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就萨托利《民主新论》中所暴露出的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批判，力图阐示传统民主理论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和目标，以便能澄清是非，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论题主要集中在多数原则、自治问题、精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内在矛盾等相关问题上的分析和探讨。在文中，作者针对萨托利在关于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批驳，在对萨托利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同时，作者也尽己所能，从正面论述了本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和看法。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实现自治的基本途径，是维护自身利益不被侵犯的根本保障。而为了使民主得到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探索适当的途径，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的尊重和维护。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关于人民政治素质不高的事实，只能表明人民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所遇到的困难和阻碍，但这并不能构成某些人限制或否定人民政治权利的充分理由。以萨托利为代表的现代精英主义在一系列关于民主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自相矛盾的辩辞，不仅反映出精英主义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而且也暴露了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人民虽然在形式上享有种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人民的权利往往由于制度上和历史上的原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这是民主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现代精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民主主义基本立场的背弃，充分表明精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为特权阶层的统治利益辩护的理论工具。由于精英主义的观点来源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因此，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为了使民主政治得到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学主流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批判，去芜存精，在有力揭露其内含的反人民倾向的同时，重视并努力克服现代民主政治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
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因此本文采取的论述方式基本上是思辩性质的。目的在于从理论本身着手，证明以萨托利为代表的精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危险倾向。从而为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挑战面前，提供一定的思想武器。这些观点代表了本文作者在三年学习期间的研究和思考成果，并反映了作者一贯的思想倾向。因此，对于文中可能存在的一切不妥之处，作者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民主新论》是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穷十年之力推出的一部集中探讨民主问题的政治理论巨著。本书自出版起就在各国的政治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政治学者的必读书目之一。本文就是在研读《民主新论》的过程中一些心得的缀合。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篇论文中，我所从事的工作远不是将作者的基本观点加以通俗化的阐释，而是力图通过对其观点的分析和评述，来表明我个人对民主问题的一种态度，即对传统民主理论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的信守。因此，在阅读本文时可能会感到我对作者观点的评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一种观点的赞成与否，是依其是否有助于我们向着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境界迈进而定的。
一
民主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是人们赖以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基本途径与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采用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方式来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系。直到近代，民主制度才为文明社会所普遍采纳，成为社会交往和决策的基本准则。但是，我们根据什么来选择民主而不是其他政治制度呢？与人类社会所实行过的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应如何证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而对民主合理性的证明又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的成败兴亡。作为毕生关注民主问题的政治理论家，作者必然要对民主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给出自己的答案。然而，从作者的观点看，我们显然无法有效地为民主的价值进行辩护。我们“既不能根据经验，又不能根据理性，也不能根据民主价值从客观上说其内在价值要优于所有其他价值这一理由，去创立、证明或说明民主。”我们甚至不能用民主赖以建立和维系的可行性原则——多数原则来为民主进行辩护。因为多数原则以“人民总是正确的”这一命题为自身的存在依据，但从经验角度看，人民并不总是正确的。这样，人们对多数原则的遵循只不过是基于一种方便，即为了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同意按照多数原则的要求来进行决策，而这种同意实际上完全没有什么客观性理由在里面。
