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经说过，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经济学家思想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经济学家的奴仆。哈耶克也说，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影响非常大，其许多观点和理论正在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和现实经济的真实走势。中国宏观经济这些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观点和理论错误直接相关。不对这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的许多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与凯恩斯80年前（即1935年）写作《通论》所处时代所存在的问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今日的世界经济也是处于次贷危机以来的艰难复苏之中，中国经济也正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和通货紧缩风险上升的危险。面对这种国内外的现实困难，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犯上了凯恩斯所批判过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对现状提不出正确的解释和有效的对策，而且又犯上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错误。
归纳起来，有三点非常值得重视：
一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所接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也是存在着对一些经济问题的重大偏差和错误认识，而这些偏差和错误认识是如此普遍地被接受、被传播，以致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
二是面对现实中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不仅提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相反在这种主流经济学的错误理论和观念的影响下现实经济情况不是在向好，而是在向坏;
三是凯恩斯主义在对古典经济学“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教条进行革命的同时，也犯上了“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新错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犯了凯恩斯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的错误，而且犯上了凯恩斯主义新的综合征。 主流经济学十大谬误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得到认可和流行，并正在影响和危害中国经济的错误理论和认识，突出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现象看成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优势，一直主张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控制投资，放慢增长。
二是混淆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没有注意投资与消费在两种不同增长中的不同作用。错误地认为消费可以促进增长，主张用消费取代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看到在长期的潜在增长中，消费根本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只有投资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长期供给，是联系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真正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正变量。
三是没有深入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中国高储蓄的真正来源。没有发现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与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历史巧合才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高储蓄现象。
四是基于对中国高储蓄形成原因和投资高低判断标准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投资恐高症、投资厌恶症，普遍反对中国的高投资。
五是没有看到基于高投资而来的高增长，对一个经济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有利条件，伴随高增长而来的结构问题、污染问题、能耗问题、环境问题，解决的正确之道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结构调节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应是否定高投资、否定高增长的必要与好处。
六是由于对中国高储蓄与高投资形成的原因及相互关系的错误认识，因而无法解释中国高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真正来源和本质，理论界充斥着诸如贸易顺差源于国内产能过剩、进口太少出口太多，源于出口定价太低，工资太少，土地环保成本没有覆盖等似是而非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很多提工资提成本挤压企业出口的措施，致使沿海地区出口企业优势大伤，纷纷外迁。没有看到如果不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入手去解决高储蓄下必须进行高投资这个根本问题，高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等问题是难以真正解决的。
七是面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储蓄剩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不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和投资建设需求难以满足、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市场水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归因于金融，没有看到形成这种怪象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正是由于对投资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投资存有偏见，因而抑制投资。经济下行，进口上不来，顺差自然而来，储备自然增加，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央银行在被迫应对流动性过剩冲击与保增长保稳定之间坚难前行，承担宏观经济失衡的压力。
八是把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投入的基础设施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实体经济就只剩下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同时，主流经济学家又普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过剩，如此一来，我们所提倡的希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只能把巨额的国内金融资源投入农业、服务业及他们所说的新兴产业、高新科技等吸纳资金能力有限的风险高、产业脆弱、不确定性大的领域。事实上，房地产业是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四大基本需求“住”的问题的重要产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入的又是与“行”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领域，不把“住”与“行”看作实体经济，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谓实体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中与证券股票等金融相对应的虚拟经济而言，是应该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为防止金融等虚拟性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行业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自我繁荣。
九是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过剩，唯一的主体应该是市场主体，解决市场过剩问题的机制应该是市场机制。但当前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在提倡市场化改革，主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说中国这个产业过剩，那个产业不足，主张推进结构调节，加快解决产能过剩等主张。 姑且不论这类判断是否准确（其实大多数判断都不准确，甚至错误，辟如对中国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从20年前就在喊过剩，其间这些行业产能增加几十倍，今后仍有增长空间，但仍被认为过剩），就是从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讲，所谓结构优化和产能过剩问题应是一个交给市场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的唯一任务是提示市场结构调节的基本原理，找出市场调节失灵的根源及提出有关政策主张，而不应主张由政府来进行结构调节和行政手段解决产能是否过剩的问题。
