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有一个物种从众多的物种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长。演化的结果显示，这个被称作人类的物种，正是凭借其特有的意识能动性的优势，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中心事实，其他物种靠适应自然的本能生存，而人类却具有管理自身本能的能力。人不仅能够适应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人能够处理各种信号并按照自身的愿望指挥和控制各种进程，从而改造外在的环境。人常常对外部世界产生惊异与好奇，这是人类的本性，这种本性使得人类得以产生认识世界的动力。人类这一物种其实并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却能够统治整个世界，但人又常常受到自身的困扰而无法自拔。可见，最值得惊讶的恰恰是人类本身。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即人性如何? 这是人学领域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的目的只是想从指挥与控制这一特殊的角度来看看人性。
一、相关概念的澄清
本文虽然无意完整揭示人性之谜，但是为了从指挥与控制的方位探讨人性的一个小小侧面，就必须对此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作出必要的澄清。追本溯源，我们可以从性这个汉字出发。生于心者谓之性，性是心和生的组合，性是事物核心的存在状态，古人造字时就已经完成了对一类事物的抽象。《荀子正名篇》里讲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即性表述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样子，而且已经有了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西文SEX 也表示同样的意思。万物各从其性，之所以能够区别是在于其性各不相同。《广雅》上直接讲性，质也 唯物辩证法讲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可见，探讨事物性质的前提都是此物和他物的区分。我们现实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莫过于人类两性意义上的性，它把人区分为两大类，区别之明显、感受之强烈莫此为甚，因为这种感觉直接来源于人的生理性本能。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包括男性女性) ，自然有其整体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性，也就是人性。
何谓人性? 依据上述对性字本身( 而非人类两性) 的考察，人性即人类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规定性的总和。马克思在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里的总和仍然是一种对人性的概括和抽象。其实对于这个概念的抽象相对容易，关键在于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这是难点所在。之所以难是因为任何事物的性或质的规定都是复杂和多样的，而非简明的和单一的。千古所争的所谓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也还只是在某一方面的片面抽象，绝非人性的全貌。本文想要探讨的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指挥与控制行为，也只是人性之中极小的一个侧面。
何谓指挥? 指挥一词从字面上讲就与手势旨意和军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难合理地猜想，指挥的原始含义即是一个相对有能力的人通过手势把自己的旨意传达给他的军队，并要求军队遵照执行的过程。这个含义直到今天仍然十分传神，只是所要指挥的对象，已大大超出了军队的范围。
何谓控制? 从字面上看，控即让手掌不空，使其对象无法逃出手掌而自由活动，而制则含有用刀加工使其成为某种东西的意思，这里显然是制造的最原始含义。可见对控制形象的理解应该是掌握中的某个对象按照主体的意愿保持或改变成新的客体的过程。
从概念上考察，指挥和控制是有区别的，但二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指挥体现、表达、传递意图，通过控制达到目的; 控制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接受了指挥命令才有意义。
从人性的角度讲，指挥与控制应当属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畴。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属性( 如生存和繁衍) 自然不是人性的特色，人类特有的属性才是特有的人性所在。在其现实性上，人性体现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二、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指挥与控制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指出: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可以认为，此时人的意识尚处于自发阶段，距离其他动物( 比如狼的协作) 并不遥远。但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了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 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由此可见，劳动是人和动物相区分的起点，而社会的形成就是人类远离动物世界的标志。
社会，汉字本意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能够自发地集合在一起的动因，是在人的进化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劳动，劳动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种交往，而交往的总和就构成了所谓的社会关系。我们仔细考察这种交往的过程就会发现，人的活动具有了很强的目的性，这种现象不同于靠适应自然的本能生存的个体或群体活动的其他动物，即人类社会的组织行为明显地不同于自然界的自组织行为，区别在于人的活动具有指挥与控制的特点。这种作为人类特有活动的特征，普遍存在于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即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指挥与控制问题。一支乐队没有指挥和对乐器的操控，就演奏不出优美动听的乐曲; 建筑工地离开了指挥和对施工过程的控制，就盖不起高楼大厦; 就算是教师上课离开了指挥与控制也会乱成一锅粥。
由上述可见，社会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没有离开过指挥与控制，由人生成而人又深陷其中的社会关系又反过来规定了现实中的人。决定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和非生产过程中的人际交往关系。社会关系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可以说，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离不开社会关系这个范畴。人的本性即人性就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当然这种规定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加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对于人性中的指挥与控制，我们可以从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关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产品的分配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和相互关系。显然，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须臾都离不开指挥与控制，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已经把同样是人的人们分成了不同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需要组织有效率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这些人就天然地成了管理( 指挥和控制) 者。反之，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人们，无论其是否情愿，都必须变为听从指挥和接受控制的对象。
