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建忠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之际。他提出的“善译”理论，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基础，不仅指出了如何培养翻译人才的具体标准和方法，而且超越了传统译论的理论水平，开启了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嬗变的序幕。
关键词：善译；传统译论；现代译论
引言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多以经验、感想为基调。从道安至玄奘，其间的论述虽已涉及原作语言、句式与文体的处理、翻译原则、译者修养及译作的接受环境等问题，但始终停留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论述上。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善译”的理论。
一、马建忠其人
马建忠（1845-1900），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刺激了少年的马建忠，对那些“绝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满，“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1870年马建忠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1876年前往英、法，入法国政治学院，主修国际公法，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翻译。郭嵩焘离任后，马建忠又充继任公使曾纪泽的翻译。而后获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1880年回国后，马建忠继续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直至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去北京，襄助李鸿章赴马关议和。
翌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此后，马建忠一直埋首整理《马氏文通》一书，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是奠定中国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
1900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襄理文案，七月，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55岁。
二、时代背景
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他提出设立翻译书院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当时“学习西方”之急需，“译书之不容少缓”；二是“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为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
这段文字是对19世纪后半期中国翻译现状形象而生动的描绘。翻译人才的缺乏必然导致翻译质量的低劣，不仅误导读者，而且严重歪曲了原著。而正是由于当时“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的现状，采用的一种较普遍的译法叫“西译中述”。即“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用；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张静庐：1957）。虽然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西译中述”的翻译方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传播西方科技和文化、为国人提供学习西方的条件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马建忠的批评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
三、“善译”
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其“善译”的论述：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提出了应对“译书之不容少缓”以及“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的具体办法，对译者提出了至高标准和奋斗目标。“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认为好的翻译应该不改变原文的信息，产生的译文能够正确引导读者，与阅读原文没有什么不同。“善译”理论是对培养合格翻译人才，改变翻译质量低劣的现实，更好地学习西方，自立自强的一项指导性原则。
（一）“善译”与“信、达、雅”
与马建忠一样，严复也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他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因此，讨论“信、达、雅”也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达”，严复认为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启迪民智、富国强民。从根本上说，严复的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雅”，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 最后“信”是建立在“达”和“雅”的基础上的，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
而从“善译”的理论来看，其条件是，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翻译的过程是“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也体现了“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与严复的“信、达、雅”相比，不仅提出的时间更早，而且更具高度的概括力，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即已经概括了传统译论一直以来争论的“直译”与“意译”，“形”与“神”，“文”与“质”的矛盾。译者“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易于实现；译者“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那么“达”也自然能够实现；而译者“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译成之文”则必然能够反映“所以译者”的“雅”或“俗”，“所以译者”“雅”，则“译成之文”“雅”，“所以译者”“俗”，则“译成之文”“俗”，这也体现了“信”的意旨。
由此可以看出，马氏“善译”理论不仅论述严谨、逻辑性强，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和衡量标准，便于把握，其价值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译论，也超越了其后来者如严复的“信、达、雅”说。
（二）“善译”与现代译论
“善译”理论采用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指出翻译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提到，“字栉句比”，“析字句之繁简”涉及句法学；“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涉及词源学；“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审……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涉及语义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则涉及音系学。
四、结语
作为近代中国首先觉醒、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之一员，马建忠立足于社会现实，积极倡导并投身于社会的改良活动。对当时“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的现状，他利用自己所专学，深入研究，提出了“善译”的翻译理论，为引介西学、启迪国民创造了条件。
“善译”理论不同于以往主观随意性强、缺乏学理基础的传统译论，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理论，标志着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理念发生了转变。它不仅是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衔接点，而且为中西译论之间的相互阐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