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中国经济学一代宗师。他曾说过：“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这虽是陈岱孙先生的自谦之词，但观其一生，他的确把教书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陈岱孙在80多岁时还在讲台上讲课，90多岁时还能带研究生，95岁时依然在主持博士生的毕业答辩。难怪有人感叹，只这一件事，足以让人景仰百年。
陈岱孙先生在1900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书香家庭。1906年，6岁的陈岱孙进入私塾读书。虽然在陈岱孙进入私塾的前一年，清朝已经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陈岱孙仍然在私塾里念了9年书。1915年，15岁的陈岱孙结束了私塾教育，考入福州英华学校上中学。福州英华学校是当地一所非常著名的新式学校，开设中文以及外文课程。陈岱孙直接插班考入初三，并且用两年半的时间念完了四年的课程。1918年，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两年后，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
刘昀是陈岱孙先生传记的作者，他认为陈岱孙是一位“天生的教授”。在谈到陈岱孙先生讲课的特点时，刘昀说：“虽然有些做学问的大家个人学术成就非常之高，但其实他们当中有些人并不擅长讲课，比如说，曾经有些学生反映某位先生学问奇好，但讲课让人昏昏欲睡。陈先生则不然，首先他备课十分用心，下的功夫非常足，等到上台讲课时完全没有废话，他的课堂讲义就仿佛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教科书。陈先生讲课的时间也控制得非常好，从上课铃响到下课铃响，当天计划讲授的课程一定正好讲完。此外，尽管陈岱孙是福州人，但是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听他的课不存在语言的障碍。”
陈岱孙在担任教授之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陈岱孙要求学生在本系课程之外，大量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选课。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向来以理论、事实和技术三者兼重作为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陈岱孙先生也是中国经济学课程“中国化”的先驱。尽管我国自古就有经济思想，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陈岱孙是在美国接受的经济学教育，所读的都是英文版的经济学书籍。刘昀说：“陈岱孙先生在国内讲课时，有一个‘顽固’的理念，那就是他在课堂上从不讲英文。由于近代中国落后、被侵略的的历史背景，他认为一个中国的教师在中国的课堂上讲课，夹杂着英文讲，是殖民地形态的一种表现。”因此，陈岱孙要求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将他头脑中的经济学的词汇和术语全部译成中文，而我们今天所接触的经济学名词，有很多都是陈岱孙在授课时翻译过来的，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学教材全部都是英文版的状况，陈岱孙曾经打算写一部《比较预算制度》，就当时各个主要国家的预算制度做比较研究。为此，他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也准备好了若干章节的内容。但是书还没有完成，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岱孙在战乱中告别清华园，同清华师生一起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加入西南联大，继续教学。在这次搬迁中，《比较预算制度》一书未完成的书稿和参考资料不幸遗失，陈岱孙晚年时提起这件事，依旧遗憾不已。
1979年，陈岱孙完成了《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的初稿，当时他已经79岁了。作为陈岱孙的弟子，晏智杰记得很清楚：“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第一个做学术报告的，就是陈岱孙。在这次学术报告结束后不久，他的书稿就出来了。然后他将书稿分成几部分，就交给我们这些学生、他的助手和其他的一些教授们传阅，请大家提意见。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给书稿提意见，不如说是拿着老师的书稿迫不及待地学习。”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在1981年正式出版，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的历史性事件，晏智杰在讲座现场评价说“这本书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