无数。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几乎就是李惠堂的时代。在他身后，有一连串彪炳史册的进球记录。
第七届远东运结束后，为了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李惠堂和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廖月英私奔到了上海，并登报结婚。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做保险员，业余时间则经前国足队友张锡恩介绍成为复旦大学足球教练。
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李惠堂以队长身份出征。当时中国的东三省已经落入日寇魔爪，而足球的决赛恰好在中日之间进行，李惠堂在比赛结束前打进关键进球，帮助中国队以4：3击败日本队，帮助国足连续第九次捧起冠军奖杯。李惠堂后来回忆说，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进球。他也因此被球迷们视为足球场上的抗日先锋。
一年后，李惠堂率领香港队参加全国运动会，在与安徽队的比赛中，香港队以19：0的大比分获胜，李惠堂一人就惊人地攻入16个球。决赛中，香港队凭借李惠堂的帽子戏法以3：1击败广东队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李惠堂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给球迷签名。
从欧洲回来后，实际上李惠堂能踢正式比赛的机会并不多了。1941年香港沦陷。李惠堂拒绝为日本人踢球。次年春天，伪满政权成立10周年，汪精卫特命宣传部长林柏生致电李惠堂，特派专机邀请他和南华足球队去南京义演，并恳求李惠堂留在南京主持教务工作。李惠堂当即回绝，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回到老家广东五华。他组织了一支“老柴”足球队，在广东各地巡回表演，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
1943年，李惠堂和一批球友参加了广东航空建设协会足球队，两年时间内在广西、重庆甚至越南等地举办足球义赛共计138场，所得款项全部捐出作赈灾及劳军之用。在另一条战线上体育救国，李惠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个华人国际足联副主席
退役后的李惠堂依然活跃在足球圈，他是中国第一位足球评述员，自1941年10月起就为香港电台主持每周五晚的足球节目，当时的录音现在还收藏在香港尖沙咀的历史博物馆中。
除了评球外，李惠堂也是国内第一位著书立说的球员，著有《足球经》《球圃菜根集》《香港足球五十年》《足球技术》《足球规则诠释》《杂果盘》《足球登龙术》《足球读本》等，可谓相当高产。此外，他还积极著文在报刊上阐释教育理论、宣传体育运动，在香港上海多份报纸杂志上还有他的文章和专栏。1936年奥运会时，他为上海《申报》撰写的《欧游杂记》和1948年奥运会为香港《国民日报》（《香港时报》前身）所作的《万里长征记》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曾邀请李惠堂做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中国香港，他常常引领南华队问鼎冠军，在中国台湾他对足球的贡献也显而易见：1954和1958两届亚运会，李惠堂担任中华台北队主教练，率领由清一色香港球员组成的台北队两夺冠军，这也是亚运足球史上中国人获得的仅有的两枚金牌。
1954年亚运会期间，亚洲足球联合会宣告成立，李惠堂获选为首任秘书长，一直任职到1965年。1966年，他当选为国际足联及亚足联副主席，还出任中华台北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并应邀担任台湾铭传商业专科学校（现铭传大学）女足教练。以铭传女足为主体的中华台北木兰队，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横扫亚洲无敌手。
据央视《天下足球》为李惠堂做的一期专题介绍：1976年8月13日，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编者注：此说法仍待考证）。
1979年后的一个凌晨，晚年一直被糖尿病、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折磨的李惠堂，病逝于香港圣德肋撒医院。遗体安放在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坟场，墓碑上刻：五华李公惠堂之墓。
李惠堂育有5子3女，次子李育德绰号“太子”和“拉车佬”，也是1950年代香港首屈一指的中锋，他和其他前锋组成的南华锋线，是当时亚洲最顶级的配置。六子李炳德则是1960年代香港著名的后卫，曾入选中华台北队参加1968年亚洲杯和1968年奥运会的预选赛。将门虎子，一门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