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虽然学术界在整体上有将图像史料视为边缘史料的潜意识，但近些年在理论认知和研究实践上都有进步。在中国古代图像的功用一度很大，但随着思想表述的越来越深邃，图像的功用愈加式弱。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图像有文字所没有表达过的空间和领域，也有在同样大幅面内比文字隐含更多信息量的地方，有时图像史料在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功能上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之处。所谓图像史学，主要是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大部分，分别体现着“图像证史”、“图像传史”的不同功能。图像史料的分类应该按统一的口径来划分。中国古代图像资料虽然相当丰富，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有其自身纪实精准度差的局限性；中国古代大多数图像史料是没有具体的时空维度的，我们一定要慎重使用；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史料的“时空维度”，可能更要关注图像史料的“社会维度”，研究分析各类图像史料的“信度等级”。
关键词 图像史料学 图像证史 图像传史 时空维度 社会维度 信度等级
一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自觉运用图像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迄今为止，中国史学界在运用图像史料进行研究方面，存在两个特点：
一是研究领域主要在考古器物研究、古代物质生活史、艺术史、科学技术史等方面较多，如运用先秦器物研究先秦历史，利用汉代画像砖石资料研究汉代物质生活史，利用古代绘画和雕塑图像等研究古代服饰，利用古代耕织图研究农业技术，利用《清明上河图》、《点石斋画报》、《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等绘画研究古代和近代社会生活史、城市史。不过在广大的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人物史、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层面，对图像史料的运用还较少，即使使用往往也是一种不自觉的使用。以我熟悉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来看，本来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复原景观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复原景观多是使用文字史料为主。以前很长时期内《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刊物都不刊登图像资料，连地图也都少有附载。严格讲，目前学术界关注图像史料最多并对相关的图像理论研究最深的还应该是艺术史和考古学领域，所以曹南屏《图像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一文中谈到在历史上研究古典艺术史中图像是一种“基本的资料形态”，曹南屏：《图像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显现了学界在这一点上的古今相承。在考古学领域内，从古代的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的器物类型学都是以实物图像为基础的，让器物发出话语，让图像变成文字，这是考古学的套路。不过就考古学而言，在让器物发出话语，让图像变成文字这个学问的理论方面做的研究并不多，方法路径并无标准，经验性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学界有人怀疑考古器物学的信度。
一是近些年来主动利用图像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大多局限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我们注意到曹南屏先生《图像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一文中列举的大量利用图像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案例，大多是集中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如近来黄克武主编的《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收集了通过图像来研究近代历史和与图像有关的历史研究论文十三篇，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系统利用图像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我们也注意到黄克武谈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之内，对于图像资料的重视其实有长远的传统”。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不错，如果说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中利用图像史料更多是考虑图像更能传思达义的物质生活、科技器物层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于图像的更多利用可能更有图像资料更多更详细的背景。同时，也与中国近代史领域由于学科特性与国际接触强于中国古代史有关。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近些来葛兆光先生运用图像史料解读中国古代思想史探索，使图像史料的运用空间大大拓宽。