由于无法找到合理证明民主的途径，作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将对民主本身的证明问题变成民主与其他制度之间的选择问题。比如，从安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充满了安全机制，“而个人独裁政体从本质上看则突出表现为缺乏安全机制。”。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大的安全的话，我们就应选择民主而不是个人独裁。于是，对证明民主“真正利害攸关的并非证据，而是选择。”作者自我开脱道：“严格说来，我们不能‘证明民主’，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民主更为可取。”
作者认为，改换问题的提法就能避免困境，未免有点异想天开；而认为不用证据就能从事比较和选择，这就更透着荒谬。因为任何选择都是基于某种理由、按照某种共同标准、依靠某些证据而进行的选择。排除掉证据的选择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既然选择需要证据，那么问题依然是我们究竟应该根据什么标准、通过什么证据来证明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可取。作者认为，仅仅从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充满了安全机制这一角度，就可以说明选择民主政体是正当的，而不必求助价值或进行价值争论。但是，安全本身不也是一种价值并且与其他价值一样充满了歧义吗？难道说我们不需要对安全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和民主保障安全的功能作出说明吗？当霍布斯同样可以用安全标准来证明绝对君主制是可取的时候，凭什么认为社会成员在民主制度下会比专制制度下更安全？即使退一步讲，我们承认民主制度的安全保障功能远高于其他制度，但是基于确保安全的考虑，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民主制度的安全机制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通过什么条件实现的。因此，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仅对安全的关注也将我们带回到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考察和研究之中。所以，如果我们想为民主辩护，我们就必须根据民主制度本身所依据的原则和固有的内容来证明民主。
事实上，作者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了证明民主的正确途径，那就是，用民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可行性原则——多数原则的合理性，来证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作为民主社会用以指导集体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多数原则不仅建立在公众的普遍同意基础上，而且它的合理性是可以通过实践结果来予以检验的。所以，通过对多数原则在实践中的效力的考察，我们就可能将民主置于一个客观性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作者没能正确认识多数原则的真实涵义，以至于无法对民主的价值作出合理的说明，这是很可惜的。
作者认为，多数原则的来源，是基于对多数一贯正确性的非理性信仰，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决策方式，多数原则来自于人们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它只是表明这么一种观念：即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可取。这种认识立基于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对客观世界复杂性和自身不完善性的深刻体认。正是因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错综复杂、变幻无方的，而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又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相对于多数原则而言，将决策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更不可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由此可见，多数原则所承认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的必然性。事实上，因为将某个绝对原则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而最终陷于困境的不是多数原则，而是作为多数原则对立面的个人独裁制度，只有独裁制度才需要以某个绝对性的虚假命题来为自己辩护，也只有独裁制度才需要通过压制不同观点和批评意见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而多数原则通过对某个社会组织或个人一贯正确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了这类虚假命题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多数原则的合理性因此就表现在它不仅能正视个人能力的不完善性，而且为克服这种缺陷提供了适当的途径。多数原则通过将发言权授予每一个人、通过将多数人的共同选择作为指导社会行动的依据，以保证由之产生出的政策具有更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内容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所以，多数的正确性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实现的，对多数的信仰不是非理性的盲目信仰，而是有着深厚的认识论基础并能够得到客观实践的经验证明的。
作者之所以歪曲了多数原则的认识论基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完全用一种孤立的、静止的视角来看待人民与专家的关系。在作者那里，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专家群体被隔绝于人民群众之外，以至于决策的多数没有理性，而理性的少数无权决策。于是，我们只能在理性而不民主的专家决策或民主而无理性的多数决策之间作一选择。“概括地说吧，我们对人民的依赖程度越大，可能获得的理性计划就越少；反过来说，我们越是依赖专家，权力在民意义上的民主就越少。”我们说，这种专家外在于人民的情况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所以，由此而导致的两难困境也不过是作者又一个庸人自扰的幻觉而已。在民主理论中，所考虑的问题是当权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关系。在无权的人民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专家。这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并不孤立于人民之外，他们就是人民。因此，阻碍他们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心怀妒忌的人民，而是不懂装懂、倚权仗势的特权人物。相反，只有民主政治，才为这些专家提供了可以发挥自己影响力的机会和条件。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中，人民实在没有必要在理性与民主之间做一生死选择，而是完全可以通过民主方式来获得真正的理性和自由。
