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在现代西方以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闻名于世，他将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运用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对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进行了多方位的批判，在思想界尤其是在大众思想及通俗层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国内波普尔思想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取得了众多的学术成果。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从资料分析的角度看，论者们过多地重复引用《科学发现的逻辑》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书籍中的相关内容，而较少提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这部书正好是波普尔在政治领域影响最大的书籍，由于此书开放社会变为波普尔的标志性用语;而就研究内容而言，其中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是直接针对反马克思的内容，而对于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攻击几乎无人专门做过研究，尤其是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即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不了解这一批判，就无法从源头上梳理出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方法论基础即辩证法的误解，他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体现了仅从形式逻辑上理解辩证法的局限性。而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本文就试图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主要文本，解读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批判的逻辑路径，揭示出波普尔对辩证法的误读。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首先批判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即是赫拉克利特。他之所以选择赫拉克利特作为其批判对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赫拉克利特是西方历史主义第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在波普尔看来，西方历史主义学说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早期就有众多的持历史主义观念的学者，赫拉克利特并非是第一位提出历史主义学说的人，之前的历史学家赫西奥德就有显著的历史主义观点，但其影响不大，只有赫拉克利特才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主义哲学家，影响极其深远赫拉克利特是位才能和创造力都无与伦比的思想家，因此，他的观念有很多(通过柏拉图的中介)己成为哲学传统的一个主要部分。波普尔为了梳理历史主义观念的发展脉络，自然要将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做一番清理。第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影响了柏拉图和黑格尔。在波普尔看来，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是柏拉图理论的基础在其历史主义中，他(柏拉图)受到各种先驱，特别是赫西奥德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影响却来自于赫拉克利特。而黑格尔从赫拉克利特思想中获益甚多，并把这些东西传输给所有历史主义运动黑格尔本人对赫拉克利特评价很高，也承认受赫拉克利特影响很大，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提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而柏拉图与黑格尔分别是古代和近代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正是波普尔极力批判的对象，由此，波普尔对于他们的思想源头赫拉克利特的理论自然也要进行批判。
赫拉克利特作为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完整著作己经失传，只留下一些残篇。通过阅读这些残篇，波普尔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总结为两个主要观点宇宙的变化和隐藏的命运，并对其做了延伸和应用。
波普尔认为，早期古希腊的大部分哲学家将身边的世界或宇宙看作一座大厦，关注这座大厦是由什么质料构成的，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是从静态方面来研究社会历史，而赫拉克利特一改这种观念，将世界设想为一个变化的过程，不把世界看作事物的总和，而是事件的总和，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其哲学的座右铭。
这种理解应该说并没有偏离赫拉克利特的原意，然而波普尔没有从哲学史发展和线索来看待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这一命题，而是分析这一背景产生的时代原因。他认为赫拉克利特所生活的时代是动荡的革命时代，新的民主传统开始取代旧的古希腊部落传统，在以往旧的传统中，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有其固定的位置，人们安于现状，而在新的革命势力冲击下，一切开始变得不稳定，万事万物都转瞬即逝，赫拉克利特由此意识到社会秩序不可能永久不变，而是流变不己，这种流变在哲学中表现为赫拉克利特火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这种对赫拉克利特流变理论的背景解释是否正确暂且置之不论，但波普尔接下来的分析则带有明显的揣测意味。他认为，赫拉克利特强调变化并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民主观念，而是恰好相反，由于在革命时代，稳定秩序己不可能存在，因而会导致历史主义者的不安全感，因此，为了抵消变化带来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主导变化的内在法则，以此来平衡和驾驶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变化他们试图坚持变化由一个不变的法则所驾驶这种观点，以减缓自己对稳定世界不复存在的失落感。而这一法则就是逻各斯，即就是隐藏的命运。
因此，波普尔认为，赫拉克利特强调变化并不是想客观描述现实世界的状况，而只是为了引出逻各斯和命运，他提出赫拉克利特哲学却表露出历史主义的一个不太值得称道的特征，即:对变化的过分强调，与一种对不可更易的、永远不变的命运法则的信仰，彼此兼具并存，相互补充。
