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价值哲学不但思着思的对象，而且思着思本身。而不论是思的对象还是思本身，价值哲学都必须直面问题自身，通过反思思本身，借以保证致思方式的正确性;在哲学的高度上把握当下的价值问题，以求研究的客观性。就中国价值哲学所应把握的问题域而言，乃转型中国遭遇到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就实践旨归来说，价值哲学要指明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是怎样可能的;若欲达此目的，中国价值哲学就必须对致思方式和价值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和预设。
关键词：中国价值哲学;反思;致思方式;问题域;好生活
一、反思致思方式：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价值哲学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是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而一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价值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致思方式一度渗透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历史价值论、宗教价值论、文化价值论、道德价值论、审美价值论等，一时间，价值哲学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然而，面对如火如荼的改革、风云变幻的世界、层出不穷的问题，价值哲学似有失语的症候。这不仅使人怀疑价值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地位和合理性诉求，更怀疑致思方式的正确性问题。
（一）执迷于定义：学科要求还是个人偏好？
在价值哲学兴起的初始阶段，对价值哲学基本范畴的界定乃是学科要求，是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前提。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一些学者依然热衷甚至痴迷于关系说、主体说、客体说、效用说、意义说及其争论。这是一种失当的研究方式。价值哲学不是元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内含着鲜明的价值诉求。当概念群的界定及其逻辑关系被澄明之后，必须转入对社会重大价值问题的研究。
（二）致思方式的优先性问题
在价值哲学走过的近30年的心路历程中，人们似乎从未认真对待过致思方式问题。价值哲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立场和致思方式。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对象，没有确定的领域。比较而言，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心灵哲学等都有明晰的边界、确定的对象。如果说价值哲学的对象是价值事实或价值现象，那么这种事实或现象从未独立存在过，它们产生于、渗透于、表现于、实现于人们的生产、交往与生活中，价值不过是人们的观念与行动的一种关系、一种性质、一种效应。离开了人类具体的思与行，价值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价值哲学的使命在于揭示人类价值思维和价值行动的原始发生及其运行规律，指明什么样的价值才是人类真正追求的，什么样的价值能使人们过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只有澄明了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价值哲学的存在才有意义。为着这一目的，价值哲学在致思范式上或许应该有属于其自身的方面。其中，有两种致思范式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一，现象学的致思范式。现象学方法的要义之一就是“直面问题本身”。悬置主观意见、成见、偏见，去掉臆想与幻想，直击历史可能性空间。人类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都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完成的，必须充分顾及自然的限制和人性的限度。人类面临的三大哲学问题，“我知者何”、“我应当者何”、“我想望者何”都必须在上述限制和限度内被思考和实践。其二，哲学人类学。价值哲学不仅仅是对价值现象的哲学沉思，更重要的则是指明人之成为人的道路。哲学人类学指明给人的恰恰是这种道路自身。而在通往人之成为人的道路上，沉思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海德格尔说，踏上一条由事实本身出发而选择的征途叫“沉思”。沉思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这意味着比单纯意识到某物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有意识，那么我们还没有在沉思。沉思比这更多。它是对可问之物的泰然处之。对价值的追问叫沉思，对价值的定义叫意识，只有意识，没有追问，便没有沉思。没有追问和沉思，就必然把人降低为与动植物相等同的水平上：价值是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然而，人之成为人的根据不应该到“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中去寻找，而必须到“人格”那里去寻找。只有尊重自己为人，更尊重他人为人，进言之，每个人不但在观念上更在行动上践行先天法则，即具有道德，才会获得做人的“资格”。只有超越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效用主义的致思范式，才能真正超越价值而达于意义。只有哲学人类学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三）从“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到“社会正义”的倡导者
价值哲学从来就不是无立场的，尽管在现象学“直面事物自身”的意义上坚持客观因果性原则，但在理论旨趣上，则一定是有立场的。这种立场不是个人的怨气、怨恨、愤怒、仇恨，而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那个“是其所是”的东西，即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黑格尔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1]。在发现时代意志、体悟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我们理应充分领会并借鉴马克思的致思范式：科学态度与伦理动机的有机统一。科学态度要求于我们的是分析的功夫，一如现代性那样，无论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情绪性的全面拒斥，现代性都以其自身的客观逻辑义无反顾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它、重视它，探讨现代性之原始发生的动因、道路及其后果。伦理动机要求于我们的是，对现代性做正当意义上的引领和矫正。因为现代性既没有把人引入天堂，更没有把人打入地狱，而是留在人间。即是说，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现代性表现为创价与代价并存，希望与风险共生的样态。价值哲学就是要站在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沉思现代性的复杂性、历史性，指明一种相对为好的解决方案。然而，30年后的中国价值哲学并未在方法论上创建出一条属于其自身的道路，其后果必然是，在诸多现代价值问题面前裹足不前，无甚作为。
