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电影与文学是两种表达方式与接受形式截然不同的艺术，但却都在通过叙事反映人类的思想和情感。两者独立发展，却又始终互动，电影改编文学的实践突出地体现着文学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一九四二》的改编成功地实现了纪实散文向电影剧本的创造性转化，并对原作的广阔历史保持了忠实，但改编电影不是原作的影像复制品，电影改编更需要超越。
关键词：文学性；电影性；忠实；超越
冯小刚的新片《一九四二》是2012年国内文学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一部佳作。这部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一部结构散文化的纪实性质的文学，其本身是不合适改编电影的，但刘震云却用自己对小说的深刻把握结合自己的编剧经验成功地将这样一部没有任何剧情、人物，结构松散的纪实文学改编成了一部非常忠实于原著精神的电影剧本。以下笔者通过对这部影片改编得失的分析，对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做出考察。
一、得：文学与电影的忠实转化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者通过对经历过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许多人物的采访以及翻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后写成的，主要内容是对有关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许多的历史现象的陈述，以及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作者以一种纪实的风格用平实的文字挖掘了那段关于“吃的问题”的，被埋没的历史，并站在民众的角度反思了那段历史，提出了“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1]3的问题。冯小刚被这部小说所打动的地方就在于这部小说所挖掘出来的那段令人震惊却被人埋没、不愿提起，不为今人所知的历史的真实，以及作者审视那段历史的独特角度与反思。这部作品本身具有很好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反思的深刻性，因而在文学改编电影的忠实性问题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从观众的接受心理角度来看，读过小说的人看电影往往是出于一种还原想象的心理欲求，而不是想去看导演对原作解读的一家之言；没读过小说的观众则多是想通过电影管窥原著的风貌，而不想被导演和编剧的篡改所误导。另一方面，这恰恰是采用文学来改编电影的原因和意义所在。文学可以反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而电影则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影与文学始终存在着媒介上的互动关系：电影借助于文学改编，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题材和视角；而通过电影，文学的记录和沉思也将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因此，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电影与文学之间的这种媒介转换更强调忠实性。
乔治・布鲁斯东说：“小说家和电影导演的意图是相同的，都是让人们去看见，但小说家让读者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导演让观众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者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2]8历史总是复杂多变而又匆匆过去，相对于影像而言，文字更便于记录历史的复杂面貌；而电影作为造梦工厂，能够实现许多我们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或无法实现的景象，因而它更善于还原历史。因此对于《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有丰富编剧经验的作者选择了通过画面还原历史现场，而没有采用如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纪实回忆。小说可以以人物的行动为主讲故事，也可以以人物的思维为主谈思想，而电影则主要依靠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讲故事。因此在还原历史的改编中，需要将原小说中平白简述的内容加以虚构扩展，转化为具体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行动。小说中的深思则只能通过对人物的行动和台词的具有表现力的设计来暗示性地传递给观众。因此在《一九四二》的改编过程中，作者虚构了范财主一家、平民瞎鹿一家以及信基督的小安等在那一段历史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形象，然后将小说中平铺直叙的历史现象提炼扩展为生动的故事情节，还原到了这些具体的人物身上。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原小说中作者站在百姓角度审视这段历史的感观，通过画面和故事的方式更直观地传递给了观众。
电影剧本是电影创作的第一步，也是电影创作最关键的一部，电影剧本的故事框架不仅直接影响着拍摄的画面内容和效果，而且对后期影片剪辑的蒙太奇思维形成一定的制约，因此文学改编电影，最关键的步骤在于文学改编电影剧本的过程。刘震云以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了解以及自己的编剧的经验，成功地将原不可能呈现为画面的文学作品实现了创造性且忠实的转化，这为这部电影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在影片的拍摄阶段，导演为了使电影画面的叙事语句更为有力，更好地呈现历史的真实感，电影中人物的衣着、道具都参考了那段历史留下了的照片；演员每天挨饿以传达更真切的感觉；庞大的群演群体调度形成了壮观的历史场面；飞机狂轰乱炸场面的则采用近距离现场拍摄，画面效果非常真实震撼。如此，最终电影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音画配合形成的震撼效果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中平淡描述的历史现象以惊心动魄的真实场面生动地再现在了观众的眼前，使观众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了那段历史的悲惨与沉痛。在后期的剪辑创作中，电影叙事将两条故事线索交替关联，营造了小说原作中宏阔的历史视野。叙事进程中将第一条线作为主线，将范财主这个人物贯穿了整部影片，从而实现了作者在小说中所采用的站在平民的角度看历史的独特视角。冯小刚以冷静、克制的镜头尽量的将原作中那些打动了他、引人深思的东西客观、完整地呈现，最终作品达到了“看了原作需要去看电影，而看了电影则无需再去看原作”成功效果。这是将这样一部并不适合电影表现的直陈而又琐碎，思考多于故事的文学作品成功转化为生动的电影形象，并达到了对原作内涵、风格的忠实传递的一部成功之作。
二、失：文学改编电影的目标――超越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这部影片虽然以更加形象的方式忠实地再现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内容、风貌，影像化的历史再现非常具有冲击力、渲染效果，让观众的心灵通过电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在改编的过程中，由于导演没有更主动地去干预作品，保持了历史的客观性与复杂性，但使得影片的叙事无主题和叙事动机可循。完全客观地呈现一段不包含任何评价的历史，这样的客观叙事中缺乏一种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样能够引发人的深思的力量。《一九四二》的剧本主要由刘震云本人依照他原本创作小说时的意图和认识而改编，作家有他自己站的高度，也有他视野的局限，导演拍摄文学改编电影作品，是站在作家的肩膀上看问题，其思考的起点和把握的高度应该更高于作家，而不应仅仅让自己创作的电影完全忠实与作家的意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忠实了原作的哲学意蕴，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李安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更宏阔的视野。 《温故一九四二》里面所能呈现的内容，能够引发人深入思考的东西很多：从一开篇时对历史的谈论给人的启发：历史本是由人民而组成的，但历史却不是人民的历史的提出；到文章主体内容对“吃的问题”的表现，与我们现在这个丰衣足食却粮食浪费极度严重的社会的关联；再到文章中间部分论述的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一块阵地上死了一个逃亡的百姓，那这个阵地还是中国的，死了一个兵那这块阵地就不是中国的了。”我们都知道，一块土地先有了人民才有了国家，才有了军队，军队抗战不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荣誉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危。但这种打着保家卫国旗号看似有理，而坑害百姓的观念不光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现在社会上仍可窥见；结尾对“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后者”的问题的探讨――当人民不被认可为人时，他们就要开始行使人的本能。原小说可以进行更深入拓展的思考很多，然而导演并没有从自己的角度深入下去，影片的改编除了忠实地呈现了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和作者杂陈的讨论，没有从导演角度上的更深入追寻。最终导致影片中除了客观的历史还原所呈现的悲惨情境和人情悲喜，没有突出的能够引起观众深入回思的点。影像的语言本身就是含混而复杂的，因而更需要导演的引导与掌控。如乔治？布鲁斯东所说：“摄影机不能充当托尔斯泰，也不能充当乔伊斯，它并不能很好地处理主要人物的芜杂状态，也不能对现实世界作全景式的关注。它也不能解剖思维在言语的复杂错综之中的隐秘生命。”[2]69然而冯小刚却放弃了介入镜头的机会。《一九四二》将极度惨烈的历史以克制不煽情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带有了一丝讽刺的幽默，本是表现这样的灾难提出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却缺乏更深入的主题的引导，使这部本可以阐发更多引人深思的历史大片，仅仅呈现为了一部还原历史的记录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