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观点已为大家熟知，在应用领域也体现出了其自身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盲从，将西方经济理论奉为圭臬，以此来评判我国现实、指导改革。西方一些关于经济社会管理的经典论述，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时代变迁、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之后，我们需要结合实践进行再认识。
一、“守夜人”政府――未被证明的假设
二、比较优势――不可沉醉的美酒
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中，国家应当根据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结构，按照市场机制“扬长避短”，集中从事本国生产效率高、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弃生产效率低、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通过“取长补短”，利用进口满足劣势产业相关产品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等比较优势，发展“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给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比较优势理论显示出了“点石成金”的效果。但是，当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时，现实的一些经济困境提醒我们，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看待比较优势：由于追求比较优势，我国形成了大量产能过剩的产业，业界兴衰很大程度上受外需制约;由于追求比较优势，我国建造了大量贴牌生产的制造车间，每天忙忙碌碌为他人“耕田”，却荒了自己的“地”，没有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不仅收入菲薄，而且在关键设备部件上面临他国的技术封锁。由此可见，如果一味顺着市场机制发挥比较优势，后发国家很容易陷入发展的低水平陷阱，很难打破既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和“打工仔”，方方面面受制于人。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经济自主权的建设，对于关键领域，即使是成本数倍于进口，我们也要投资发展，不能简单以短期市场效益做决策判断。
三、市场交易――常常倾斜的天平
四、花自己的钱效率高――大企业的治理幻想
弗里德曼曾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这话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成为很多人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依据。对此，笔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符合个人生活经验，但却不符合当前的大企业运作实际。当世界经济从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经济步入大工业时代后，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复杂，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经理人革命”，即企业主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把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管理经营，企业运作在当时已经很难做到“花自己钱”了。时至今日，公司制已经成为企业组织形式的主流，而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股权越来越分散化，股东构成更加多元化，其中有自然人，有关联企业，还有机构基金等等。这时的企业连企业主究竟是谁都很难说清，在运作中强调“花自己钱”就更是一种治理幻想了。是不是给经理一定股权就能实现“花自己钱”精打细算的效果？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那么就不会出现大股东将控制的上市公司当成自己提款机肆意侵吞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也不会出现腰缠万“股”的公司管理者坐着私人飞机向国会要资金救助的问题了。事实上，目前混合经济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各种信托基金的发展，委托代理的广泛存在，已经让各种经济组织很难清楚的“花自己钱”。再举一个例子，公共财政基本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如果简单按照弗里德曼的逻辑，岂不是各国的财政都应当取消，彻底“还财于民”才好？因此，对于弗里德曼的逻辑，不能搞简单的推而广之，国有企业的治理也不能搞“私有化”，而应该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要求，通过加强国资监管，建设“阳光国企”，减少委托代理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成就出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意料，他们难以用现行的西方经济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和预测。这也表明，西方的理论和模型仍存在不小的短板和缺陷。对此，我们不能犯精神上的“软骨病”，一味美化神化西方经典经济学说，而要立足中国经济实践，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