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还是一名北大历史系的学生。5月19日上午，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质问校团委的大字报，掀起了全校师生压抑已久的民主怒涛。我是这张大字报的参与者、捉笔人。但当时我完全是不自觉介入的。
大字报的出炉
是日晨，我在30斋宿舍看书，听见班长张兰馨和张学仁等一群同学从楼下大声议论着走上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正在北京召开的青年团全国第三届代表大会我校的代表是谁的问题，然而都不知道是谁。他们刚刚走访了系总支和校团委，接待的人也不清楚是谁。为此，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兰馨大声说：“刷他一张大字报！”众人立即同意。这时有人提议我执笔，因为我的毛笔字被认为写得好。班级党支书孙淼也在场，他是位年岁较长的调干生。这段时间正是党号召大家“鸣放”的时刻，老孙表态可以写，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我就在一张粉红色的大纸上写了起来。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团三大的召开。我们有如下问题需要校团委答复：一、我校的代表是谁？二、他是怎么产生的？三、我们有意见向何处反映？”署名是“历史系二年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
大家拿着这张大字报走向大饭厅，我也跟随前往。贫农出身的非团员陈鸿生自告奋勇地张贴，一时不少过往者驻足观看。时近中午，我回中关村家中，待到晚饭后返校，发现整个燕园沸腾了。以大小饭厅为中心的墙壁、报栏上贴满了各色的大字报，其中以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我的一株毒草》最引人注目，刘奇弟的《胡风不是反革命》以及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相继贴出。当晚他二人还发表演说，朗诵了这首诗。这段时间的大字报内容，有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教授治校的，有要求公布或废止个人档案的，还有揭露黑暗不公正的事项的，等。《阿Q外传》和《儒林内史》等讽刺长篇陆续面世。饭厅周围成了空前的民主广场，同学们激烈地陈述着、辩论着。这块民主飞地，后来几乎成了北大民主传统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89年。
5月19日晚，学校在大饭厅举行例行的报告会，著名学者于光远莅临做报告。在他讲话时，有不少学生给他递条子，多半是问他对当天学校贴出的大字报的看法。他当时没有准备，回答不多，很谨慎。
陈鸿生病死狱中
我所在的年级有3个班，即两个历史专业班、一个考古专业班，每个班约30余人。“反右”开始后，每个班都划了3名“右派”同学。我班的张学仁（第一张大字报的积极参与者）、雷光汉和陈鸿生均被划成“右派”，其中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在他自己交代的日记里发现有不少反党言论，即便他从来也没有流露过。他历来很内向，我平素同他接触很少。他来自江苏农村，身体壮实，在入学前已婚，有一子，因和班级党支书谈话时动手打人而被捕，后病死狱中。后来他们三人都被平反，陈的遗子，学校给予了生活补助金。我在翌年的整团运动中，也被批判，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大约在1978年，我所在的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人事部门通知我，北大团委决定撤销当年给我的处分，并从我的档案里撤去了一些不实的材料，只给了我一份被撤销材料的名目单和一纸取消处分的通知书，记得上面写着年轻人说过一些“过头话”，不必计较一类的文字。
党委书记江隆基数年后自杀
当时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据说他在“反右”和划“右派”期间不够积极，北大划“右派”716人。数量不及清华多，似乎是书记没有全面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意图，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批评。“反右”结束不久，他被贬到兰州大学去当校长。1959年7月，我和同班同学在甘肃地区结束民族调查后准备返回北大的前夕，专门去了兰大看望江校长。他在家里接见了我们，他的话不多，要我们每个同学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我们的姓名。文革期间他自杀了。
雷光汉远走他邦
20世纪80年代雷光汉同当地的一位贤淑的中国女画家结婚成了家，自从他的女儿出世后，一颗激荡不宁的心沉静了下来。国内改革开放后，当局恢复了他的中国国籍。其间雷光汉两度回国探亲，目前他侨居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塔拉兹城靠养老金生活。2011年雷光汉写就了30余万字的《苏联逃亡记――一个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记述了当年他种种遭遇的全过程。这部自述性的实录，生动地描述了生活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各民族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行为，见证了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时的动荡岁月，表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爱国情怀。
沈元被执行死刑
据知，在“鸣放”和大字报期间，沈元并未公开发表过什么言论，但仍逃不过划“右”的厄运。那年月，因为业务技能出众而被打成“右派”的人绝不在少数。
沈元被划“右”后，被集中到北京门头沟山区斋堂北大生产基地劳动改造，被劳改的大都是北大的“右派分子”。白天从河滩背石头上山修水库，晚上开批判会，经常被批判有抵触情绪。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和凌辱。一天，他偷跑出来，一路步行到天安门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也提出了自己的申诉。公安局把他带到北大处理。沈元提出不愿意再回到斋堂去，请学校另行分配他到工人队伍里去接受改造，于是他被分派到河北唐山修筑铁路的工段上劳动。沈元很快就适应了，同工人相处得很融洽，为工人们扫盲，讲历史故事。大家都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学生怎么会是“右派分子”！1961年在工人们的保举下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这年他患了肝炎，工地批准他回北京治疗，住在灯市口的姑妈家。他经常跑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写史学文章。
20世纪80年代沈元被平反。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上说：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1968年4月18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可怜沈元的80岁老母亲经过千辛万苦争来的一纸无罪判决，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呀！”北大党委为沈元做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有关当局到近代史所当众正式宣布此事。这真是“屈死的冤魂，天地鉴察！”黎澍生前说过：“近代史所要有10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变。”有些研究人员多少年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他还说，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来补校前人的注。他死后留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的一位人事处长或行政人员拿走了，迄今不知下落。沈元的长兄沈荃、姐姐沈蓓，为争取将沈元的遗稿《汉书补注》公开出版，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元，最终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
杨秉功囚后执教
同年级考古班同学之遭遇也须提及。他叫杨秉功，河南南阳人，喜欢拉拉京胡，绰号“杨大姐”。鸣放期间，他以匿名信攻击党外人士卢绪章，说他积极钻营，爬上了政府的要职，并警告威胁他当心自己的性命。这显然是很幼稚的做法。但是，这封恐吓信居然很快落到了当局最高层的手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分量极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登在1957年6月8日第一版上，说“右派分子”们已经磨刀霍霍杀向党了。这就是“六八社论”，党中央明确地发出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信号，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右”斗争。这期间杨秉功也和大家一起投入运动，直到1960年初夏毕业前夕，他才因匿名信被捕。他被捕是夜晚同学们都回到宿舍就寝，10点半钟统一熄灯的时刻，有人在寝室外叫唤杨秉功，要他出来，杨走出寝室就被公安带走了，从此杳无音信。若干年后，杨被释放，他曾到历史博物馆，找到同班的宋兆麟。据宋告诉我，杨秉功已满头白发，没有谈及当年的事，也未提及他的有关结论和平反的事。只知入狱后，他除了不能外出和与外界联系外，可以阅读书报，并且学了一手木匠活。他回到家乡南阳后，曾一度经营家具制作糊口。近年我又了解到杨在当地因为一直没有给当局添“麻烦”，就被调到南阳师范学校任教，在这里办了退休。
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全国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从来没有准确的数字，官方迄今讳莫如深。国内出版物通常用的数字是50万人，但许多人认为实际上远远大于这个数目。知识分子在社会性的是非面前，大多表现出有良知，有正义感，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知识给予他们力量和信仰。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灵魂脆弱，心地龌龊，以损人利己为快事。这种人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多余而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