从以上对生产关系的考察能够看到，每个人都处于指挥和控制的链条之中。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则更体现出人性中指挥与控制的特征。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代表了指挥与控制的总的指令，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则是落实指挥和实施控制的保证。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外。所以主要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人性中必然渗透着指挥与控制的因素。就是在非生产过程的日常人际交往中，指挥与控制行为也是如影随行。比如人们日常交往所形成的各种交际圈子必然伴随着一定的( 有可能是松散的) 组织形式，最小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就是家庭，而只要是组织的行为就离不开指挥与控制。所以，仔细考察人的社会性，我们就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到人性中指挥与控制的存在。
三、追求自由之人性中的指挥与控制
人有自由意志，所以追求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性。在最原始的意义上，自由是不违背主体意志或主体行为未受到限制时的状态。被迫做某件事，人们往往会感觉不自由、很痛苦，尽管事后还可能很受益。典型的例子是家长追着喂孩子吃饭，老师给学生布置额外作业，上级给下级交代附加工作等。还有一个事例特别明显，就是人们为评职称而写文章，这种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写的文章，自然不是什么好文章。吃饭、写作业及干工作或写文章，对人的发展应该都是有好处的正事儿，但任何事只要变成了要我做而不是我要做，人们就会马上感到不自由。
追求自由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实现自由则有客观标准。如果实现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追求自由就不构成现实的人性，自由只能停留在虚幻的想象中。于是，我们就必须对自由作出非常认真的界定。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应该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的经典定义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定义的逻辑暗示，正在于人的行为不可能摆脱一切限制，关键在于只有认识到各种( 必然) 限制，才能摆脱其限制。鉴于本文所聚焦的指挥与控制，我们就是要看看在追求自由的人的所有活动中，指挥与控制的必然性存在。
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感觉: 正事常常不想干，而游手好闲( 跟着感觉走) 好像很自然。游手好闲的实质其实就是自我指挥失灵，跟着感觉走的极端情形就是跟着诱惑走，再极端一点儿，就是上瘾。上瘾其实就是对于短暂感官快乐的依赖，心瘾是这种感觉的反应。任何上瘾的事都有即时而强烈的快感，以至于人们都顾不上以后会有何种后果了，虽然有时也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即片时的快乐要以长时间的痛苦为代价。事情过后回复平常，再遇到相似的环境，期待的快感又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人本身形成了控制。这种状况循环往复，成为一种隐藏着的病( 注意瘾字的写法) 。在上瘾的领域，黄赌毒之瘾危害最巨，烟、酒、游戏次之，网瘾是时间杀手，其余五花八门，因人而异，都是活在当下，不计后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瘾恰好是一种受到外力深度控制时( 身不由己) 的状态，开始是对自由的极大透支，结果又是连续性地失去自由，陷于无法自拔的受制境况。
于是我们看到，追求自由就必须了解必然，我们不去滥用自由就会获取更多的自由。一般来说，工作和学习都是人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需要人克服的困难，必然性地要求人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指挥的能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自胜者强) ，运用这种能力，也就暂时违背了人( 追求) 自由的天性，但这却是以一时的不自由来换取达到一个有价值目标时的更多的自由。
在指挥与控制的维度上，我们也可以寻找由外到内的途径，从而在自由的状态下达到目的。比如教育孩子，家长们经常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孩子不听话，越让干的越不干，不让干的偏要干。所谓逆反，就是对抗束缚，争取自由的表现。那么，如何在指挥与控制的博弈过程中实现更多的自由呢? 答案仍然是要认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家长和老师，对于教育对象就可以用诱导和赏识的办法，使其变被动为主动，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实现自身追求的自由。反之，作为孩子、学生或下级其实也是可以调整心态的。比如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不是你要让我干，而是我自己就想干。在大多数( 极端另论) 情况下，只要你愿意，是可以获得这种自由的。如果采取了对抗的方式，碰到的又是非干不可的事情，这时被迫感就增强，就不自由，像受到了奴役。一件事情，两种心态，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由显然是在个体与环境、个体与自己的主观意志的意义上界定的，这样看来指挥与控制行为正体现在追求自由的人性当中。
四、看人性的微观视角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的视角显然是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人们完全认识了必然，人类摆脱了社会压迫和自然压迫，人类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人类这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彼时人们就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人也实现了自己终极的本性。
本文并没有从这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视角来讨论人性，而是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微观视角，即人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指挥与控制，人在追求自由过程中的指挥与控制。在本文的语境中，指挥与控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现实中的人。作为接受指挥与受到控制( 客体) 的人，使得这一过程得以完成的要素仍然是人的意识。人有时是这一过程的一体之两面既是指挥者又是被指挥者，既是控制者又是受控的对象。人要想摆脱被( 诱惑) 控制就必须加强自我控制，人自己对于自己的指挥与控制是这一过程最生动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