十是忽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存在紧迫问题及差异性，忙于在总量超越的喜悦中去总结经验、推广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放慢点了，数量和速度没有过去重要了。如果我们回到城乡差别、东中西差别、总量与人均的差异、城镇化、农民工、老龄化等现实问题中来，其实发展的紧迫性一点也不能放松，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减少。按人均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质量等来比较，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还相差很大，我们的经济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中陷阱危险，还面临着中国独有的极度老龄化陷阱冲击，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仍像过去一样重要。 古典经济学的错误
凯恩斯之所以写作《通论》，就是因为当时流行的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当时的经济萧条社会失业现象，古典经济学所谓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经济会自动走向平衡的机制出现了问题。凯恩斯认为，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建立一套能真正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因此，凯恩斯把《通论》的第一章定名为“正名”，即开门见山就把自己所要建立的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
凯恩斯所指的古典经济学是指当时非常流行的李嘉图及其前后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经典学派的一大命题“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问题，他否认“产量与就业量无论在何种水准，总需求价格总是等于总供给价格，个人之储蓄行为，必然引起平行的投资行为，一个人财富之净增量之和，恰等于社会财富之净增量”的古典命题，认为这个命题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决定消费和储蓄与决定投资的动机。
凯恩斯通过引入有效需求、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利率理论，分析了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决定因素，最后得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存在与作用，使社会的总所得与总产出之间会产生影响充分就业实现的收支缺口，社会更多的时候会处于未充分就业的状况，相对充分就业而言，受这种规律作用的经济才是我们现实中的常态。
他说，“就业量增加时，总真实所得也增加。但社会心理往往如斯：总真实所得增加时，总消费量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之大。故若整个就业增量，都用在满足消费需求之增加量上，则雇主们将蒙受损失。故欲维持某特定就业量，则当前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该就业量之下，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之部分。”
在这里，凯恩斯看到了由于消费下降、储蓄增加，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去弥补社会总供求因储蓄增加而形成的缺口的重要性。凯恩斯认为，只有当投资量等于储蓄量时，充分就业才能实现，否则经济就会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由此，假设社会之消费倾向不变，则就业量之均衡水准决定于当前投资量;所谓均衡水准者，即在该水准时，雇主们既不欲扩张，亦不欲缩小其雇用人数。”在凯恩斯看来，由于投资受到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影响，投资量往往不足以全部吸收储蓄量，社会总是由于投资不足而处于就业不足的常态。
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总供求的缺口会由于消费递减而扩大，没有充分有效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社会失业就会扩大。
凯恩斯理论之所以对古典经济学构成了革命，就是因为他比古典经济学家更接近现实地看到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消费倾向、储蓄倾向、投资倾向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朝着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构成了经济的常态现象，即没有投资去补上这个有效需求的缺口，经济会出现永久性失衡，会永远达不到充分就业，会产生内生性的收缩。因此，对现代社会而言，必须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借助政府力量去加大投资，弥补这个缺口，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状况。
凯恩斯发现了这个真理，并先后被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应用于实践，使危机后的经济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可惜的是，凯恩斯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在中国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界仍普遍存在，而凯恩斯理论的真理成分却被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抛弃。他们把中国由于消费下降储蓄增加的规律性变化而形成的国民所得与国民支出之间的缺口归因于投资对消费的抑制，归因于文化习惯，归因于分配结构，主张提高消费，抑制投资。
没有像凯恩斯一样，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会发生规律性变化，没有看到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的双重作用会加快中国边际消费倾向的规律性下降，相对的边际储蓄率和社会总储蓄水平会趋于上升，这使中国出现了一个高储蓄的现象，这个现象就像凯恩斯所分析的国民所得与国民支出的缺口一样，需要将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使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无法指望提高消费去降低，因为消费已经受到了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刚性制约。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没有深入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去应用凯恩斯的理论来解释说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现象，提出具有中国特定国情的主流理论，而只是简单地把中国的情况与不同国家进行横向的对比，由此得出中国消费大大低于他国，储蓄投资大大高于他国，因而主张降低储蓄、扩大消费、抑制投资，使我们的消费储蓄与投资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没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脱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的发展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也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很多成果，而不是简单否定和抛弃;二是没有注意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一定要结合国情，对中国消费储蓄的研究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国情研究，离开国情，很多问题就会远离现实。 凯恩斯综合征
凯恩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取得成功的同时，自己也犯了“需求会自动创造供给”的错误。凯恩斯的理论重点是要揭示和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出现失衡问题，是要解释和解决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为什么得不到充分利用，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经常性的资源闲置和失业，没有也不需要去研究发现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问题，其中隐含着的假定就是有了需求就会自动产生供给。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则不仅犯了凯恩斯所批判过的古典经济学的错误，没有看到由于边际消费递减和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可能造成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失败而引发的非充分就业与经济的不景气，而且犯上了与凯恩斯一样的错误，即忽视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区别，没有明确的区分消费与投资在长短期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增长中的作用，因而认为刺激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凯恩斯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推翻了古典经济学中“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所谓萨伊定律，解决了为什么古典经济学犯上这种错误，对供给并不总是自动创造需求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完整的理论解释，但又犯上了“需求能自动创造供给”的教条。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供给与需求之间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陷阱三大规律的作用而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缺口，只要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弥补上这个缺口经济就会实现供求的良性循环，进入充分就业状态。