二、直面价值世界：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域
方法论解决的是怎样研究的问题，对象论回答的是研究什么的问题。虽然方法论问题具有优先性，但其自身并不是目的，其主旨在于保证研究自身的自恰性和正确性。中国价值哲学的肇起、壮大、式微，集中反映了价值哲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除了在方法论从未进行认真反思与建构之外，更为根本的则是在研究对象上模糊不清、雾里看花。只有走近现代性、进入现代性，再走出现代性，价值哲学才真正成为了价值人类学。事实上，包括西方在内，价值哲学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建构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在古代和中世纪并无价值哲学这个称呼，更没有这门学科。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世纪乃至近代没有价值问题，没有价值哲学研究，只是以别的方式、别的名称出现而已。以此观之，价值哲学的使命和命运就注定要和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创造着价值，享用着价值;也以各自的方式生成着属于各自的问题，又以其各自的智慧解决着各自的问题。人们只能提出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能够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也只能用他们自己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价值哲学必须拥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这是反思与批判的品质所内在要求的事项。 宽泛地说，问题有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两种。认识论的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是对某一领域的事情不知或知之甚少，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样，实质是某些知识的缺乏。存在论的问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域的困惑。在此意义上，问题就不再是疑惑、疑问，因为他对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价值理念和生活旨趣无法实现甚至严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恼，是痛苦的体验;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难题，难题是与人的情感、意志和意义直接相关的，因此难题是生活形态的，是人的生活的丰富性的对象化之缺失。一旦人的生活丰富性的对象化的通道被堵塞或失去对象，难题和苦恼就在所难免。问题表现为疑问，难题呈现为追问，但难题常常又以知识的形态出现。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太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关于问题与难题的关系，美籍犹太哲学家赫舍尔进一步精辟地指出，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
在价值哲学的视域内，下列问题一定是基础式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我们可以简约地称之为两个背景问题、五个核心问题。之所以如此，乃出于两个理由或两个根据。一个根据是，这些问题乃是现代性本身“是其所是”的根本方面，呈现了现代性的最为本质的方面;另一个根据是，价值哲学把握事物“是其所是”的东西的方式必须满足三个要求：是与应当的统一、创价与代价的并存、客观因果性陈述与意义妥当性陈述的一致。而上述问题恰好具有这些内在特征，符合价值哲学研究的学科要求。
（一）基础问题
1. 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及其人类后果。马克思说，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对资本运行逻辑的哲学沉思是价值哲学把握现代性的方式之一。资本是人类能够找到的借以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的方式，作为一种流动的货币，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资本乃是悖论式的存在，在给人类带来极大财富，从根本上拓展了人们的交往领域和生活空间的同时，又造成了诸多价值问题。资本的宿命就是增值，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于是，一种物质主义、效用主义、后果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政策、制度以及日常行为中。惟其资本是超越于物之上的一般等价物，才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冲破民族藩篱，在世界范围内通行有效。然而，资本可以分解一切又可以合成一切的神奇功效，可以抹平文化差异的特异功能，极有可能使现代化的上游国家对后发和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操控、政治同化和文化殖民。而这一切通常是在自愿和半自愿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中完成的[2]。
2. 社会正义问题。资本的运行逻辑为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提供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条件和机会，但事实上，只有那些预先拥有资本的人群才可以自由进入。当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完成以后，一种非对等的双向流动就开始了。一种是社会资源快速流向资本拥有者，而被积累起来的资本又使得资本拥有者把身份、地位、休闲、高雅、优雅垄断在自己手里，获得为其他社会成员所不具有的优先性和优益性，继而通过自我防御和自我修复能力把这种优先、优益性固化起来，堵塞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通往富裕、优雅、高雅、尊严的道路。于是，起于阶层但却达于阶级的社会事实就会被构造出来。而阶级、压迫、剥削、主奴关系是与社会主义精神相违背的。另一种是风险与代价向边缘和弱势群体流动。除了那些不得不共同承担的风险，如环境污染、草原沙化、耕地退化等之外，资本拥有者还会转移、转嫁风险于他者。于是，一种全面的不正义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种是代内公正，一种是代际公正。
