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独秀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敏锐的观察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是实现人的现代化。陈独秀在对阻碍国民现代化的传统恶习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大量的付诸实践。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民性思想体系。因此，对陈独秀国民性思考的整理和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陈独秀；国民性；现代化
一、陈独秀关注“国民性”的原因
（一）近代国家的贫弱
陈独秀说：“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自为风气，不知其他。”这大抵可以描绘出数千年中国的的概况，随着19世纪的到来，近代中国已成为“老大帝国”，西力东渐，国困民贫，众多学者已开始关心国家命运，对国民所表现出与近代人类文明社会不相称的行为深感不满，因此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延续的时间很长，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思想家都触及了这个问题。从这集中体现了思想家们迫切希望改造国民精神，塑造新的国民形象，以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历史事实。因此分析国民素质状况，追寻国民素质形成的原因，探究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成为陈独秀及一大批思想家十分关注的问题。陈独秀关注国民性的原因显然离不开那个时代及其陈独秀个人因素的影响。
（二）陈独秀个人的特殊经历
二、对中国传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一）家族利益至上，国家观念淡薄
在《亡国篇》中，陈独秀痛斥中国人，“只知道有家，而不知道有国”他指出，“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做官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多“视国家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中国人更不明白“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的道理，若比起西方民族的“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中国人则是“恶斗死，宁忍辱。”
（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
陈独秀说，中国人最信“天命”，“以为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天命做主，人不用费一毫心，用一丝力的，若无天命，就是费尽心机，也是枉然。”因此国家衰落到这个地步，正因为过人相信“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够挽回”。
（三）精神生理上的“恶俗”
以上就是陈独秀对于中国人所作出的评价，过人身上的种种“劣根性”使中华民族在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各国中处处挨打。陈说：“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导致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所以，中国欲立于新世界舞台，必使“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这就需要弄明白造成国民种种“劣根性”的原因。
在陈看来，造成中国国民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虚无主义。老庄以来的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使“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无一强梁敢进之思”虚无主义使国人“退缩苟安”，是为“亡国灭种之病根”；再者使中国“无政府已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但使民、子、妻成为君、父、夫附属品，而且使国民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
2.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使国家成为统治者一人的私有财产，“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以至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并且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帝王惯于专制，从而看不到民众力量，“只看见一班无良心无能力的学者官吏，而看不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陈独秀在将近100年前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落后面是十分沉重和深刻的，他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药方在今天依然有着参考价值。
四、结语
陈独秀的“国民性”思想是当时极具号召力的一面大旗，无论对五四前还是五四后的国民性认识都有深刻启示，具有划时代开创性的影响。
“国民性”是贯穿陈独秀思想的一条主线。他“从对传统国民的政治启蒙转向从思想文化上来理性分析中国传统国民劣根性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并试图从国民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来达到对国民的深层改造。”陈独秀由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观察而产生对国民性的认识，并探讨其特点和原因，进而寻找其改造的方法，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不可讳言，陈独秀对国民性思想的探索依然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就时代而言其国民性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超过不足之处。他急切的要求革新，要求解放，从而唤醒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因素，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及文化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