正如当代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谁最有知识，我们才将决策的问题留给了一种不受我们控制的程序去解决。但是有一个道理却是恒久不变的，即正是从行事方式不同于多数所规定的标准的少数那里，多数习得了知识并做出了较优的决策。”所以，“主张民主的论点，其实预设了任何少数意见都可能变成一种多数意见。”萨托利虽然也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多数与少数之间的自由转换，但他只是从意志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在他那里，多数与少数之间的转换是任意的和没有什么客观理由的。而哈耶克则准确地看到，少数向多数过渡的依据是客观知识和正确的选择。恰恰是为了实现这种具有真正理性精神的转变，我们才应该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和一个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左右的程序机制，使得少数向多数的过渡成为可能。民主主义并不否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了解具体问题的人总是少数。但民主主义坚持认为，这个有知识的少数始终是具体的、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有关的，所以事先我们一般都无法确切地知道谁属于这个有知识的少数。除非实行多数原则，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使那些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人脱颖而出，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大众，将少数人的知识变成大多数人可以善加利用的财富。所以，与作者及其他一些精英主义者所说的相反，多数原则并不否认正确的总是少数，它只是否认某个固定的少数会必然地与这个正确的少数相一致；多数原则也不否认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所否定的是将权力视为一种认识工具和决策依据的企图。多数原则并不奢望参与决策的每个人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但它确实希望，通过将决策权平等地给予每个人，能够为那些少数有识之士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实践也证明，从多数原则出发，社会总可以找到有知识的少数，这些有知识的少数也总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将决策权完全托付给一个人或少数人，这实际上就是假设人类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完全可以由某个天才掌握。这种假设不仅在逻辑上无法成立，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会使社会在许多情况下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以上我所说的专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在各自领域中有一技之长的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对“专家”的界定要比我窄得多，他实际上是将专家特指为那些“精通如何主宰——不是知识，而是——人民的人”。因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领域中卓有建树的人在他那里就不算是“专家”了。也只有将专家理解为政客或行政官僚，上面关于将专家与人民相区分的言论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问题在于，将决策权交给政治“专家”就真的能实现决策的理性化吗？任何一次决策都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那些精通统治术的政客们来说，可能与被他们统治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无知，他们也必须为自己配备专家。这样，在掌握着统治权力的专家与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专家之间就会自然产生这么一个问题：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究竟是权力为大还是知识为大。这个问题提给那些主张以知识作为决策权依据的精英主义者们是很不愉快的，因为恰恰是这个问题构成了一切精英主义者的阿基里斯之踵。如果权力占了知识的上风，那么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我们都无法认为这样产生出的政策是“理性”的；而如果知识占了权力的上风，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难道那些无权但有知识的专家不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因此，再也没有什么比泰纳的那句“一千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也不等于一点知识。”的名言更能充分暴露出特权阶层的狭隘立场和对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偏见了。一千万个零相加依然等于零，但一千万个一相加决不等于一。将人民群众说成是无知的“群氓”，不仅是对那些无权但有知识的人的诬蔑，而且也与现代精英主义所提倡的“竞争式民主”相矛盾。竞争是要有裁判的，如果人民是无知的，那么谁有资格评判那些“竞争领导权的少数”？当权者竞相争取人民选票的竞争又有什么意义？也正是从精英主义对人民集体智慧的蔑视以及将权力奉为知识依据的潜台词中，民主主义看到了由之通往极权统治的危险倾向。
作者在谈及多数原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被社会所接受这一事实时说：“为什么多数原则是被人缓慢而不情愿地接受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多数的权利并不等于多数‘正确’”这实际上是一种歪曲历史的说法，因为他完全无视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一事实。如果不怀偏见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多数的权利固然并不等于多数正确，但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多数确实可能比任何一个固定的少数更正确。只是由于这个合乎情理的观点会威胁到当权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一个相对合理的决策方式才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受到权势阶层的压制。这里再强调一遍：权力不是知识，也不是认识的手段。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权者比无权的人民更聪明、更富有智慧。再杰出的政治家，他所掌握的知识与人类总的知识诸量相比，也是一个近于零的无穷小量。就其知识内容而言，当权者掌握的知识主要还是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关于行动的知识，而不是关于认识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都属于过去而不面向现在和未来。