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批判性和现实性是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领域的关键词。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和“现实性”有着复杂的理论分歧，审视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具体而言，“批判”的内涵极其多样，体制化指向文化研究的现实介入性，也有人将体制化视为官方意识的收编。“语境”和文化研究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密切相关，但它同样会走向“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反面。这些理论局面构成了文化研究两个层面的悖论：其一，“批判性”和“现实性”两个术语的内部歧义重重；其二，“批判性”和“现实性”之间有着不同的语义关系，它们时而相互印证，时而剑拔弩张。
关键词 批判性 现实性 体制化 语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53-07
在诸多学科中，批判性和现实性是两大关键词，文化研究领域也不例外。王晓明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是解决“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三道难题”的重要方法，“批判性分析”和“促进性介入”的有机关系体现了文化研究方法论“破”与“立”结合的特点。王晓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王晓明、朱善杰编：《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作为学术命题的“文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的具体脉络相呼应，“破”与“立”结合的方法论模式有助于审视并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是，仅仅从字面上含糊地理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必将错失大量的理论节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有着复杂的理论分歧，审视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研究理论内涵的种种解释使得两个术语的内部歧义重重，这是本文涉及的文化研究第一层面的悖论。术语内涵的纷争也使得“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之间有着不同的语义关系，它们时而相互印证，时而又决然反目，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第二层面的悖论。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母题。“西马”直面大众文化时饱含着精英分子式的挑剔和警惕，认定大众文化充满了权力阶层或明或暗的统治意图，而作为接受对象的大众不过是毫无反思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各种统治塑形的群氓。伯明翰学派对于“西马”的悲观不以为然，他们未将大众文化全面妖魔化，即使大众文化仍旧隐含着诸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操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方会如权力阶层所愿。比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更看重大众的主体意识，大众将大众文化传达的意思重组改装以完成非暴力的文化抗争。伯明翰学派民粹主义意味浓厚，因而也被人解读为放弃了对大众文化统治术的批判。实际上，如果仔细梳理两派的观点，有无批判性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分歧，他们的差异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于智识的优越感质疑大众的批判能力，由此将批判大众文化的职责收归己有；伯明翰学派则相信大众的批判能力因人而异，他们更愿意审视大众群体中那些形态各异的反抗方式。所以，“西马”笔下的大众表现为丧失主体性的理论形象，相比之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面目更具多样性和现实性。
“西马”在批判阵营站稳了脚跟，他们采用“永恒否定”的模式应对大众文化铸造的精神格式，后者的精神同一性导致的经验贫乏和精神荒漠必须用审美层面的先锋实验来压制。所以，“西马”推崇的审美批判往往停留在各类艺术形式中，这些艺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平庸经验为己任。当现实和艺术先锋截然对立，现实世界不再现实，而只是理论的镜像，晦涩难懂的先锋艺术往往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精英自我陶醉的代名词。这种绝世而独立的批判姿态让人对他们心仪的批判形式产生怀疑，人们质疑“审美批判”的现实有效性。“‘审美批判’被认为躲在艺术的世界里大展批判之拳脚，但最终成就的不过是革命的形式主义，它将‘批判’变成了心理宣泄。”滕翠钦：《尴尬的叛逆――西方批判理论的内部分裂》，《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273页。“永不停息的批判”看似强调了批判的彻底性，但明眼人却一眼看穿这种模式的危险，并设想它的理论结果：它将导致社会的废墟，社会一旦只有崩塌而没有建设，批判也就丧失存在的前提。还有一种害处则已经被现实证明，由于“审美批判”留下大量的语义空白，成批的现实意图趁虚而入，消费主义就是其中一桩。先锋艺术被堂而皇之地改装成时尚消费的叫卖招牌，1945年7月，美国的《时尚》杂志就以杜尚的先锋作品《大玻璃》的照片作为自己的封面，先锋的特立独行和消费的欲望猎奇一拍即合。基于上述的两大理由，“西马”审美批判的现实效用有待考证，而从“西马”吸收理论营养的文化研究对社会现实的不屑往往也演变成了一场名不副实的口号秀。
