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哲学的对比特点
中国哲学史可以追溯到易经的出现，发展到当下已经形成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西方哲学的历史对比其来说时间上有很大的落差。但是，由于地域特点和语言符号的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方式和思考力度上来讲和中国哲学有很大的不同。[1]因此，当前以西释中的反思模式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不是非常科学和客观的，往往会隐蔽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对西方的共相说进行了批判吸收，他非常关注中西方哲学二者的共同性，认为哲学思想是跨越国界的，哲学研究不应该存在中西之分。在哲学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性，往往哲学研究会受其影响而在研究中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实际上，哲学研究必须打破中西民族观，消除哲学研究的界限，追寻普遍的义理。然而，冯友兰先生过于关注哲学的共性，而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中西方哲学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当前以西释中的模式包含了通过西方哲学来评价中国哲学，但是其立足点在于用西方哲学的长处来评价东方哲学的短处，这是不足取的。因为西方哲学从研究方式上采用逻辑和论证的方式来探索人和世界的关系，可是中国哲学在逻辑论证这方面就显得明显不足。以西释中需要站在二者的中间立场上来进行，否则难免会带有偏颇之处。
二、中国哲学研究反思的独特性
首先，中国哲学研究由于历史等一系列的因素影响，在研究模式中主要采取以西释中的模式，中国本土化的研究微乎其微。[2]从字面含义来看，以西释中的释是以西方哲学为基准来分析中国哲学的异同点，并非比附中国哲学。很多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进行了阐释，例如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认为中国哲学并非典型的哲学，而是自然神论。另外黑格尔也通过理念观阐释了道家的无。这些都是以西释中的体现。中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无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没有追求终极的理念，也就是没有探究存在之后的存在。不过也有相反的观点，有哲学家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道其实就和存在的存在有关，道体现了宇宙的根源和终极，无本身就是真实的存在，而道存在于无中，是超越存在而存在。中国哲学的基础思想很多都来源于老子。一些中国学者认可从本体论来阐释老子的哲学，将其看作是中国的一种哲学形态。东亚哲学的研究也逐步本体化，脱离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进行本土哲学的研究。例如，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就采用了德国的观念论，在此基础上研究东亚哲学。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分界点。许多哲学家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元理论是西方哲学的理论，这需要逐步更正。东亚的哲学研究受西方哲学影响过重，导致其本体性得不到发挥，继而造成文化道统的中断。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客体和过去，没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而主要以人伦关系为重点的圣贤学说成为了中国哲学的研究主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要在上述的几个方面，受到西方哲学的不客观的阐释而偏离了哲学研究的正常轨道，导致中国哲学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重大的突破。[3]
其次，从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式来看，其主要采取的是比较研究的方式。中国哲学一直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自西方哲学引入到中国之后，中国的哲学也一直依附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但是客观来讲，中国哲学自始至终都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不因学科的形式而变化。中国的哲学一直都存在着，虽然很多时候没有被意识到。从西方哲学引入到中国之后，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了比较哲学的研究。这是历史和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式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进行比较研究就需要将中国的本土思想纳入到哲学的范畴之内，否则不能显现其哲学意义。[4]《中国哲学史》这本书中就谈到哲的含义就是智慧，但是智早已存在于中国古代先贤当中，所以哲学学科的出现是背离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并不能代表中国优秀的圣贤之学，反而还降低了中国思想的层次。因此，该书的观点认为哲学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学问。其作者陈黻宸认为哲学就是儒术，所以哲学就是儒学。这个观点虽然提及了哲学所具有的局限性，但是其观点本身并没有哲学性，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很多是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并没有系统的史实研究，而且缺乏哲学的理性视角。
第三，当前中国哲学从研究的方法以及哲学价值来讲，主要是以西方哲学为依托。中国哲学的研究始终在以西释中的模式中止步不前。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和西方哲学家代表康德二者之间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二人在阐释朱熹哲学时却有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二者都从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性出发来研究朱熹哲学，简化了朱熹哲学的部分思想。这个共同点就表明西方哲学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其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解决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工具。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表明很多中国的思想家都想通过西方哲学追寻终极意义的方法来指导中国哲学的发展，从而改造中国固有的文化。西方哲学发展到其最高峰，已经成为了超越制度和文化的存在，是非常神圣的学问，可以说西方哲学成为了方法的本身。往往被认为是高于制度或文化的最高学问，而西方哲学因此也就成为了方法本身。中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已经形成了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价值标准的局面。从而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上西方哲学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态势，自上而下地对中国哲学进行批判。很多哲学家认为这样的哲学研究局面是不可取的，不利于哲学整体的研究和发展。从客观的态度出发，当前中西哲学所处的局面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来讲，中国哲学的研究走入以西释中的模式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了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起到了带领作用。哲学本身的性质就说明在研究中要将客观事物作为研究客体，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维比如是非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客体对象。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以西释中的哲学研究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在于西方哲学对比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得以形成其概念，日后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的学问有可能因此而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的产生得益于西方哲学的出现。另外，当前以西释中的哲学研究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这种模式下西方哲学对待中国哲学一直是批判的，而发展到今天，西方哲学界也了解到了中国哲学的一些特色和优点，从而在研究的态度上也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站在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以西释中的模式只是研究方法之一；站在中国哲学的视角来看，某种程度上西方哲学是被中国哲学同化了。这样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中国周边的国家无一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同化。现在看来，西方哲学想要在中国站稳脚跟，也需要面临其中某些观念被同化的现实。
