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和兼容性最强的时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生活极大丰富都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侠义类的《谢小娥传》和神怪类《周秦行纪》就是中唐传奇的两颗明珠。《谢小娥传》以其独特的叙述方法成功塑造了替父报仇的英勇机智的谢小娥这一形象，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周秦行纪》则作为牛李党争时期作品选用冥遇这一题材抒发作者政治观点。
关键词：《谢小娥传》；《周秦行纪》；艺术价值；比较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到了唐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佛道两教的繁荣推动了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而中唐时期更是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而唐传奇在中唐时期的繁荣还与此时期特殊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中唐时期，通俗的审美趣味由于变文、俗讲的兴盛而进入士人群落，传奇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人们接受和欣赏，有了广大的接受群。所以，中唐是唐传奇的最繁荣阶段，名篇名家蔚起，更出现了许多至今仍为人称道的作品。中唐的传奇题材很多，以神怪、爱情、侠义题材为主，也不乏内容交叉的作品。在神怪小说中，《周秦行纪》作为牛李党争时期的作品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而侠义类作品中李功佐的《谢小娥传》以其人物塑造的成功在文学史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本文将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文本层面的艺术性和其思想内涵对后世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对《谢小娥传》和《周秦行纪》进行艺术的评判。
一、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从对传统的继承来看，和其他以人名命名的唐传奇，像元稹的《莺莺传》、沈亚之的《冯燕传》一样，《谢小娥传》的行文线索和中心思想是很明确的，即通过讲述主人公的生平事迹来塑造人物形象。谢小娥本是富商大贾之女，自幼丧母的她在少女时嫁与历阳侠士段居贞为妻。婚后谢小娥与其夫随谢父漂泊于江湖之上。在一次远行中段居贞与谢父遭贼人抢杀。文中记载：“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1]93经过这次意外，小娥发誓报仇雪恨。她隐姓埋名、女扮男装，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手刃仇人。
而《周秦行纪》中冥遇的情节也并不是作者的首创，它以牛僧孺口吻讲述了一个书生艳遇女鬼的故事。文中牛僧孺在德宗贞元举进士落第，在回乡途中路过鸣皋山。傍晚暮色茫茫，他被异香引入汉文帝薄太后庙薄太后召唤了很多亡灵，包括戚夫人、王昭君、杨玉环、绿珠等。牛僧孺同众女宴饮作乐。很明显，《周秦行纪》的情节和结构是对另一篇唐传奇《游仙窟》的继承，它的情节几乎和《游仙窟》中“我”夜宿大宅，与女鬼调笑戏谑，宴饮歌舞的情节一样。而且在语言上，两篇文章词句都较为工整，虽是散文但兼有骈体词句，文辞华艳浅俗。
从对传统的发展来看，《谢小娥传》对小娥这一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复杂。文中在小娥报仇回乡后“里中豪族争求聘”，原本小娥可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可她却选择剪发被褐，成为苦修的佛教徒。李功佐并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将主角塑造成成一心报仇的性格比较突出且单一的热血侠士，而是通过情节的波澜起伏表现了小娥隐忍又复杂的性格。人物传记式唐传奇情节的曲折离奇是引人入胜的地方。但不同于其他传奇的是当小娥报仇雪恨后的结局处理。相比之下，《孔雀东南飞》或《窦娥冤》虽是悲剧，却都有一个相对团圆的结尾，是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而《谢小娥传》却在最后的高潮后迅速冷却，以小娥出家苦行为结尾，给人以平淡幽远的平静之感。
唐人一直以开放著称，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开放使文人的创作越发大胆，甚至在文学的掩护下，政治立场得到了更直接的表达。中唐时期，贵族少女姬妾的风流韵事成为许多文学作品表达思想的语境。《周秦行纪》以牛僧孺口吻讲述了一个艳遇女鬼的故事。但文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席间薄太后问当今皇帝为谁，牛僧孺以德宗对，因德宗为代宗沈后之子，故杨贵妃戏称他为“沈婆儿”，酒后薄后又令昭君陪僧孺寝宿。虽然虚构写艳遇在唐代并不罕见，如《唐才子传》卷七[2]中写李远得玉环袜子一双，常与朋友赏玩。但是《周秦行纪》这样写的目的却完全不同。《唐才自传》明显是用一种猥亵的视角来审视皇家生活，而《周秦行纪》选用的历史人物的生平都有可以暗指当朝人物的地方，这明显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图的。
二、文本层面的艺术性
从作品本身来看，《谢小娥传》与《周秦行纪》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语言上《谢小娥传》的语言沿袭六朝志怪小说的风格，运用散体。原文开头如下：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1]93
从开头的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出《谢小娥传》的语言比较朴实，不讲究对偶与辞藻，属于“笔”。而《周秦行纪》则不然，《周秦行纪》虽运用散体但多四字句，大胆受到骈文盛行的影响，在部分语句上句法比较整齐，风格上也有与骈文相近的一面，有较强的文学性。《周秦行纪》开头如下：
