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资源的逆向书写和借鉴
孟繁华
《野狐岭》是今年我读到的最具挑战性的小说。雪漠在当下，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实力派作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他的“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都有广泛的影响。当然，我觉得雪漠一直是一个很具有探索性的作家。我曾经说过，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下，文学革命确实已经终结了，现在我们通过形式上的革命、花样翻新来证明文学的存在，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看了《野狐岭》之后，我觉得雪漠还是一直在探索，不是革命性的变化，但是非常具有探索性。比如，在章体结构上叫二十七会，二十七个采访，二十七个对话。
这部小说很难概括，你说它究竟要写什么，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它背后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混沌可能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优点之一。雪漠特别想用当下的这种方式，和对百年前的理解，把一百年前的生活重新镶嵌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之中，让我们重新体会一百年前的西部生活。这个构思本身很有意思，这和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有相似性。
张颐武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实验，我觉得大概不是这样。如果和现在联系起来，它可能是和后现代主义有关，不是现代主义。它既没有愤怒、没有反抗，也没有嚎叫，它怎么是现代主义呢？它是后现代主义。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和古代文化资源一种逆向的书写和借鉴。过去，我们的历史写作比较传统，比如说，司马迁写《史记》时，不断地出现一个一个人物，通过人物把历史建构起来，这是史传写作。那么，雪漠是一个逆向的写作：“我”是一个倾听者，让人物一个一个来讲自己，人物自己的讲述和司马迁讲述这些人物是逆向性的。“我”是这部小说结构的中心，“我”一直在采访、在询问，“我”一直跟过去的魂灵进行对话，这和司马迁讲述历史人物、讲帝王、讲侠客，是不一样的，是逆向性的。但整体结构上，它们具有相似性。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借鉴和继承，这很有想象力，很有办法，这一点写得不错。
第二，在小说整体构思上，我觉得非常有想象力。我问雪漠，这两个驼队真的有吗？你有依据吗？他说，真有。这两个驼队真到了俄罗斯了，还和列宁等人照了相。但因为小说本身是个虚构的空间，他让两个驼队在野狐岭消失了，这个想法太有想象力了。消失之后，他要和驼队所有的人物、百年前的人物进行对话，为自己建构一个无限可能性的小说空间。这一点，我觉得雪漠确实是很有想象力。
另外，雪漠对人物的书写，比如木鱼妹、驴二爷、齐飞卿、豁子等等，写得非常好。在具体细节上，雪漠不仅具有想象力，而且具有写实能力，通过具体细节表现出来了。比如飞卿和豁子之间的矛盾，豁子恨飞卿，因为飞卿有一条狗，把狗的嘴豁成豁子这样子，每天喊这个狗叫豁子，狗就跟他走，这对豁子完全是个奇耻大辱。虽然写得有点残忍，但这个人物的形象，和两个人之间情感对峙的关系，写得极端的神似。
再就是写杀手，写杀手的心是怎么练硬的。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毛骨悚然。大伯不断让他剥野兽和小动物的皮，活剥青蛙，活剥兔子。把兔子的皮剥下来之后，兔子狂跑，像一道血光在飞奔。看到这个地方，我确实毛骨悚然，但是通过这样的讲述，人物性格用极端化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了。这个地方确实太血腥了，但这些手法不是说没有过，包括像获得诺奖的莫言的《红高粱》，写活剥罗二爷的人皮，那个耳朵割下来后在盘子里蹦蹦直动。这对塑造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木鱼歌、木鱼书传奇的书写，这在小说里面非常重要。木鱼歌，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种民间形式，这歌词写得非常感人。雪漠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经验，对这些边缘经验的重新挖掘，应该是这部小说里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写得都非常好。
当然，有些东西我们也不理解，比如开篇写“野狐岭下木鱼谷，阴魂九沟八涝池，胡家磨坊下找钥匙”。没有西部社会经验的人，对这些东西可能完全不理解，但是雪漠对这些消失的事物和消失的当下，包括经济社会、现实生活的重新钩沉，重新激活了自己不曾经验的历史。这些历史既可想象，又可在作家的笔下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文本。
总体上说，这部小说非常具有探索性。今天，我们的文学究竟还有多大的探索空间？我一直是持有怀疑的。我觉得其他艺术形式有巨大的探索空间，比如影视，可以借鉴高科技这样一些手段，在形式上探索，就像3D《阿凡达》，出来之后简直太震惊了。文学作品如何在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个挑战实在是太大了。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有一点文学意义上的探索，这些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强大的写实能力和创新追求
贺绍俊
