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方法与变易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也必然不同。本文分析了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存在差异的原因,指出在注重翻译忠实性传统的同时,翻译的创造性也应该得到重视,这样译者才能摆脱复制原文的桎梏,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关键词: 翻译标准 忠实性 创造性
“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将此话运用于翻译领域,可以说“一千个译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即易,翻译以语言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和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为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和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即使读者产生隔膜和发生误会。
一、翻译的标准
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著名学者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在这三个标准中,“达”和“雅”都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在实际的翻译中无法很好地实现,而“信”或者叫做“忠实”是最主要的方面。它是指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SL)时保持对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忠实性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忠实(formal equivalence),它是指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reproduced message)的TL与表达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之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它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传统的观念认为翻译的首要即为“信”,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很虔诚,所以“信”字当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和创造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中国特有的翻译文化就因此形成了。
二、翻译差异存在的原因
翻译作品,忠实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但绝对的忠实在翻译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任何翻译都会和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尤其是一些古诗词的翻译)。这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归纳起来有三点。
1.SL与TL本身的差异。不同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语音、拼写、语法等方面。在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语言方式和习惯的不同,包括用词不同、比喻不同、联想不同等。由于这些差异,在翻译时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将原文信息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感情完全毫厘不差地移植到译文信息中去,所以原文和译文不可能完全一样。
2.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谓翻译,无非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可以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历来有经验的译者或翻译研究者都比较注意文化和翻译的关系。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掌握语言。”(《翻译通讯》,1984:
1)谭载喜说:“翻译中有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的正确理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有关文化的了解。”对于译者来说,没有对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和表达。为了使译文读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差异特别大时,译者就要仔细地在译文文化中寻找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实践。如汉语中的“天生有福”,到了俄国人口中变成了“穿着衬衣生下来的”,在英国人那里成了“生来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勺(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德国人则说“梳好了头再出生”。又如不少语言中都有许多以动物为内容或作比喻的习语,但同一种动物在不同的语言含义中是互不相同的。例如,“fox”一词的本意是狐狸。西方人认为狐狸是一种可爱聪明的动物,所以在英语中,用fox一词来形容人是指人的聪明机灵。而在中国,人们认为狐狸是一种狡猾阴险的动物,所以人们在使用狐狸一词时,多指人“狡猾阴险”,这正是由于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接收产生偏差,从而有可能导致翻译的不忠实。又如英语国家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中英人民对于这两种动物的心理反应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体现在术语中时,要求翻译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如:
1)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lead a dog life
2)望子成龙:long to see one’s son succeed in life
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i.e.with success in the world)
例
2)中的两条英译一为意译,二为直译,但在直译中仍加了意译或解释,这一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dragon”在英美人的印象中是可怕的。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圣经》,“dragon”是罪恶的象征,而在中国人心目中,“龙”是权力的象征。
3.民族心理特征的差异。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状态,西方人写作时风格直率、坦诚、不绕弯子,这也与他们豁达的性格有关。而中国人则偏向于细腻委婉的风格,作品耐人寻味,因而在翻译时要把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融合起来并不容易。不同文化的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很多不同,翻译时也要作等值意义的转换。如英语民族的人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见面时喜欢谈天气,如“Lovely weather,isn’t it?”之类的话,汉语译成“你好!”未尝不可。因为根据英美习惯,天气之类的谈话无非是最普通不过的见面语。同样,在我国早有“民以食为天”这一吃饭问题的最大理想,因而吃饭问题也就成为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人们见面时喜欢说“吃过了吗?”,也有村民在村头田间远远看见路过的人会说“吸烟吧”或者“喝茶吧”之类的话。在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并不关心别人是否吃了饭或喝不喝茶,而只是作为一种打招呼寒暄的功能而已。中国人听到这些话也只是回答“吃了”或“不了不了”,实际上是实现一种交际的功能,表示谢谢说话人的关怀或者热情。对于此类语言,英文只需译为“A:How do you do?B:How do you do?”或者“A:Hi!B:Hi!”就行了。如果将A的问话改成“Have you had a meal?”,如果被问者是英语民族的人,他心理上的反应是“Yes,I have.”或“No,I haven’t.”,甚至是“Do you mean to invite me to have a dinner together?”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汉语中所出现的很多围绕“吃饭”问题的词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字面对应的表达法,对于“饭桶”、“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吃不消”、“吃不住”、“吃老本”、“吃软不吃硬”、“吃闲饭”和“吃香”这一系列说法只能意译为:good for nothing,be unpopular,land oneself in serious trouble,be unable to stand,be unable to bear or support,live off one’s past gains,be open to persuasion,but not to coercion,lead an idle life,be very popular等才能基本传递原文的含义,尽管没有一条译文用“eat”一词。虽然英语也有“He has taken the bread out of mouth.”,但如果译成“他从我的嘴里拿去了面包”却不如“他砸了我的饭碗”好。因为原文的真正含义是“他抢走了我的工作”或“他断了我谋生的路”。
三、翻译的创造性
以上三点说明了在实际翻译过程,做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注重翻译忠实性的同时,翻译的创造性也应该被关注。翻译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若对于翻译过程加以剖析,一般可以分为理解和重新表述两个阶段,仅在理解阶段,不同的译者已经可能对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至于对原文风格的把握,个人切入的角度不同,感觉更可能会相差十万八千里。而在重新表述阶段,受到目的语表达手段的限制及翻译主体语言能力、认知、喜好的影响,译文风格千人千面当然不足为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作艺术美的欣赏和接收者,同时又是它的表现者。从欣赏到表现,有一个重要环节,即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或者叫心灵上再创造,情感形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关键是要抓住蕴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不妨甩开原文形式,选用最佳的词句结构、表现手法,不仅仅把原文的内容,还包括情感、意境、韵味和风格重新表达出来。例如,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ergerald)译波斯诗人沃玛(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他不拘泥于原诗的词句,而是吸收灵感再创作。既有英国诗的音韵之美,又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堪称一绝。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的忠实的不可能性并不是鼓励译者在翻译时像脱缰的野马,放纵自己的思想。“忠实”仍然是翻译必须遵从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像一条锁链一样束缚着译者,译者是戴着锁链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去追求表现的自由的。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作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而且成熟的译者在翻译中并不感到束缚。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论诗词格律时所说:“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才能跳得痛快,只有不会跳舞的人才怪脚镣碍事。”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全知型”的读者,是具有创造力的作者:一方面,他不能仅凭着一两分感觉就胡乱操刀,妄图把译文变成自己的领地;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亦步亦趋,以“复制”为自己为最终目的。任何复制品都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作为原作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延续,译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翻译中所处的位置。翻译的最终目的要求译者尽量束缚自己过分个人化且与原作有所冲突的行文方式,“戴铐”跳出优美的舞蹈。钱钟书先生曾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作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质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四、结语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里所强调的“忠实”,在一些当代学者的解读中被误解了,以为忠实可以代替一切。其实忠实仅仅是再创造的基础,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完美的译文。“忠实”是译者的态度,或者是一种愿望。翻译和创作一样不仅需要态度和愿望,更需要的是审美力和创造力。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的一种生成的一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而是一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转化。富有创造力的译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超越的气势,同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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