三、中国哲学反思的学术意义
一是，在当前中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下，虽然西方哲学具有明显的强势地位，但是随着中国哲学的学科化，其所具有的学科意义也越发显现。[5]从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远远不止是世界哲学体系中少数的概念之一，而能够为探索哲学方法和解决哲学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各种思想和智慧的凝聚结晶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思维方式永远不可能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消失，甚至可以说世界思想体系缺少中国思想是不完整。虽然当前西方哲学在势态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中国的哲学家和学者要努力寻求中国哲学研究的突破性，创新哲学研究的模式，采取建设性的立场，维系中国思想的延续性，根除形式研究的弊病，立足全球视野来解释和发展中国的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的立场，不能墨守陈规，固执己见，不再将中国哲学看作是静态的客观对象，要从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哲学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消除表面上的客观性，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很多中西方的哲学家对待中国哲学采取消极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儒学或者经学可以代替中国哲学，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体现出研究者对中国哲学现状和前景的消极性。对待中国的哲学，需要将其看作是发展中的客观对象，应该将其赋予鲜活的生命力，只有站在这一点上，才能真正客观地审视中国哲学所面临的问题。研究中国哲学需要建构新型的哲学方法和体系。虽然当前这种新型的哲学方法和体系尚未形成，但是可以通过西方哲学的例子来得到一些启发。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海德格尔等人就是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来确立了自身的哲学体系，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哲学存在偏见，而是积极吸收了中国哲学的优点，从而完善了自身的哲学体系，对西方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中西哲学共同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在其研究意义上是不容质疑的，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学和经学。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哲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深度和广度也超过了任何一个阶段，因此，在研究中西哲学的视角上不要局限于地域性和民族性，而要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出发，整体观照中西方哲学的基础和方法。因为哲学从其本质上来讲是智慧的高度凝结，但是智慧本身的形态具有多样性，所以对哲学所追求的真理的理解也是多元化的。哲学本身是一种思考的活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任何思考活动到达一定的阶段都可以上升为哲学。西方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东亚哲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系别，这是不可取的。而中国哲学在其自身的体系中兼容并包，并没有明显的类别之分，哲学活动的主体可以是非常多样化的，这就可以为西方哲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的茶文化有茶道，画有画道，书法有书法的道，等等。这些道其实就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构成中国哲学的部分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只有领域之分，而且这些领域研究到终极都是相通的。这足以证明中国哲学具有西方哲学所不具备的开放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前提是需要对中国哲学进行正确的诠释，从而弥补近代中国哲学的缺失。既要保留中国思想的思想精髓，又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发展前进，吸收西方哲学的优点，立足中国思想发展的印迹，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形成完善的道德哲学体系，为哲学体系中的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是，西方哲学的大部分内涵存在于伦理学当中。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按时间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古代的美德伦理学；二是近代的规范伦理学；三是现代的元伦理学；四是当代的新规范伦理学。从其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伦理学，其哲学的建构框架和知识体系主要围绕伦理学展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虽然表示理性的批判是实践的，但是这种实践理性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理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在这本哲学著作中，康德将研究伦理学中产生的所有情感因素排除开来，认为这样可以达到纯粹的哲学研究标准。但是这样做产生的实际后果是其实践理性缺少了实践的路径，实践理性成为虚挂在理论体系的漂浮物。哲学家黑格尔明确表示哲学研究的主体需要充分的普遍性格，只有普遍性格越多的主体在哲学探索中才能发现具有特异性的思想。当前西方哲学所强调的理性还只是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概念上，而要实践这些理性需要借助于中国哲学当中的某些思想。首先，中国哲学的认知理论要求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很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一句名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虽然这句话表达的思想深度没有涉及到哲学层面，但是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道德哲学的发展进步离不开道德践履。其次，纯粹理性的根本还需要将其还原到主体本身，实现主体和理性的统一，将伦理原则作用于主体之上，从而将伦理转化为德性。自古以来，西方哲学所存在的弊病就是智慧和实践分离，这样的后果是哲学的发展始终不能观照于实践中的现实，这种纯粹的思维活动没有现实的根基是难以取得根本性的进展的。当然，中国哲学除了在伦理学的范畴内给予西方哲学某些启发，在其他领域比如政治哲学以及国家间关系问题等方面也有借鉴意义。不过，从当前哲学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哲学要想真正确立其主体性，还有很漫长很艰辛的路途要走。西方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主导地位短时间内难以动摇。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仍然要以基础工作为主，确立建设性的研究立场，明确哲学研究和政治思想的界限，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中一步步地前进。
四、总结
本文首先说明了中西哲学的对比特点，然后阐述了中国哲学研究反思的独特性，最后说明了中国哲学反思的学术意义。地域特点和语言符号的不同使西方哲学在研究方式和思考力度上和中国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当前以西释中的反思模式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显得并不科学和客观，往往会忽略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当前中国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前提是需要对中国哲学进行正确的诠释，从而弥补近代中国哲学的缺失。既要保留中国哲学的精髓，又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发展前进，吸收西方哲学的优点，立足中国思想发展的印迹，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形成完善的道德哲学体系，为哲学体系中的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