“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有黄衣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弟，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直乞宿，无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责黄衣曰：‘门外谓谁？’黄衣曰：‘有客有客。’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1]151 其次，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谢小娥这一形象是相当成功的，具有很强的可信度。虽然作者将托梦和猜字谜这部分情节加入故事中来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这一点虚构的成分这并不影响文章整体的真实。此外《谢小娥传》中作者以第一人称介入，置身于故事之中，将小娥的事迹转化为自己的耳闻目见，更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因而勇敢、聪明、孝顺的小娥形象有很高的可信度，成为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主人公形象。而《周秦行纪》中塑造的牛僧孺这一形象，除用了真实的人名外其情节都是虚构的。和其他冥遇类文章所塑造的主人公一样，牛僧孺也是饮酒作乐的文人士子，并没有个性的地方。如果不考虑《周秦行纪》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文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无疑是失败的。
最后，在记述手法上看两篇传奇也有不同。《谢小娥传》作为典型的人物传记类小说，其情节相当完整，可以说故事的发展完整连贯、张弛有度，有很强的因果性。在这个完整的讲述过程中，不仅文中的对话部分，谢小娥的行为举止也推动了故事发展，从而以多个视角对谢小娥进行了性格刻画。而同样是记叙文的《周秦行纪》则描写了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一件事，是片段性的描写。文中各个人物间的对话占据很大篇幅，我们只能从对话中得到牛僧孺这一人物形象。所以在《周秦行纪》中的牛僧孺单薄、片面。
三、其思想内涵对后世的影响
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其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文本层面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对后世的影响才是立足文学史的根本。
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谢小娥传》以现在的视角审视是一篇“描写勇于同杀父杀夫的仇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女性传奇”，是一篇女性反抗封建枷锁的励志文章。但显然在千年前的人们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从文章的情节设置上可以感受到作者受到了儒家以礼教文本的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佛教因果报应和修行说的影响，这样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符合中唐时期的道德评价。将故事情节简单化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弱女子面对灭门惨案并没有上告官府，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报仇雪恨，可见当时人们的靠律例维护正义的意识很淡薄，也反映出了反封建法制的不健全和软弱无力。同时，在后世对小娥出家苦行的赞颂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对女性身心的禁锢。一个妙龄少女在经历了灭门之痛和手刃仇家之后并没有开始新的生活，而是彻底放弃了基本的感情，遁入空门，而更可悲的是这种经历被后世所称颂，成为女性的楷模。
与《谢小娥传》不同的是，《周秦行纪》所反映的是中唐牛李党争时期激烈的政治氛围。在牛李党争时期，作者对文章的这种处理是受它创作动机和政治意图的影响，取她们生平中的与当朝人物的相似之处进行暗指。无独有偶，牛李党争时期党派进行政治攻击的文章还有刘■的《牛羊日历》、皇甫松的《续牛羊日历》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这些恶意诬陷牛僧孺的作品可以说都是社会大环境下政治共鸣的派生。《周秦行纪》作于文宗大和时期，此时李党攻击牛党，李党意在扣牛僧孺妄想“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狂妄的帽子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德裕《周秦行纪论》中道：“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复睹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1]154这篇时政类的小说从对牛氏的很卑劣的攻击中折射出了强烈对抗的政治阵营。
一篇成功的作品其思想价值不光表现在它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表现，也包括它作为纯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而从对后代文学作品的影响上来看，《谢小娥传》被采入《列女传》，更有《二拍》中“李功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对它的继承，它的故事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用，成为创作素材，可见其对后代文学作品的影响之大。而在牛李党争后像《周秦行纪》这类的作品就鲜有人看了。这种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有目的创作的文章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不大，也没有什么影响。
四、结语
《谢小娥传》和《周秦行纪》不论是在文本层面的艺术特色还是在内在的思想内容和影响方面都各有千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两篇作品进行了浅薄的分析，总的来看《谢小娥传》以它精彩的故事叙述，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对后世文学深远的影响而更胜一筹。但不可否认的是《周秦行纪》和《谢小娥传》都是中唐时期优秀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