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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由此开始;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初,史朝义在唐军的追击下走投无路,穷途自杀——至此,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方结束。安禄山是唐玄宗很信任的一个边将,那么他发动叛乱和玄宗有什么关系呢?
一、唐玄宗的信任
按杨国忠的话说:“安禄山终于反了。”当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①,玄宗很信任他。安禄山“常与妃子(杨贵妃)同食,无所不至”②,“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③——玄宗信任他竟到了这种地步,当别人说安禄山和扬贵妃有丑闻时仍然不怀疑。玄宗还怕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安禄山臂上。每有皇宫召宴,欲沃以巨觥,禄山即以牌示之云:“准敕断酒。”④可以说安禄山受到的宠幸无人能比,连杨贵妃的兄弟杨国忠也难望其项背。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安禄山不简单——竟然可以获得皇帝如此的信任,这也是他的厉害之处之一。
面对这样的对手,杨国忠很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尽管扬国忠从侍御史做到宰相,“凡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⑤,还是认为安禄山跋扈,想要扳倒他。于是杨国忠“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⑥,说安禄山要谋反,无奈唐玄宗愣是不信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还真的是“无学术拘检”⑦,认为安禄山要谋反,皇帝不相信,好好备战也就是了,但作为朝廷的大员偏偏只顾自己的争权夺势,不了解大局不说,还看不清局势,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的悲哀。
杨国忠没其他的办法,只是屡次上奏玄宗说安禄山必反,还对玄宗说如果召安禄山进朝,“召必不至”⑧。哪知道安禄山听到皇帝召见立马就进京。安禄山见杨国忠出招,于是也反击了,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安禄山在华清宫拜见玄宗后,哭着对玄宗说:“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⑨。”安禄山很聪明,在玄宗面前装可怜,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得到皇帝如此重用——厉害,安禄山拼命说自己其实没什么用处,有今天的成就全是靠玄宗的信任,借此表忠心、表决心,于是玄宗越来越信任他。本来嘛,杨国忠说安禄山必反,不敢进京,现在人家朝圣了,你还有什么好说?杨国忠苦苦相逼,安禄山不反也要给逼得反。——安禄山造反,杨国忠要承担很大责任。安禄山毕竟也害怕,在三月一日归范阳的时候“快马加鞭,疾行出关,日行三四百里”⑩。而在这以后,只要有人说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必定大怒,而且派人把说话的人绑给安禄山——安禄山获宠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这时候玄宗知道禄山是逃出京城的,恐怕也会怀疑他做贼心虚。如果杨国忠有远见,在安禄山拜见玄宗时下手摆平他,也就没有以后的事情了,但偏偏扬国忠只知道说安禄山必反而不知道行动。但是,唐玄宗还是愿意相信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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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历史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说,犹如沧海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但纷繁复杂的历史典籍、文献资料却多如浩瀚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徜徉在历史长河,感受历史的沧桑和厚重,体味古人的人格魅力,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还有些许感同身受般之凝重。
然而,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不管是我们小时候所景仰的,还是所憎恨的,随着历史知识和人生阅历的积累沉淀,在我们心目中都变得朦胧起来、模糊起来。比如以新代汉的王莽,到底是乱臣贼子,还是除旧布新的改革人物,比如隋炀帝杨广,究竟是横征暴敛的暴君,还是大有作为的圣主;又如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大陆史学界将其描绘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台湾史家却将其视为涂炭生灵的祸首;再如台海两岸皆不齿的所谓头号汉奸汪精卫,也曾经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而一代代学人却不知其签订了什么卖国条约,割让了多少中华领土;还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思想者,时至今日,其头上的帽子还有数顶(托派、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还有张学良,曾经风流倜傥,曾经落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却又是多少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还有鲁迅;还有胡适……
上述种种,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亦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二