二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同时回应了文化研究功能的相关争论。“文化研究在今天之所以有价值，就是由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觉得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改造世界当然是一项更伟大的工程，但对于一位在大学做教职的人来说，他或她首先要做和能做的当然还是认识世界。”④这段评价首先列出大学体制教育和认识世界功能的理论关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理应列入社会分工，这就回避了伊格尔顿等人的担忧，教育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没有必要揽尽所有的社会职责。李庆本的说法没能进一步说明文化研究认识世界的功能和犬儒、实用主义的认知的区别，所以人们还必须直言文化研究的认识功能是否具备面向未来的维度。“教育并不是第二性的活动，它就是对现实的制造本身，而这也正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因此，文化研究是一种教育模式，不仅仅在教室里，而且在它的研究实践中。因为在这二者中，文化研究都在帮助制造世界，帮助规定在那个世界中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转换世界的可能性。”⑤文化研究想象世界、塑形世界，由于现实性和可能性结合的特殊形式，所以它不会采用“西马”审美批判那种让人无法辨识的意义形式。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现实介入性，这种意识逐渐被理论界接受并深化。毫无疑问，这种逻辑可能遭遇反对者的拍砖，因为文化研究一直以反体制化为己任。“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基金团体过去一直不愿意承认文化研究，而且也因为文化研究自身的界定也一直倾向于抵制其学术合法性，视自身为智力游击运动的一部分，并在官方的学术疆界上开战。这种浪漫而又具有英雄主义的文化研究观念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过时。”[英]吉姆・麦奎根：《前言》，[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文化研究的反体制主要由于双重的拒绝――体制拒斥和自身的拒绝，体制逻辑和文化研究分歧重重，但在这一点上倒是达成一致。体制化的官方形象挥之不去，所以，拒绝体制、置身边缘被视为有助于文化研究批判功能的养成，体制化则代表文化研究被官方招安。正如引文中提及的，这种甘愿徘徊于边缘的理论心态只是“已经过时”，拒绝体制在特定的时期具有历史合理性。根据王晓明的梳理，中国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境况和西方并不相同。由于中西方文化研究的时间差，文化研究作为西方显学一经引进就和体制化问题如影随形，中国理论界讨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或是民粹主义倾向时已然搁置体制化争论，体制化是文化研究的理论原点。有的理论家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发生充满了学术资本的权力操作，这和文化研究的种种批判行为并行不悖。
三
虽然文化研究的“语境”和现实性、批判性密切相关，但是“语境”并非一本万利，语境甚至会成为政治排外的伪装术。人们逐渐习惯将文化研究国别化，只是，一旦将语境等级化，问题又将另当别论。如果缺乏自反意识，那么任何一种语境都会坐实自我中心主义的后果。“欧洲中心主义假定西方历史的优越性，并把欧洲看成现代世界重大进步变革的中心。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既是文明的承载者又是文明的守护者。……欧洲知识分子构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在他们眼里，只有欧洲人才能自我反思。这就导致在分析研究欧洲时，把‘他者’排除在外，从而陷入那自以为欧洲人才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幻觉之中。”保罗・摩尔：《欧洲的文化研究》，于闽梅译，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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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页。当自信成为自满的代名词，语境就摇身变成文化的圈子主义和排外主义，“反思”饱含着精神优越感。究其种种，这种境地的生成主要源于自反意识的缺失，正如“乌托邦是欧洲人的乌托邦”一样，平等是等级制度的一张羊皮。强调中国经验是为了弥补和避免移植西方理论时自我东方化的文化心态，这种卑微的心态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圣化和理论拿来时的囫囵吞枣。警觉中国文化自信力崛起后，中国经验的理论态度是否会走向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面，这种心态有助于中国理论界避免理论全球化时代把握文学自信和文化自满的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