而逻各斯或命运又到底意指什么?波普尔认为，这种命运法则或逻各斯正火的运动规则，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则或自然法，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或现实的法律，而这两者的不加区分正是部落禁忌制度的特征。而在古代的部落文明中，这两种法则都被认为是最高权威，一般人不得质疑和解释，解释权落到少数人如领袖或祭司的手中，这样最终导致两种法则一视同仁，皆被看作神秘的东西;这使得对人为禁忌进行理性批判，如同对自然世界的法则或规律这种终极智慧或理性尝试改良一样，简直不可想象。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意味着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因为这两种法则都不允许理解和批判，违反理性原则。 很显然，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理论的解释完全无视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事实。在赫拉克利特之前，早期哲学家之所以要为世界寻求一个不变的始基，无非是为了把握世界万物的变也即能动性问题。但不论是如泰勒士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水，还是如毕达哥拉斯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数，都无法真正解决世界能动性的问题，而赫拉克利特改变思路，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变本身上，而变是生命的原则，任何生命都处于变动创造之中，因此，变化问题即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于是，他选择火作为世界本原，正是看中了火是自己给自己定形的元素，是一种永恒而内在的不安息，是生命能动态的体现，这样的世界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世界，而是一个能动的有灵魂的世界的确，在赫拉克利特这里，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不安息、这种生命冲动的原则，有与无等范畴才能实现其统一和相互转化。于是，生命的原则首次突破了重重包围，显示出了自身那彻底能动的本质。
而在这种看似杂乱无章的变化背后，赫拉克利特又敏锐地意识到普遍理性即逻各斯的存在，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比火的问题更有历史意义。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对逻各斯的表达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从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的脉络和后来的研究者看来，逻各斯主要就意味着作为普通规律的理性，他将不可固定的变本身固定在理性的规则之中，使得变本身可以得到表达从而被人们所把握，将变与不变统一起来。因此逻各斯并不是如波普尔所认为的是一种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而正好相反，它正是理性本身，理性构成变化的规则，在变化中认识到自身的不变，这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波普尔排斥辩证法，仅仅从历史偶然的现实中寻找逻各斯提出的背景，他的解释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波普尔并没有深入考察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含义，而是轻率地将其看作是价值相对主义，他引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我们身上的生与死、醒与梦、少和老始终是同一的。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相反的东西结合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 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的统一，如弓和竖琴。波普尔认为这些话可以说传达了道德相对主义的信息。按照一般的理解，相对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历史主义者认为有绝对的历史规律，要在道德上绝对捍卫自己的选择，不会在不同的道德规则之间摇摆不定。但波普尔却认为赫拉克利特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个历史主义者，因为赫拉克利特将最后的动力归结为战争或者矛盾，将历史审判代替道德审判，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波普尔由此认定赫拉克利特主张历史中战争的结果是公正的，我们应该服从历史战争的法则，而历史战争的法则无非就是历史主义所主张的存在于历史中的不可以改变的规律或命运。
在这里，波普尔只是停留在表面文字上，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辩证法并不是价值相对主义，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虽然是一种古代的辩证法，相比于后世的辩证法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它己经相当完整地表达出事物客观的辩证发展，正如黑格尔所提到的，巴门尼德和芝诺虽然也有辩证法，但主要还只是一种形式推理的抽象，而赫拉克利特将辩证法本身当作原理，这是相当关键的一步因此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的理念第一次以它思辨的形式出现了。这种进步代表着辩证法早期的成就。虽然赫拉克利特的表达方式很朴素，例如像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但这些命题中表达的并非是表面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深刻的事物发展和运动的方式，不能直接就解读和概括为相对主义的观点。
而战争与矛盾的观点也更不是将历史审判当作道德审判，赫拉克利特提出，应该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他强调的是矛盾和战争在历史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事物的发展而实现的。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极权主义的理论代表人物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尖锐批判，常常不是流于表面，就是没有切中对象，更加上情绪化的倾向太重，即使撇开那些情绪化的因素不谈，书中的许多学理分析本身也很难说是真正科学的。这一评论也完全适用于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
总的而言，赫拉克利特由于其残篇的模糊不清，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深入了解辩证法的人都不会如波普尔一般停留在赫拉克利特文字的表面含义，而且赫拉克利特也并不是波普尔自己所界定的历史主义者，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应该是把历史预言作为它的基本目标，同时认为通过发现潜在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或趋向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赫拉克利特虽认为社会历史受逻各斯支配，有规律性，但并未作任何有关将来的预测和规划，因此，波普尔用反历史主义的方式来批判他自然也无法真正有的放矢。当然，波普尔批判赫拉克利特的深层原因，仍然是他对辩证法的厌恶和偏见，而也正是由于波普尔局限于自然科学形式逻辑的立场，也使得他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