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遗憾的是学术界这样的成果太少了。据彼德・伯克的《图像证史》记载西方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自觉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故才形成有《图像证史》这样的专门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校正历史的图像历史的学术专著，但我们中国学术界严格讲还没有这样一本同类的史学著作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字的气场越来越大，图像的重要性相对式弱。唐宋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越来越深邃宏大，在人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人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大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不错，当人们思想积累到一定的深度以后，图像单独表达的准确性大大削弱，近古以来语言文字越来越丰富，使人们运用文字表达深邃思想更为丰富和准确。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一定时期内图像可能成为了幼儿识读的玩偶，而文字往往才是成人传魂的游戏。所以近代以来图像成为附属的插图，往往只有了直观愉悦的功能。先秦中国语言文字的简明短促多义晦涩与近古的文字的相对丰富多彩准确相对相关，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图像的功能和地位。同时，与印刷术有关的是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方式，图版的保存流传相对较为困难，所以才有《元和郡县图志》演变成《元和郡县志》这种图像丧失的现象。
应该说这些年在研究历史地理学和交通技术史上真正感受到历史图像的价值。如清代乾隆年间金沙江下游如此险恶的水道真的能通行船只吗？应该是何种船？后来知道清代利用金沙江航道运铜时，面对金沙江这样湍急的河道，使用的是一种叫“鱼秋船”的船，在《清实录》和《清代巴县档案中》大量有关鱼秋船的记载，但鱼秋船的船形何样，从无记载，也正是在《乾隆金沙江图》上描制了大量像泥鱼秋一样两头翘的运输船，为复原鱼秋船找到了根据。
如文献记载转运皇木要“找箱”、“搭箱”，或建立“溜子”，何谓找箱？文献中只记载用木铺设的运输大木的道路，一般是用两列杉木平铺形成，但究竟何样，并无详说。后来发现这种厢路在20世纪30年代川西林区仍在普遍使用，民国时孙明经在川西考察时就拍摄到这种场景；而20世纪80年代在川西金口河林区有的地方也在使用这种方法运木，留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使对这种运输方式才有准确全面的认知。又文献记载皇木采办要将大木“空鼻”，何谓空鼻，从文献中只知是在树上挖孔以利拖运，形式不详。但从《万历版画录》中的《采木之图》和《运木之图》打孔、拖运形象，对“空鼻”有了准确的认知。在四川汉源县水井沟发现明代皇木采办的实木后，正是依据“找箱”图像和无鼻孔这一点断定为皇木残木或箱木遗木。
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普遍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潜意识，古代哪怕碎言片语的林木描述都成为昔日山川秀美的臆想。记得年幼时长辈一说起过去环境，说者听众总是油然而生对过去深林茂树一望无际的感怀，但实际是怎样的情况呢？从文献记载中很难有全面准确的认知，但是清末西方人的镜头使我们了解清代中国的环境状况有了深入直观的认知。将西方人拍摄的湖北西陵峡天柱峰、秭归县城、贵州威宁石门坎、川南凌霄山、川西都江堰附近山地与今天同一机位拍摄比较后发现，至少清代后期长江上游城镇和重要交通沿线两边的植被并不是山川秀美，在许多城镇附近的植被状况远不如现在。但是将清末威尔逊拍摄的有关清末汤溪河河谷、巫山巴东兴山交界、泸定化林坪一带的植被与今天比较又会发现植被情况远比现代好，显现清后期水源林地区的植被比现在好的状况。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照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蓝勇：《近两千年来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有相当丰富的图像史料，从汉代以来的画像石、画像砖开始，晋朝的《女史箴图》、南朝的《职贡图》，隋唐时期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皇会图》《明皇幸蜀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迎銮图》、《文姬归汉图》到《清明上河图》《武经总要》《梦溪笔谈》《耕作图》《证类本草》《蚕织图》《耕作图》《诸夷职供图》，元代《职贡图》《狩猎人物图》、元版《清明上河图》《农书》，明代的《三才图绘》《图书编》《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救荒本草》《便民图纂》明版《清明上河图》，清代的《山海经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康熙六旬万寿图》《盛世滋生图》《制瓷图典》《自流井风物图说》《授时通考图》《台湾山内番地风俗图册》《台湾山内番地土产图册》《皇清职贡图》《成都通览》《点石斋画报》等，其他如明清方志的八景、十景图、清代的耕织图、制茶图、棉花图、滇南盐井图、黔苗滇夷图、广州十二行图等，举不胜举。
