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绰号英译的“创造性叛逆”
一、引言
20世纪文学翻译研究进行了第二次历史性的转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翻译不应该局限于从语言学的层面去研究，而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研究着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文学翻译从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提升到跨文化交际的活动。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介学不断地发展，理论不断丰富。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艾斯卡皮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理论，之后这一理论被借鉴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并且成为译介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二次创作，赋予了文本新的生命，而且可以使文本的生命在新的语言、国家、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翻译就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就是对原文本的叛逆，不管这种叛逆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文学艺苑的一朵奇葩。自《水浒传》第一次被译为英语，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研究和评析，学者的态度是褒贬不一。
本文依据译介学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分析和阐释了两个英译版本绰号的翻译，希望对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文化信息做更深的探究，最终达到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同时，对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也希望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对绰号的英译研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 “创造性叛逆”
有人把文学翻译比做“带着镣铐跳舞”，这意味着文学翻译不仅要着眼于原文本还要做出创造性的革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原作引入到无法预料的接受语境中，改变作者赋予原文本的文本内容和形式。
艾斯卡皮提出了“创造性叛逆”。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 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是根本无法分割开来的，他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和叛逆的主体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很多具体的体现，如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
三、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作为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不但对中国文学而且对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和传播。赛珍珠和沙博理的英译本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赛珍珠是第一个把《水浒传》译为英语的人，由于赛珍珠把她的一生都奉献在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事业上，所以她被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赛珍珠由于她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使她具有把中西文化融合的双重文化意识，所以赛珍珠具有双重文化身份。
每一个译者在从事翻译的实践中都有自己所要坚持的原则和自己所信奉的翻译理念。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水浒传》的引言中提到了她翻译此书的初衷：“我觉得中文的语言风格与该书的题材极为相称，因此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使译本逼似原著，因为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种幻觉，即他们感到自己是在读原本。”谈到翻译策略时，她说：“我尽可能做到直译……保留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
在翻译人物绰号时，赛珍珠发挥了“创造性叛逆”，试图给英语读者在读原著人物的错觉，让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人物就在他们面前一样，所以赛珍珠采用了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删减、增加、替代和释译等方法，把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赛珍珠把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译为“The Jade Ch’i Lin”。我们知道 “麒麟”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中并不存在的吉祥物，它只存在于中国神话和传说中，更别说在西方社会存在，所以要想用对等的英语把它翻译过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处于对自己的翻译目的的考虑，让读者在读到这个绰号时感觉在读中国的历史英雄人物，所以赛珍珠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将其译为“Ch’i Lin”，接近于音译的“Qi Lin”。
赛珍珠的翻译原则是“依其义不用饰”，就是为了让读者源语文化的精髓而坚持忠实的翻译原则。如郭胜的绰号是“赛仁贵”，赛珍珠为了让英语读者感受到郭胜是一位善使方天戟的英雄， 把其绰号译为“He arsh） 于1980 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共3 卷。沙博理的英译本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百回全译本。沙博理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文化杂合背景使他同样具备了双重文化身份。他架起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 为《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翻译，沙博理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他信奉“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翻译实践中，沙博理对于一些难以达到的对等翻译和等效翻译，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该英雄的特点。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在归化和异化两方面。此外，误译、节译、编译和转译也可以归属于创造性叛逆。节译、编译和改译通常是为了特殊需求而相应产生的翻译手法，如迎合读者、方便传播或鉴于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考虑，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不得不承认，它们在传播外国文学作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沙博理把吴用的绰号“智多星”误译为“The ale agician 男巫（尤指童话中的）；魔术师。二是“person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genius 有非凡才能的人；天才”。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解释都无法涵盖“智多星”所蕴含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误译的可能性，让读者更多地把吴用误认为西方魔幻世界的男巫师。这种误译并不是有意造成的，而是译者对这一方面的文化了解不深而造成的。
沙博理在翻译绰号时另一处明显的误译，就是把宣藏的绰号“丑郡马”译为“the Ugly Son-in-Law”。 宣赞生的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功出众。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郡王爱他武艺，招为郡马，因其丑陋，人呼为“丑郡马”。所以此处的“郡马”一词被译为“Son-in-Law”，完全属于误译。郡马乃是郡主的丈夫。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水浒传》第九十九回：“郡主郡马，屡次斩获，兵威大振，兵马直抵昭德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这苏州抚台姓叶，号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郡马。”在西方是没有这样对等的称呼的，而只把宣赞身为人婿的这一点传达给了西方读者，没有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朝代朝政的不济，使得皇亲国戚都上了梁山落草为寇的社会现实。
总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考虑到中西读者、社会背景、伦理道德等的差异，为了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坚持自己一直信奉的翻译原则，每一个译者对同样的文本，都会译出存在差异的文本，这种不同程度的差异，都是有译者的创造性和叛逆性造成的。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使译者对原文本产生新的解读，让文本的生命延续下去，在新的背景、时代和国度绽放更加艳丽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