所以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时，当权者与其他人一样都处于无知的境地，这种认识上的地位使当权者没有任何理由来否定按照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形成的决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危险依然是：虽然当权者在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并不比其他人更富有智慧和能力，但他所掌握的资源和技术手段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而自行其是。这一事实表明，尽量使权力无法干扰决策的理性化进程，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正是从防止权力对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化干扰这一目的出发，我们才需要通过民主手段来驯化权力。在这方面，我们除了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坚持以多数原则作为决策的基础之外，并无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权力对决策理性化的损害。
二
作者一方面认为多数原则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与独裁制度相比，假定“人民总是正确的”相对来说“几乎算不上是个危险的公理”。因为在代议民主制下，一种多角色、多梯级和多滤层的决策机制使得“人民的声音”必须要经过无数调整和障碍的漫长过程才能转化成现实的政策。作者显然认为，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决策系统已经使得人民的意志被大大地稀释了，以至于很难对现实政治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说人民一贯正确的假定虽然不对但相对“无害”，不过是说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说在现实生活中近乎“无用”，这种观点其实是在变相承认西方现行的代议民主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寡头政体。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确曾犯过错误，而且人民也曾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空想，那么我们就只能放弃使人民意志得到真实实现的种种努力和探索；但如果我们不愿接受作者对民主制度的解释，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导致人民犯错误的原因以及防止人民再犯错误的预防措施。
要理解人民为什么会犯错误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决策方式本身的性质和作用出发。多数原则作为民主社会中人们用以解决内部冲突和实际问题的手段，它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帮助人们整合与决策有关的各种因素，并对那些不符合其目的的因素进行筛选。由于多数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使由之产生的政策更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当人民受到无知、偏见、野心、贪婪等不良情绪的干扰时，我们就很难指望人民根据其目的而做出的决策具有足够的明智性。毕竟，多数原则只能帮助人民进行决策，但不能代替决策，它也没有力量保证由之产生出的政策具有客观上的有效性。但人民所犯的这些错误源于人本身的劣根性，在其他决策方式下仍然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所以，精英主义假设，将决策权集中到少数权力精英手中，会更有利于产生明智的政策，是没有什么理论根据的。从逻辑上看，精英主义的这种观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条件关系问题。专制统治者作出明智决策的情况只有在统治者集知识与权力于一身时才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只是个例而不是普遍现象。而合理的决策方式只能建立在一般的事实基础之上，决不能以例外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相比之下，由人民集体参与形成的政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人决策的任意性和偏狭性，因此往往更有可能产生出明智的决策。所以仅仅因为人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将多数原则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决策方式，同样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论证方式。它不仅将导致正确决策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混为一谈，而且将特殊现象当成一般的事实来对待。
由于人民犯错误的原因在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由于决策方式的作用只在于帮助决策，而不是代替决策，因此任何一种决策方式都无法绝对保证由之产生出来的政策具有人们所期望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不同的决策方式立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上，而且由于不同的决策方式包含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属性，因此从相对的意义上讲，某种决策方式会比其他的方式更有可能产生出公正合理的政策。与其他方式相比，多数原则是一种服务于普通人的决策方式，因此从理论上讲，它应比其他方式更能正视人的缺陷和失误。作者认为，多数原则是一种基于主观的“无用”的游戏规则，表明他根本不理解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上的种种法制条件和纠错机制的深刻内涵。在专制统治之下，统治者的决策失误是由被统治者来承担的；而在民主政体下，人民的决策失误最终要人民自己付出代价。那么还有什么比灾难性的后果更能说明不健全的决策方式对人民的消极作用呢？所以，从逻辑上讲，一种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的决策机制往往会比个人独裁更需要有正视事实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更注重通过反馈和纠错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来加强对决策风险的控制。以此而论，从多数原则中引伸出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的重视、对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法治原则和宽容精神的强调与保障，这些民主社会中所特有的价值倾向和原则，无不是民主社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精神的反映。这一事实也表明，民主制度要比其他制度更合乎情理。所以，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健全理性的产物。将人民的错误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作直线类比，只是表明论者是在按照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