雪漠的确是一个很有个性、也很有特点的作家。我最佩服他对文学的那种虔诚，让我非常感动。他把他全部的心血都注入到文学之中。他也是很有自己特点的一个作家。我个人感觉，他最大的特点还是他强大的写实能力。但是，我更佩服他的一点是，并不是因为他有写实能力他就满足了。他总想找到一个突破点，总在进行一种新的探索，他不愿意被这种写实的能力所约束。
应该说，写实能力是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一个很广泛的特点，但是这个广泛的特点，也的确给很多作家带来了局限性，他们满足于写实，满足于这种经验的表达，往往成功以后就会进入到瓶颈的阶段。我个人感觉，雪漠从《大漠祭》以后，就一直在进行一种新的探索，他老想找到一种更新的艺术形式来扩展他的文学空间。我觉得《野狐岭》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也在这儿，所以，关于它思想的深度之类的问题，很多人都谈到了，我就不谈了。
我觉得这部小说就是形式的神秘。很明显，他试图用一种特别的形式，来承载他的一个新的题材。最开始读小说，我还是对小说的故事有期待的，因为它基本的故事线索就是两支驼队进入到野狐岭，然后就消失了，失踪了。这个故事就算是用传统的写实方式写出来肯定也会非常精彩的。后来，我看雪漠写的后记，他说很早很早以前，写《大漠祭》以前就写过这个故事，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个故事。显然他不想用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来约束他的艺术想象，所以他找到这样一种形式。今天，对历史事件感兴趣的人，牵着两只骆驼重新进入野狐岭，去寻找他们的踪迹，与那些幽灵相会，他用采访幽灵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会实际上是幽灵在叙述，今天的“我”实际上很少跟他们对话。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恰好是这部小说最新的地方。 当然，整个小说也没有掩盖他的这种强大的写实能力，这是他的小说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包括他以前的小说，这个强大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像这部小说里面，那种写实性的描写其实很精彩，我也很喜欢看，尤其是写骆驼客。骆驼客其实是很值得写，他与自然的周旋，与土匪的周旋，与骆驼的相依为命，以及骆驼与骆驼的较量，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个传奇的、奇特的东西，还有一种人物理念，可以挖掘出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所以，我想雪漠肯定也是有这样一种动机，他不想单纯地讲一个传奇的故事，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奇特的骆驼客，在他们的经历里面，能够进入到一个灵魂的世界。我想这是他写这部小说的动机。
对此，李敬泽比较委婉地用了一个词叫“买椟还珠”，虽然他也非常欣赏这些很写实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写实的东西不应该是椟，对于雪漠来说也是珠子。问题是，你怎么让这个珠子和你这样一个奇特的形式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个可能还大有文章可做。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佩服雪漠这样一种孜孜不倦地虔诚地追求文学的态度和努力，以及成绩。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俗世生活与神圣生活的嫁接
张 柠
因为是南方人，我对大漠文化不是太了解，读着关于大漠的文字，感受不是太深。但是好奇是有的，比如写到骆驼那些非常细致的描写，包括撒尿、咀嚼，包括求配偶的方式，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经验。从阅读新鲜感受来说，是可取的，但是从文学感受、审美感受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大漠文化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部小说读下来，我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不是说很简单地直接就能够把它抓住。究其原因，肯定是作者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有点像我们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初期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对我们的阅读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
《野狐岭》读下来还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其中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木鱼歌、木鱼妹这条线索。木鱼歌这样一种民间说唱的形式，是岭南特有的广东南音这种形式，但是这个南音跟潮汕的咸水歌不一样。潮汕的咸水歌是从D民船上直接生发出来的，而这个木鱼歌它的源头首先是从北方传到岭南去的，其中宝卷就是佛教故事说唱传到岭南，然后在此基础上岭南人再创作形成南音、木鱼歌这种形式。小说里提到的《花笺记》也是木鱼歌非常重要的一个唱本。我觉得雪漠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包括歌德对《花笺记》的赞赏。我们国家也对歌德怎么样去接受《花笺记》做过研究。歌德还通过阅读《花笺记》写了一组诗，这组诗由冯至先生翻译成中文，影响比较大，被命名为《第八才子书》。岭南木鱼歌或南音，又跟传过去的西部的宝卷有关，所以它是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直接的一个嫁接。南音本来就是介于念经和歌唱之间的一种说唱形式，它敲着木鱼，所以就称为木鱼歌。
