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于1905 年在《子规》杂志发表《我是猫》，立刻受到广泛关注。这部小说是通过一只被人收养的野猫在主人家中的所见所闻，生动描绘了明治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辛辣地讽刺了日本近代的文明开化，深刻地批判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
【关键词】夏目漱石；《我是猫》；文明开化；批判
1853年7月8日，美国舰队来到浦贺，结束了日本长达两个世纪的锁国状态，江户幕府也走向灭亡。此后的明治政府，积极引入西方文明，推动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文明开化。在日本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漩涡里，身处于时代潮流前端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日本的文明开化。
《我是猫》是20世纪初期批判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夏目漱石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看人类的世界，语言生动滑稽，让人忍俊不禁，辛辣地讽刺了日本近代的文明开化，深刻地揭露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夏目漱石自己也评价道：“这部作品既无情节，也无结构，像海参一样无头无尾。 ”
一、猫眼中的讽刺
小说开篇从一只无名的猫开始，这只被拟人化了的猫具有动物的生态习性，表现出许多可笑的动作和行为，如偷吃年糕被粘住嘴巴，捕鼠失败而被老鼠咬住了耳朵等。但同时此猫有读心术，不光记录人物的语言行动，还能观察他们的心理活动，善于思考，喜好议论。它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人类社会，并对其进行鞭辟入里的评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往往很难看清自身的弱点以及社会的弊病，但猫却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俯视着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大潮，并发出种种嘲弄与讥讽。通过猫眼，就能见人所不能见；通过猫口，就能言人所不能言。如：猫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苦沙弥、迷亭、寒月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伪，毫不留情地抨击社会为疯人的群体。猫的评论不仅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同时语言也风趣诙谐、颇具特色。例如：它形容人脸说：“本应用毫毛来妆点，却油光崭亮，活像个茶壶。”这种戏谑的语言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与猫的身份、口吻相吻合的幽默滑稽的风格。
二、小说中的文明批判
（一）对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批判
小说主要描写了明治文明开化时代的一群有闲而无钱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却缺乏行动力，只得在苦沙弥家中的客厅里嘲讽世俗，宣泄心中的愤恨，打发时间。 小说塑造了各式各样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形象。 苦沙弥正直善良，但又虚荣怯懦，刚愎自用；迷亭虽有几分才华，却玩世不恭，所了解的西方文化也不过皮毛而已，常以此逗弄别人取乐，显得低级庸俗；寒月不慕金钱与权势，但木讷呆板，研究课题远离现实；东风常以自己的诗孤芳自赏，其实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他们正是明治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都重视知识，热爱学问，具有正义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对金钱和权势表现出厌恶与憎恨。但同时也自负、故作清高，对黑暗、丑陋的社会现实愤恨不满却软弱无能，只能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小说对这一点进行了深入地揭露。不论是主人苦沙弥、寒月还是迷亭，都是些太平盛世的逸民，尽管他们像没用的丝瓜随风摇曳，却装作超然物外的样子。其实，他们既有俗念，又有贪欲。即使在日常谈笑中，也隐约可见其争胜之意、夺魁之心。进而言之，他们自己与其平时所痛骂的俗骨凡胎，原是一丘之貉。
小说不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批判了新兴的资本家，且对他们的批判更为猛烈，这从对实业家金田的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资本家金田是个时代的宠儿，他在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暴发起来，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他利用金钱权势，欺压苦沙弥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金田之流的资本家，小说深恶痛绝地批判道：“像对面胡同的那个‘长范’，靠着放阎王债起家，贪得无厌，物欲横流，活一千年也不会毙命的。 ”
作品虽然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进行了批判，但感情色彩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被批判对象的立场不同。苦沙弥、迷亭等知识分子虽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还是正直善良的，作者对此也与了肯定，“假如主人（苦沙弥）具有贼癖，那么天下人便无不生性好偷了。 ”同时作者本身也属于知识分子，因此对他们的态度是调侃的、揶揄的，也深藏着自怜自艾的感情。正如漱石自己所说：比起嘲笑他们来，更嘲笑我自己像我这样嬉笑怒骂是带有一种苦艾的余味的。
与此相对，以金田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家则是站在与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对立面，为了发财，他“实行‘三绝战术’――绝义、绝情、绝廉耻。”因此作者对金田之流资本家的批判是毫不留情地彻底否定。
小说除了重点批判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之外，还对官吏、警察等国家机器进行了批判，揭露出统治阶级剥夺人民的思想及行动自由的反动本质。 总之，小说对明治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思想的人都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对其进行了或多或少，或轻松或严肃的批判。
（二）对社会的批判