尤为可喜的是，近代郑振铎编辑了五卷《中国版画史图录》和《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版画资料丛刊》，出版了正编、二编，周心慧主编了《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日本东京大学《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正编和续编更是将海外的中国绘画收集全面。其他分类分时代的版画、绘画集更是众多，如王潮生编的《中国古代耕织图》、云南大学图书馆编的《清代黔苗滇夷图谱》等，这些图像汇编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更多更系统的图像史料。清末，西方人将摄影技术传入中国，许多清代末年有关中国自然、人文的照片更成为研究中国晚清时期历史的重要图像史料，如近来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冯克力主编的连续出版物《老照片》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近代西方人编绘的中国画片也有十分明显的纪实价值，如黄时鉴编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及日本东洋文库中存的白描中国风景画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网络上一些老旧照片网站、照片储存平台也有大量中国图像史料。
三
应该看到，利用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来研究中国历史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1.首先要看到这些年来虽然已经有较多学者提出了建立图像史学的建议，但是由于学术界关于图像证史的研究实践的缺乏，连许多基本的理论概念都是含糊不清的。
以前学术界对于图像史料的分类更是混乱万分。有的学者认为图像包括地图、图片、文物、遗址遗迹、碑刻、建筑、图画、影视片、纪实片等，分成动态和静态两大类，沈敏华：《历史教学中的图像史料及其运用》，《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但是这些分类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如遗址、遗迹可以是文物，也可能包括建筑，图片与图画之间也难以区分。也有学者认为图像应该包括画像、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地图、建筑等，④但陈仲丹认为建筑等应该上了载体才能成为图像，陈仲丹：《图像证史功用议》，《历史教学》2013年第1期。就是指实物上了印刷品、拍入影像后才成为图像。但是历史研究从史料角度来看，并不局限于上了媒介后，直接察看建筑、器物、绘画等也客观上成为史料的一种，因为这些实体建筑、器物有印证文献史料的作用。实际上图像史料的分类目前主要是划分标准在口径上混杂的问题，使史料的分类在逻辑上混乱。如果从载体口径上可以将图像史料分成竹木、丝绢、金属、石、纸、照片、影像（电影、电视、照片、电脑）七大类。如果从制作工艺口径来看，可以分成刻制、描绘、塑造、拍摄四大类。刻制类包括木刻画、木版画、铜版画、石版画、锌版画、胶版画等，从工艺看可分成刀刻和蚀刻，从展现形式又分成直接和印刷两大类。描绘类包括中图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钢笔画、铅笔画（分成素描和速写）等等，塑造类主要指雕塑、画像砖等，而拍摄类主要包括照片、影片（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等）。
2.中国古代图像资料虽然相当丰富，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在手法上分写意、工笔、兼工带写三大类，但构图取景上则在写意与写实之间，一般是按照写意的绘图方式，采取散点透视方式取景，只求神似，这就极大削弱了图像反映客观事物的精确性。所以，西方人很早就认中国画是“可怜的涂鸦”，不能描绘出各种绘画的正确轮廓。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引约翰・巴罗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相对而言，西方图像资料的科学精准性更高，如曾发现15世纪到19世纪从德国海德堡对岸绘制海德堡城堡的多幅绘画，完全采用西方油画的聚焦透视写实的方式绘制，从早期的城堡四周童秃无树，到18世纪以后树木成荫的变化相当明显。但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效果的。而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6世纪约翰・怀特《弗吉尼亚的塞科顿村》三维透视的村庄场景，在同时期的中国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运用中国古代图像资料时一定要与文字记载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真正体现中国古代左图右书的传统。
同时，认识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局限性并不是说这些史料无价值，而是说要利用这些史料需要考量的参数更多，主要是需要分门别类地谨慎使用。如在中国古代图像中，五代以来的山水画像兼有地图的功能，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艺术史的