雪漠这样一个创作动机，实质上他是把神圣生活的念经和俗世生活的歌唱嫁接在一起，同时也把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嫁接在一起的一个冲动。我想到陆九渊的一句话：“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还有钱钟书说的：“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把它改成了“汉学蒙学，道术未裂”。所以，这个嫁接过程实质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性情、人情。这种人的性和情是在木鱼妹、马在波和大嘴哥故事中凸显出来的。因此，不管是北方文化，还是南方文化;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蒙族文化;无论是驼斗，还是土客械斗，里面体现出的最核心的，就是人的情感，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们总觉得北方文化是一种那样的形态，南方文化又是另外一种形态，好像它们之间差别非常大，但实质上在这个作品里边雪漠打通了。无论是俗的生活，还是圣的生活;无论是南方生活，还是北方生活，最终在人情、在欲望层面打通了。从整体构思上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点，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应该触动你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和人情，就是木鱼妹和马在波等人之间的关系，这条线索是非常清楚的。说实在，阅读时，我一旦看到大篇幅谈骆驼的时候，大篇幅谈情节设计，如暗杀、暴动的时候，我读得非常快，而一旦出现木鱼妹、马在波和大嘴哥之间的故事的时候，我会非常细致地读，我会用我的心去感受它，这是我一个直观的感觉。
整个故事中，欲望展开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仇恨消失的过程。这里边还提到很多马在波修行的方式，它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或情欲故事，他是以密宗“双修”的方式进行的一种修炼。“双修”实质上也是一个打通的过程，就是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之间的打通。“双修”表面看来身体是那个东西，但灵魂不是那个东西，所以，灵魂性是雪漠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有世俗生活里边的事物，无论是情欲故事，还是爱情故事、仇杀故事、暴力故事，虽然他的身体是那样一个动作，但是灵魂不是那个东西。他一直有一种灵魂叙事在统摄着身体的动作，这是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另外，它的叙事方式，有很多专家提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觉得也可以不用那种表达，实际上就是一个分身术，作者本身的分身术。当灵魂跟叙事对象附着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这个叙事视角，如马在波;当灵魂跟叙事对象附着在另外的时候，如木鱼妹，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分身术的叙事方式。不过，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对于大作家而言，特别是长篇叙事作品里边，我想等待的就是，他所有的精神力量全部融入他的整体叙事里面，他是“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无论是圣事，还是俗事;无论是情欲，还是仇杀，他是要超越灵魂叙事，还是肉身叙事，都包含在最浓缩的一点。我觉得雪漠先生叙事的能力，以及对文化的一种消化能力，应该具备了“直陈其事”的能力。我期待雪漠的下一部作品有更大的气势，直陈为正。
（张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客座研究员）
惊险叙事和近现代史讲述
陈福民
我跟张柠正好相反，对木鱼妹这一线索的叙述，我的感受不是很强，可能确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就我而言，所谓的岭南文化，就是一个潜在的杀手，木鱼妹对于马家的仇恨，作为小说的推动力之一，她一直要杀他，各种暗杀未遂。对于木鱼歌，张柠作了学术阐释，也对岭南文化的渊源作了分析，我感觉不是很强烈。另一方面，雪漠写到大漠的时候，写到驼队的生活，驮道上的跌爬滚打，刀尖上舔血，大漠的粗粝，每一米的路线都是陷阱和死亡，他们和自然冲撞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强大、卑微、粗粝等，给我的印象特别强烈，这方面处理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一面写得非常震撼。 从《大漠祭》《猎原》到《西夏咒》，雪漠一路走过来，都在探索，都在创新。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信仰的痴守者，雪漠个人的思想进程跟写作的关系其实发展得并不平衡，比如说，作为一个信仰痴守者，他会践行某些宗教的生活，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小说这门艺术其实不是对真理的确定性负责，而是对生活、对人性的复杂性负责，这是我个人的小说观念。所以，在小说当中，使众多的庞杂、暧昧、杂芜，无数的事物归于一的路向，我一直心存疑虑。比如说，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张承志，他写了《金牧场》，后来他皈依了穆斯林，改成了《金草地》。《金牧场》那种复调、杂芜的叙事，走向《金草地》的时候，变成了单纯、坚硬。对此，他自己有一个说明，认为在《金牧场》的时候，他对生活是不坚定的，甚至他检讨了自己的生活。后来他将《金草地》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章。小说中那种复杂的、暧昧的、杂芜的东西，事实上就是生活的一种丰富性，而当作家向着真理或信仰的单一性和坚定性跃进的时候，他过滤掉了非常多的东西。就这一点，我一直心存忧虑：这是不是一个小说之道？