如果说，资本的运行逻辑所造成的不公正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性问题，那么根本性的问题则是关涉于人的哲学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价值哲学的问题域。
（二）核心问题
1.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黑格尔说，如果稍微更仔细地考察精神，那我们就发现精神的最初和最简单的规定就是：精神是自我。自我是一个完全简单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当我们说自我时，我们想到的大致是一个个别的东西;但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从而我们只是说出了某种完全普遍的东西。市场社会的最大功效之一，就是把每个人从以往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论、观念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自我。每个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他自己的存在，感受到的是自己的需要与欲望，他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自知自己需要什么和想望什么，他不同地强化同一个信念：要对得起自己。于是，每个人在观念上都视自己为最重要，是自己所思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自我意识的生成与强化，使得每个人在价值论上都视自己为最重要。然而，这种存在论、观念论与价值论三位一体意义上的“自我”，仅是向“我”而言、向“我”而行的事情，尚未得到他者的确证和认同，尚未在各种“自我”间性中得到认可，因此此时的“自我”必定是主观的、孤独的，甚至是任性的。然而，每个人如欲生活得好，就必须消灭任性，走出孤独、孤傲于他者中，被普遍性约束了的个别性才是合理的。
2. 在“自律”与“他律”之间。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按照康德理解，以追求行为的正当性为直接目的的行为才是道德的，是定言命令;把行为作为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则是非道德的，是假言命令。而在我们的日常理解中，“自律”是行动者自愿做应当做的事情，而“他律”则是出于对外在的谴责和惩戒的恐惧才去做或不做。对每个人和社会而言重要的是，行动者只有出于对先天实践法则的意识，在善良意志的促发下，在实践理性的支撑下，一种“应当”的行为才是可能的，也才可能是必然的。 3. 在“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之间。每个人的德性构成良序社会的必要条件，由无德之人构成的社会一定是失序或无序的，但由有德之人却未必构成一个良序的社会。从“德性之美”到“城邦之善”，尚需诸多环节，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合理的制度与体制，以及对制度的操行。无德，毁掉的是一个人，而坏的制度和体制，会毁掉所有人，继而毁掉整个社会。在一个反复交往人群中，即家庭、家族和村社中，境遇伦理和情感伦理是主要的伦理范型，而在现代交往中，当超越了熟人社会的边界而进入由每个人有理性的人组成的社会中，固然需要境遇伦理和情感伦理，但更需要用以追求公共善和享用公共善所需要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其目标是共同的善。公共理性在三个方面是公共的：作为公民的理性它是公众的理性;它的目标是共同的善和基本正义问题;它的性质和内容是公共的，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概念所赋予的理想和原则，并且对那种以此为基础的观点持开放态度。
4. 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任一社会的发展与完善都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观念为指导。理论理性的使命即在于构建一个自足、自恰的理论体系，而这个思想逻辑必须是历史逻辑的哲学把握方式。理论理性作为沉思，指明给人们的是一个事物“是其所是”的东西。对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社会主义“是其所是”的东西恰是那种其自身即为最善的东西。理论理性的目的即在于澄明这种至善并指明给人们看。然而把这种澄明和指明变成现实的运动，必须依靠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所能做的，即是那种因我们的行动而成的事情。社会主义会依靠我们的行动而成为至善的事物。如果说理论理性的旨趣在于追问，那么实践理性的使命则在于追求，追求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2]。
三、朝向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价值哲学的价值诉求
学科上的高度和问题上的深度是价值哲学的两大优势，若把这种优势变成现实，就必须沉思转型中国的哲学问题，并在建设性的意义上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转型中国遭遇到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有些是与西方国家相同的，而有些则是我们特有的。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才能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经验具有世界意义。作为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价值哲学具有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和历史责任。