方面，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城市史、社会史都有很大的价值。中国古代绘画的写实功能远不如西画，但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不同的画类其写实的功能也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绘画中存在“观念性山水图”和六朝以来的“山水图记”式的山水图，按张弦星的说法，山水图记的山水画相当一部分属于地志学的内容。①但是中国古代作为地志的山水画的证史功能也存在一个虚实之辨的问题。这与作者绘图的目的有关，有的地志性山水画是作为施工、运输的功能描绘的，往往经过实地考察，可以做到“大局不虚，小景不虚”，唯是采取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但景观描绘上写意与写实相兼，手法上往往是兼工带写。如乾隆《金沙江图》从大的山川走向、城镇位置都与实际相符，到小的山形、险滩状也与实际大致相合，缺乏的只是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油画的大的透视之差和细部的精准之差。但我们发现宋代的《蜀川胜概图》绘制的主要目的是体现山川之秀美，展示遗迹胜览的气势，故是“大局不虚，小景不拘”，整体区位上山水空间走向相符，但“小景时实时虚”，一般古胜古迹重地方写实，而一般地方可以虚至省略不绘。如对当时的成都、夔州城相当写实，地名繁多。特别是夔州城附近，俨然是一幅写实摄影作品，可大大弥补宋代文献中对夔州城市格局记载的不足，但对于沿途的叙州、渝州之地几乎省略不绘，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虚实结合风格。
当然，这里也不是说中国观念性山水画完全没有任何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其实，“观念性山水画”也可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特定场景、具体人物事件的观念性山水画，如以开封城为背景的《清明上河图》、以康熙、乾隆下江南为背景的《南巡图》；一种是完全虚拟抽象的场景的观念性山水画，是将众多的小景观、小场景融为一体臆想的山水画。相对而言，前者的史料价值相对后者更高，因为我们可从中发现一些具有一般物质史、社会史在时空上的一般特征史料。
4.我们在使用图像史料时，可能不仅仅要关注史料的“时空维度”，可能更要关注图像史料的“社会维度”，即要像研究传世文字文献一样，分析图像具体产生的目的、动机，研究图像背后的社会背景，找出图像中失真的部分，分析影响失真的原因。正如葛兆光先生曾提出：“通常，人们都以为用图像传达一件事物或现象，比文字更准确，因为文字在阅读和理解的时候，非常容易从词汇意义的缝隙中掺进想象，当一个文字的描述从写作者笔下到达阅读者眼里的时候，看上去似乎很直接，其实不尽然，古代所谓‘郢书燕说’说的就是文字的‘误读’。不过，看似写实的图像似乎也难以逃避想象和偏见的入侵……依照想象绘制的图像，当然有因掺入偏见的想象而产生的变形，在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临摹、复制和传写中，也会发生差异。”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葛先生主要是告诫学界要善于从图像的产生、传播中去考察思想意识等因素在图像绘制、传播中的影响，进而考察对思想意识流变的影响。这正如我们今天去看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中“主大仆小，君大臣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臣关系在图像上的体现，与近代的图像上的英雄人物、领导人物突出相关。
以前西方学者认为图像“对历史想象产生的影响”留下空间和余地，图像可以生动地想象过去。③实际上从中国文字的语境来看，文字在更多的时候比图像的想象空间更大，所以唐宋时期的训诂大家对前代经典的诠释可谓见仁见智，百家争鸣。而图像反而是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空间，所以历史上的图像应该是“不仅生动，也更准确”，而文字往往是“有时精准，有时糊涂”。这就像文字的名实如果要认知表述精准，首先对这精准的名实的图像有一个先天的图像认知。这就像民国初期人们没有看过汽车实体，书报中再多的汽车的文字也无法使人有一个准确的汽车形象。
彼德・伯克还谈到主观与客观的失真，认为“他者的图像中充满了偏见和套式”，④其实中国古代的图像中这种偏见的套式也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各种皇会图、职供图中帝王君主与臣民之间的比例大小体现尊卑关系自然是一种主观的失真。在中国古代的图像中也存在主动解读历史留下的图像和仅仅保存当时的现实场景留下的图像，两者就如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也如历史地图与古旧地图的界线。这两者在史料价值上是有一定的差异，以前也是没有引起关注的。陈支平、夏晓虹《图像晚清》利用《点石斋画报》的图画来研究中国历史，很有意义，陈支平、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但由于《点石斋画报》的图画存在“图说时闻”和“图说历史”两种，在科学信度上是有差异的。就是由于当时图像传播水平的局限“图说时闻”的内容中，绘者想象附会的内容较多。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图像资料而言，由于在图像体裁、图像功能、作者水平、作者目的、社会背景等的诸多差异，在“图像证史”中所体现的“信度等级”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构建上充分研究分类，还需要我们的个案研究有更多更深入的佐证。
四
曹南屏曾认为：“对于图像本身的解读在中国研究界还所见无多，更多是属于图像资料提供的历史‘细节’”，进而提出图像证史研究应该向从补史料、增可读向解读图像背景“转向”。曹南屏：《图像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3-344页。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可以不用“转向”这个词可能更好。因为补史料、增可读与解读背景应该是并行的逻辑关系，解读图像背景并不能代替利用图像来证明历史。研读图像背景是为了更好的补史料、增可读，而补史料、增可读的实践则为解读背景提供更多样本范例支持，它们应该是史学研究中历史文献学与其他研究分支的关系。所以，应该用“并行”，而不是“转向”的话语。不然，会给人一种非此即彼的感觉。我们认为分析研究这些图像背后包含着的背景本身就是复原历史的第一步，这门学问在文字世界中称“历史文献学”，而在图像世界中称为“图像史料学”。我们期待着这门学问构建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