雪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他早期是信仰的痴守者和践行者，也曾经用某种方式接近他想象中的真理，那么，这与小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阅读《野狐岭》的一个前预设。拿到《野狐岭》之前，一听说要开研讨会，我也是心存疑虑的。然后，我看了这本书，出乎我的意料，就是雷达先生说的，雪漠回来了。从小说这个角度来看，雪漠用了非常艰苦的努力去处理他那强大的信仰，或者说他心目当中的理想。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与不能单一穷尽的现实人性，他要处理这个关系，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艰苦努力。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他在这个层面上处理得比较好。他一直跟很多声音在辩驳，虽然从各种声音当中能够听见雪漠自己对历史的认定，但我仍然能够看到那种复杂性，仍然能够看到对话性和复调性的东西。这一点，对小说而言，《野狐岭》是很大的成功。我曾担心雪漠走上一条狭窄坚硬的道路，向着信仰直奔而去，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原来担心的那个问题在小说中没有出现，这一点是我特别高兴的。小说不是为真理确定性负责。当然，一个写作者，同时又是思想者，必须要坚定自己的某些思想，但是作为艺术的手法，对于小说这门艺术来说，你又不能直接把信仰搁在里边，变成简单的坚硬的东西。它一定是水草丰茂、声音杂芜、血肉相关的这些东西，才会成为小说。《野狐岭》在这个意义上处理得非常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北边大漠这一部分，处理得惊心动魄。我不想把它狭窄化、娱乐化，成为《新龙门客栈》。那种飞沙走石，跌宕起伏，在凶险的绝境下，人性所爆发出来的凶恶、丑陋，或者他的伟大、崇高，在小说里面我们都看得特别清晰。北方大漠的人性，画面感特别强，他在处理这部分场景的时候，我眼中总是浮现沙丘、苍月，大漠风沙里艰苦的驼队、铃声，表面和谐的风景画背后隐藏着杀机和死亡。雪漠把这些东西渲染得非常到位、非常紧凑。
第三，关于小说的写法。这部小说阅读起来确实不是一个特别轻松的过程。因为雪漠选取了各种“说”，比如木鱼妹说、陆富基说、马在波说、大嘴说、巴特说，等等，这里边所有主要人物都让他说。刚开始，我会觉得是在讲幽灵的故事。当然，这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小说的艺术手法上，雪漠自己有一个想法，他觉得这样会照顾到历史的复杂性，一个事件的讲述，比如陈彦瑾在后记中说是欲望的“罗生门”。雪漠的初衷是想通过不同的视角去还原他想象当中的历史真相，他不能听一个人说，这种初衷是能够理解的。但事实上，幽灵的叙述是一个半完成的过程，因为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说”背后。雪漠作为一个叙事人，一直悬在背后，每个人的“说”也分不清个性，各种“说”背后都是全知叙述，这样的话，“我”不断进入每一个“说”，不断进入每一个线索进行对接。评论家陈晓明也说是时空交错。在技术上，这是很有益的探索，但对于读者来说，这些线索可能过于杂芜了，多线索似乎是并行地进行，主线不是特别清楚。我能够感觉到，主线木鱼妹复仇，杀手究竟是谁，最后是不重要的，就像无底的棋盘一样，最后发现其实是没有杀手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杀手。但是，木鱼妹在一个写实层面，显然是一个仇恨的符号，她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动机。
这部小说里，大家可能忽视的一个地方，我个人认为还比较重要。小说用了一个仇杀的神秘故事，我觉得雪漠是在处理历史。比如说去罗刹，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问题，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叙述，有潜在的历史动机在里面。虽然潜在，但我个人看得非常清晰，雪漠其实是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处理近代史、现代史的讲述。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动机、正面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道德背后，雪漠提出改变历史走向有很多微小的个人的动机。比如豁子对齐飞卿的仇恨，本来看来是无谓的，书中用了道德的提法，说“小人”，一直在强调小人。我觉得这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视角，雪漠注意到了。在那巨大的历史运动中，除了被张扬的大的历史动机外，决定历史走向、改变历史局面的很多偶然性，或者个人的动机，可能也起作用，但这个作用被我们忽视了。在这部小说当中，像“小人”蔡武、祁禄及豁子对齐飞卿的仇恨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不能说是雪漠的独特发现，但是他写出来了，我觉得很有启发性。
《野狐岭》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文本，需要我们两三遍地阅读，才能把线索理清楚。整个现代史的潜在叙述，以及对于北方驼道商旅、大漠风尘的渲染和驼道上的凶险，那种绝境、那种凶险、那种仇杀，都处理得特别到位。我也期待着雪漠小说的丰富性不要被信仰的痴守所干扰，小说终究是小说，它有自己的道德，有自己的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