（一）核心价值与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的建构、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战略意义。依照主体分类，可有个人、企业、组织、政党或政府的核心价值观，而政党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最为根本的，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也决定着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不应该以某个人的利益、某个组织的追求为基础，而应以那个本真的即价值的“原型世界”为蓝本。而这个被陈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则是这个蓝本的摹本，可称为“副本”。“蓝本”先行于“副本”而存在。那个价值的“原型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即马克思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于是在可能性的意义上，作为价值“原型世界”就在逻辑体系上分为终极价值、核心价值和基础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非是这个“原型价值世界”的观念表达形式。人们不是在寻找核心价值，而不过是使“是其所是”的“原型价值世界”亮出它的光芒，呈现其自身而已。终极价值解决的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它构成一切行为的法则，它是唯一的，类似于康德的先天实践法则。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个法则从未消失过。“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民生为本”都是这个法则的不同表达方式。在价值哲学的视域内，这个法则可以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有可普遍化的价值诉求才可以成为法则。“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正是这种法则，其哲学证明在于：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这是作为客观规律而实存着的，把这个规律用命令式表达出来就是：不论是谁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为着实现这个价值理想，兑现这个法则，必须以核心价值为基础。这些核心价值表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规范体系，自由、平等、正义是这个规范体系的主要方面。法则是一，规范是多，规范是法则的展开形式，规范必须体现、再现法则。这些规范不是目的，而是为着法则的，一如核心价值那样，它也不是目的，它是为着终极价值的。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把核心价值和规范体系视为终极目的，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局面。自由是每个有理性存在者成其为人的内在要求、主体条件。它是行动者按照对规律的观念，也就是按照原则而行动的能力，亦即实践理性。只有使每个有理性存在着既感受到自己更感觉到他者，并按照对任何一个有理性存在着都有效的法则去行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法则才能实现。一个相对为好的社会，就是使每个人更自觉、更自愿，只有既感受到自己更意识到他者，一个人才既是自由的又是负责人的人。基于此，人和人之间才是平等的。平等所指涉的乃是“人格”自身。康德说，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每个人在人格和尊严上是平等的。然而，每个人在人格与尊严的平等是依靠着正义来保证和实现的。正义通常是指向物的世界，关涉的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体系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社会主义作为最能为每个人谋幸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安排，也必定是最接近正义理念的事情。在具体事项上，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不但需要形式正义，更需要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所追求的是，每个人在把握同等机会上拥有接近的能力体系。
（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问题
广义的社会乃指人的思与行所指涉的所有空间;而狭义的社会则指介于国和家之间的广阔空间。在传统社会，狭义的社会是不发达的，家国同构的运转模式不可能生发出公共理性来。市场社会的重要成果就是构建了一个既区分又联结家与国的广阔社会空间。因此，能否构建一个具有足够自行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乃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一个自由、平等的有理性存在者，只有自愿、自由退出“社会”这个广阔空间，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的“目的王国”才能建构出来。当社会的机会和资源被垄断在某个组织、某个阶层、某个人手里，指望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就根本不可能。由于所有的终极价值和操作价值都必须在社会这个广阔空间里实现，对价值哲学而言，构建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并构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伦理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心灵秩序”与“好生活”
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既相关于一个良序的社会，更相关于个人的健康人格和价值追求。健康人格由两个和谐的组合构成。从元素说，健康人格由信、知、情、意四个元素组成;从要素说，健康人格表现为灵魂的和谐：在构成灵魂的三个要素：理智、情感、欲望中，其间有三种组合模型：理智―情感―欲望;情感―欲望―理智;欲望―情感―理智。健康的人格表现为理智―情感―欲望。而在生活实践的意义上，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乃是拥有健康人格的人能够正确处理如下几种关系：三种善之间的关系。身体之善是基础，外在之善是条件，灵魂之善是根本。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创造财富是能力，体验幸福更是能力。为己与利他的关系。只有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人才是完整的人。幸福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只有每个人身心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有可能。在呈现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指明一种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价值逻辑，永远是价值哲学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4.
[2]晏 辉.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域[N].光明日报，2014-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