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回台湾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
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其实这个案例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反省。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