夏目漱石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有其独到且深刻的理解，他揭开了“文明开化”的面纱，矛头直指明治社会的阴暗面。他揭露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盛行的拜金主义“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 熟悉金钱的功能、并能自由发挥金钱威力的，除了实业家诸公，别无一人。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又平安地落在西方，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 ”漱石还对当时是非颠倒的病态社会做了形象的比喻，“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 疯人们聚在一起，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 莫非所谓社会，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 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辩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才创建了疯人院，把那些人关了进去，不叫他们再见天日。如此说来，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而留在疯人院外的倒是些疯子了。说不定当疯人孤立时，到处都把他们看成疯子；但是，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有了力量之后，便成为健全的人了。大疯子滥用金钱与势力，役使众多的小疯子，逞其淫威，还要被夸为‘杰出的人’，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
三、夏目漱石对近代化的认识
生活在明治时代的夏目漱石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他所定义的 “内在的近代化过程”应该是从社会，精神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到经济层面的自然而然的近代化过程，反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大量吸收西方的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但由于缺乏奠定了西方近代化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精神层面的变革，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表现出缺乏主体性和批判性、肤浅皮相、人云亦云等种种弊端，因而被夏目漱石批判为“外在的近代化”。 然而明治日本式的 “外在的近代化”模式的产生，除了夏目漱石所总结的 “被近代”这一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因此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决不意味着纯粹的西方化，而是必须建立在原有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之上。在 《现代日本的开化》 当中，漱石反复强调要以“自我本位”的态度，主体性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几年以后的题为 《我的个人主义》 的演讲中，更加深入地阐述了这一主题。
在演讲中夏目漱石就以英国为参照物，将自己的个人主义主张归结为三点：第一，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必须同时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必须同时意识到与之相伴而生的义务。 第三，要显示自己的财力，也必须重视随之而来的责任。由此可见，漱石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绝非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而是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价值伦理。在此基础上，漱石进一步指出明治日本的党派主义和国家主义是阻碍近代个人主义确立的主要因素：“说得更明白些，（个人主义）就是无党派心而只有是非之心的主义，不结党营私，不盲从于权力和金钱。”“较之个人道德，国家道德要低级得多。国与国之间无论有多少外交辞令都是没有德义的。（国家行为）充满了欺骗、蒙混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应当以道德水平较高的个人主义为中心。”
显然，夏目漱石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的前提――道德的内在独立性。然而其独立性，在以家族主义为中心，将国家主义视为唯一的价值源泉的日本，即便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也从未得到过重视。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要确立近代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无疑困难重重。
对于在日本社会中如何才能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漱石给出的答案是加强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以高尚的人格来确保个人主义的实现：“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内在伦理修养的积淀，就没有发展个性、使用权力和金钱的价值。换言之，要想自由的享受三者，其背后一定要有某种人格的支撑才行。”尽管漱石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以英国社会为蓝本的，但在非西方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上，回归了东方（中国）。
中国的传统强调从人心的内省与道德发现出发，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内在超越的传统。儒家认为价值之源虽处于天，而实现则落在心性之中。个体本身就拥有道德自觉的能力，人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个人的不断努力去发现这一道德上的价值，而这一道德价值实际上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由此不难看出，夏目漱石是主张将东方式的内在超越的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相结合，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四、总结
虽然明治时代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夏目漱石对明治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上开始了 “第二次近代化”，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可谓举世瞩目。然而在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领域，日本的近代化却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夏目漱石所提示的将东方式的内在超越的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相结合的思路，对于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