从历史脉络来考察,中国史家和史学有良好的传统。周代史官以周礼为依据判断是非标准,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皆具有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勇气。孔子的“春秋笔法”,固然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成分,但“一字春秋”,也足以令乱臣贼子惊惧了。《史记》因其实录而名垂千古,其实录精神主要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在司马迁的笔下,无论是贤者、尊者、亲者、憎者,无不善恶必书。唐代刘知几对于写史,主张“直笔”、“无所阿容”,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为最。若“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清代章学诚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在三长的基础上,主张修史要有“史德”。当代学者傅国涌认为: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就是把做过的事用刀刻在一片片的竹简上。正是恪守上述治史信条,《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才成为彪炳千秋的信史,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奸臣佞人,抑或凡夫俗子,其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因之,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才得以代代传承。
不过,纵观中国****王朝的兴亡更替,却很难摆脱“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宿命。自春秋战国已降,通过篡位改朝换代者不胜枚举,大家熟知的即有曹丕篡汉建魏、司马炎篡魏兴晋、杨坚废北周立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宋代后周。而唯独王莽篡汉,被视为乱臣篡位,盖因如此。其实,这些开国皇帝的行为性质与王莽相较并无二致,也并不高明。王莽在以新代汉以前,疏散家财,“折节”向学,是个有为青年。称帝后,王莽厉行改革,其改革措施及力度震古烁今,可称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然而改革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改革失败了,新朝淹没在农民起义洪流中,王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仗义疏财,温、良、恭、谦、让,以及变革精神化为笑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评论道:“试玉要烧七日满,辩才须待十年期。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王莽所作所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若以今日之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态度来看,王莽只是一个失败的改革人物。
也许,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涵义不过是说每一种历史的叙述不过是叙述者个人依据当下环境和兴趣对历史所作的阐释和说明。历代的统治阶级,当其获得统治权时(不论其统治地位的获得是怎样的血腥和令人不齿),总要千方百计笼络士人、史官以美化其统治的合法性,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对于不利于自己统治,有损于自己形象的言论、记载,一再兴起文字狱。历史上,说真话、秉笔直书的史官,有时候会受到残酷刑罚的折磨,比如司马迁;甚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齐太史。中国史家们常说:“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盖棺之后才能论定前朝的事,是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传统。
二、信任的结果
到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时,安禄山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到此时,安禄山已经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节度使,并已经控制了河北,拥有了幽、并的劲骑,可以说唐朝的处境不妙。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以诛杨国忠为名。
先看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边兵力部署。“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18}。其中,“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19}。我们可以看到,安禄山手握兵力已近十八万,超过边兵的三分之一,而反的就是安禄山统帅的东部军。可以说,玄宗给安禄山的假象所迷惑才盲目信任安禄山,可悲;给了自己信任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却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可叹;最后,局势失控,无法挽回。安禄山,其实是唐玄宗一手炼成的。
封常清败退后遇到高仙芝,“具以贼势告之:恐贼难于争锋”{23}。封常清既然打不过安禄山,只能把安禄山的情况告诉高仙芝,说敌人的实力很强。高仙芝于是退守潼关。当时“玄宗派宦官边令诚监仙芝军,数以事干仙芝不遂,奏言常清张贼势以动摇众心,仙芝弃地数百里,且盗减军士粮赐”{24}。玄宗于是下旨斩封高二人。当时除了高仙芝和封常清外,唐廷已无人能抵御安禄山了,玄宗不辨是非斩了两人,无疑帮了安禄山大忙。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当时哥舒翰有病在身,尽管当时部将王思礼和李承光争长不协,但哥舒翰以逸待劳,凭借的又是潼关天险,安禄山又未必打得进去。
当时哥舒翰到达潼关的时候,有人劝哥舒翰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杨国忠。哥舒翰不当面反对,但已经默许了。还没出兵,有人泄密,杨国忠很害怕,于是屡次奏请玄宗要哥舒翰和安禄山决战。唐玄宗已经很久不练军事,根本不了解情况,于是派人督战。哥舒翰不得已,和敌人在灵宝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安禄山破关而入还是因为唐玄宗不识大局、瞎指挥,帮了安禄山一个大忙。最终,玄宗把自己送上了太上皇的龙椅。
三、结语
安禄山走上不归路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尽管扬国忠等难辞其咎,但是唐玄宗的过失无疑是最大的。当初,玄宗盲目听信左右被安禄山收买的人的话,总认为安禄山可以无条件信任而不考察,偏听偏信,让安禄山手握大权。安禄山手握大权后又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得了他,当天下无人制止得了他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安禄山反后,唐玄宗还瞎指挥,越帮越忙,最后反帮了安禄山大忙,自己只好落得一个“幸蜀”的下场。因此,是唐玄宗促使安禄山走上了叛唐的不归路,但是也只有安禄山这样只知道获取,不知道为唐朝守边的不合格的将领才会行此大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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