这就是说只要增加有效需求，需求就会自动产生供给，形成一种新的我称之为“需求会自动创造自己的供给”的所谓凯恩斯定律，至于什么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即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则被凯恩斯忽视了。凯恩斯正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凯恩斯主义的最终应用结果是“滞胀”。即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一段时间后，经济增长不但上不去，通货膨胀却随之而来。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滞胀危机就是凯恩斯主义应用的结果。这个结果也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
凯恩斯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一是因为凯恩斯是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理论的，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劳动和土地创造财富这个财富源泉的根本问题，凯恩斯对这个理论没有自己的异议;二是凯恩斯所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要素失业，潜在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如何把这些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起来，使现实增长尽可能逼近潜在增长，使潜在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就业才是凯恩斯当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至于生产要素到底从何而来，潜在生产能力到底由什么决定，对凯恩斯来说并不重要。
凯恩斯的名言是：长期内我们都死了。凯恩斯这句名言恰好说明他关心的只是短期经济如何平衡，经济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即实质上是经济周期如何调节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尽管凯恩斯是想针对古典经济学的只重分配不重生产的不足而建立起自己的生产理论，实际上凯恩斯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生产理论，而只是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静态的短期均衡理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发展到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已从不同的角度建立起了包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等在内的不同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关键取决于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真实变量。
在所有这些真实变量中，资本变量是最关键最活跃的变量，其他变量都是渐进性的相对稳定的变量。资本从何而来？资本源自储蓄。在所有其他变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而投资率的高低又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储蓄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发展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真正前进的动力，我们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储蓄作用，称之为“储蓄促进论”。但凯恩斯理论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发现的是这种储蓄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会产生什么后果，会如何影响就业和如何导致萧条的。我们不妨把凯恩斯对储蓄作用的这种认识称之为“储蓄促退论”。因此，如何把凯恩斯理论对“储蓄的促退论”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储蓄的促进论”协调统一起来，应该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其实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我们应该把增长理解为两种意义上的增长，一种是潜在增长，一种是现实增长。所谓潜在增长是指社会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制度等关键生产要素所决定的一个社会最大限度发挥各生产要素作用所能生产出的财富量。现实增长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把潜在生产能力转化为实际生产水平的程度，即在一定时期内潜在生产能力变成实际财富的水平。
凯恩斯的促退论讲的是短期，是讲现实的增长是如何位于潜在增长之下运行的，是一种宏观需求管理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讲的是长期，是讲潜在增长是由什么决定，是一种经济发展理论。要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就要看到消费与投资在两种增长中的不同作用，其中，消费和投资合成起来形成的有效需求对短期增长存在影响，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现实增长的快慢，但在长期增长中，消费是增长的负变量，因为消费多了，储蓄就少了，储蓄少了，投资就会下降，投资则既是短期的促进变量，更是长期的促进变量，因为它在短期形成需求，长期形成供给，既使现实增长逼近潜在增长，又使长期的潜在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所以长期来说，真正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是投资。只有通过投资把短期的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起来形成长期的潜在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才能把短期的静态的经济均衡与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增长结合起来，这样既避免了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又避免了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使经济既避免因危机而衰退，也可避免因刺激而滞胀，真正把经济带入健康可持续的良性轨道。因此，凯恩斯所说的“长期内我们都死了”的观点是错误的，只要人类社会生生不灭，短期平衡与长期增长就一定要通过投资而联接起来，真正使人类社会步入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中并不缺乏反对凯恩斯理论的，他们注意到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能导致滞胀，尤其对凯恩斯的投资刺激政策更是反感。他们也像凯恩斯一样看到了影响现实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主张通过增加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他们把中国有效需求的不足归因于消费不足，归因于投资挤了消费，因此，他们主张增加有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反对增加投资需求，主张抑制投资需求。
要真正把中国的经济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除了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外，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面对中国现实中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困难，只有勇气和信心不够，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也不够。要有正确的理论和对策，就必须在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去发展和建立自己的理论，真正形成植根中国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济学。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笔者提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中国难得的独特优势，中国的高储蓄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人口红利，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的中国优势理论。笔者认为中国还有10年-15年的机会窗口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窗口期利用好中国优势，跨越发展中陷阱和应对中国独特的老龄化陷阱冲击，这是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决定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为此，中国必须加快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最大限度释放和形成新的制度红利。要利用中国现有的高储蓄优势，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找人口的结构和质量要红利，形成中国新的人口红利。只有用新的制度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所构成的新的中国优势，我们才能完成中国百年复兴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