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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而，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如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代社会，频发的消费安全问题已对人的存在造成了极大威胁。在生理和心理上，当代人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巨大的挑战与惶恐。个人的生存状况不仅攸关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在事实上关切着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由此，消费安全问题便站在了时代问题的风口浪尖，感性存在的论题亦由此凸显出来。马克思以其超越以往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高度，将作为“感性存在”的现实的人纳入到其天然所属的“感性活动”的领域，纳入到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中来。诚如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所指出的，马克思完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一般哲学（形而上学）这一“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感性存在论视域无疑具有其超越性的高明之处。当前，频发的消费安全问题所昭示出的是：“超感性”的当代突起与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的重度遮蔽。由此，马克思的感性存在论题所开示出的感性存在论域便成为了我们批判反思现代性消费安全问题视域的尚佳之选。
一、当代生存境遇：“命运般的”消费安全之困
“我们还能吃什么？”已成为当前人们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这并非简单的一问，它透露出的是人们食不得安的惶恐与忧虑，更透露出人所处的当代境遇是何等危险。“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作为满足人体最基本生理需求的物质，直接关切人的生命。如果连最起码的、攸关生命本身的食品消费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们还能希求消费的别的什么方面能得到安全保障吗？除食品安全问题外，保健品和药品、护肤品和化妆品、服饰、建筑家装、电器和厨卫用具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消费安全问题。
人们正命运般地被层出不穷的消费安全问题重重围困，摆脱不掉、挣脱不得。之所以说是“命运般地”，我们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理由。
一方面，具有社会的本质属性的人，在生产社会化的时空境遇中，“始终在其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个人无一例外是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现实的一定社会关系中。当代人注定摆脱不了“始终在其中”的命运，即在现代性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之中。仅就食品生产与消费而言，科学技术的现代性工业资本应用已遍及当今食品供应的各个角落；食品生成过程中，资本逻辑掌控下现代人为因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资本逐利本性使得有意或无意、可控或不可控的消费安全隐患不可避免。为供养生命，现实的个人不可能脱离食物，不可能不遭遇被当代消费安全问题围困的境遇。
另一方面，在消费中，资本逻辑的强力意志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合法化地位，使人被动、异化、迷失。厂商们作为消费品的供应者热衷于表明他们的“供应”是多么地适合民众的需求，俨然是在给予民众极大的恩惠。由于资本意志的长期培植和强力内在化，人们已把这作为一种命运，习惯于去接受。将消费者确定为附庸的资本逐利者，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设计中，消费者事实地扮演了同谋的角色。民众在资本强力意志的长期裹挟和培植下，他们安于其中，逆来顺受。对一切能够激发消费欲求、引起消费行为的方式、手段和生产材料，无论有害与否，资本逐利者都可能无所不用其极。激发引起消费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使人们遗忘了其作为存在者的基本前提，即生物学意义上的无异于任何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命的存在。充满诱惑的感官刺激使人们在满目琳琅之中不能自拔，迷失自我。拿食品来说，色香味一应俱全固然能够更好地满足口腹之欲。为迎合民众的口腹之欲，厂商们在原料配制和生产加工制作过程中便肆意妄为起来。而消费者或作为身处现代性社会化大生产境遇的无奈之选，或为获得一时的感官享受与满足，也无可奈何或忘乎所以地去接受。处于附庸地位的消费者，出于恐惧或期望，奴隶般将对“主人”的需要内化。人在消费中被动、异化、迷失，必然有意无意中成了资本强力意志的牺牲品。尽管这是一条凶险的道路，但却又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因为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由此，消费者更乐于选择担当资本强力意志的附庸，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命运般”使他们感到无力，感到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
二、“超感性”的当代神话与感性对象性存在—人的重度遮蔽
时不时爆出的消费安全问题，貌似一个个独立的偶然的外部事件。如果这样认为，便是被表象蒙蔽了，没有看出“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资本具有自我增殖的本性，“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说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无毒不有”，“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恰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生产成本的节约与消费市场的扩大都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增长。
当代社会，也如李嘉图在资本主义社会所看到的，“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资本逐利者眼里，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不过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而资本在当代则成了新的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当代社会，资本逐利者成功塑造了新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
表面看来，人在消费过程中通过交换貌似实现了对消费品—物的占有，然而，事情本身并非如此。是人事实地被物（包括商品和资本）以及物背后的少部分人—资本逐利者占据和统治了，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消费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对现代人的“自由”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自由了，但这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超感性的当代神话—资本逻辑的合法化统治—注定造成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的重度遮蔽。
资本增殖自身的自然趋势驱使资本逐利者肆无忌惮起来，托·约·邓宁有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利润面前，当代人不再是能动的“感性对象性存在”，而只是被当做并事实地命运般得充当着特定环境的承受者。在消费中，“人”被动、异化、迷失，被超感性的资本强力意志篡夺了其应有的消费的主体性地位。消费的形式上的自由掩盖了事实上的不自由。由此可见，当代人生存境遇——“命运般的”消费安全之困，其实质就是资本强力意志对作为消费者的人的漠视，亦即超感性的当代神话—资本强力意志对感性对象性存在—人的遮蔽。
当代人首先被作为带来利润的消费者，其次才被作为肉体的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的前提首先被遗忘了，在资本利润面前，逐利者似乎可以忘乎所以地对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感性的的人滥施“百毒”而不必担心其中毒或是早死。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自为的存在着的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人之为人的自为存在与自我确证性在当代“消费自由”的形而上学神话学中已沦丧殆尽。人成为物的附庸，沦为无异于物的存在的“非对象性存在物”，亦即沦为“抽象的人”或“非人”。
三、消费的人的主体性自返：破除“超感性”的当代神话
为命运般的消费安全问题所围困的当代生存处境，的确给作为消费者的人地位翻转的可能性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于此完全无能为力。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自觉：首先，要清醒意识到当代“超感性”神话的形而上学性及其遮蔽“人”的危险，要知道“非人”这种状况是否应该持续不变。
作为消费者的人之所以变成资本强力意志的附庸，回不到自作主宰的主体地位，是因为我们没有自觉主动地进行这种返回。此前所进行的所谓抗争，从来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骚动。消费中的人并没有本真地自我确定为主体，而是一再向资本强力意志妥协退让。频发的无处不在的消费安全问题，尤其是由此所带来的严重生命危机，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实质性反抗与极力挣脱当代生存危境的必要了。
然而，如果只是意识到，而不将哲学变革思想归之于“道路”并从而辨明之、开启之，那么这样的哲学变革，也就不可避免地再度落入费尔巴哈哲学的窠臼。因为“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莱布尼茨根据单子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海德格尔也曾明确指出过费尔巴哈所越不过的界限：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厌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而人的当代处境——作为自身存在之首要前提的生命存在之危已不再容许现实“道路”的虚无。何以“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呢？
“（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以其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性的超越以往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原则给我们以“道路”的开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上，“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即必须从现实的进行感性对象活动的肉体的个人出发进行切实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变革。唯有如此，才能破除资本强力意志的超感性神话，消费的人的主体性自返也才是现实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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