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报人平襟亚曾经回忆：“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有小报《铁报》、《飞报》两家仍在出版。数周后，经人民纷纷向党报提出意见，两报自动停刊。不久，有《大报》与《亦报》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上海小报史料》，《上海地方史资料・五》1986）
两份特许发行的革新小报之中，《大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十二周年纪念日。该报的创办者是冯亦代（社长）和陈蝶衣（总编辑），不久冯赴京另有任用，社长转由原《铁报》记者李之华代理。
《大报》明明是一张四开的小型报，却志不在小。探其宗旨，诚如发刊词所言：“在社会大变革中，作为一张小型报，运用一些市民容易接受的形式和体裁，作侧面诱导，以便在伟大的历史转型期中，贡献微弱力量。”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很多旧文人既失去发表园地，又一时找不到适合的职业，能在两份小型报上刊文，成了他们赖以谋生的一大途径。当时，《亦报》请到了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作者，自是主编唐大郎的“神通”。相较而言，陈蝶衣从一九三三年起，先后主编过《平报》、《铁报》、《金刚钻报》、《东方日报》等，若论人脉之广并不亚于唐大郎，其作者班底照理也是相当坚实。
目前所知，坊间有关《大报》、《亦报》作者的一些专著都不无错谬处。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两报获取不易，研究者稀少;另一方面则是年长日久，知情者大半已经故去，许多真相由此湮没不闻。而对研究者来说，最初步的工作莫过于辨识笔名背后的真人。
二
笔者有幸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中获睹两报，经研读，初步的印象是创刊之初它们共同吸纳了一些旧小报上的“熟面孔”，如潘勤孟、张廉如（柳絮、杨澄）、冯蘅（凤三）、陈灵犀（羌公）、严独鹤（晚晴、老卒）等等。然后或早或迟，双方又延揽了一些新生力量。可能由于主编的交游情形有异，两报作者班底也是有所侧重。
《亦报》创刊之初，已有陶亢德（孺牛）、徐淦（齐甘）这样的新文学成名编辑加盟。而《大报》的特色版面、栏目及部分作品和作者情况，可通过平斋的一首打油诗《大报开篇》（1950年7月19日）得到大致印象：
大报大名天下扬，非复当年小报腔。它是：精彩纷呈看不尽，阵容排列极坚强;一版是：新闻报道精华集，日历天天在上方。底下是：家庭之友人人爱，常识卫生介绍忙。三菜一汤开食谱，免劳主妇搜枯肠。更有那：影剧文娱收笔底，并无黄色健而康。活菩萨，做道场，笑痛肚皮要谨防。二三版：上下古今都论及，大观谁不赞洋洋？其中人海描群怪，秘记伪朝写匪帮。卅载报坛多妙事，忠救内幕出甘棠。西风残照专员丑，不愧老牌恨水张。花事了，田舍郎，金龙殿上话洪杨，正规队伍介绍过，再说那，游击奇兵使**。连朝风雨潘勤孟，飞来柳絮小文章。柴室卢公称小品，梅边补白号大王。晚晴资格推前辈，新换好怀陈老羌。刻烛杨澄精考据，茗边手记写风光。雷是响声红是色，雷红大笔名相当。平斋好比货郎担，线尾针头像拾荒。还有那：力士献诗辞意美，达公文虎机锋藏。这真是：三教九流题目广，百家诸子像同堂。不但是：酒后茶余消遣用，说它是：增加知识不夸张。破费了：大饼油条两副半，一样精神有食粮;订它个：三年五载又何妨！
若再细究《大报》的重要人物，则有人概括为“大报五老”。这一名号首见于一九五○年一月八日署名“文犀”（疑即陈灵犀）的随笔《大报五老》，文辞略显夸张，也颇具广告色彩：
《大报》在近来，颇有人文荟萃之盛，除了几位写随笔的少壮派作家，尽在延揽之列外，又加上了才华丰赡、著作等身的五老，因此每天在打开大报阅读时，真觉得有一点目不暇给;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掉一句戏词曰：“这真是够瞧的了！”
上面所说的五老，以署名笔画为序，即：平斋、汪东、闻蛩、冀野、苏式五公是也。蔡平老为小型报治文，是斫轮老手，议论风生而涉语成趣，是其特长;汪旭老一肚子的掌故，旁及风土、文学，就仿佛京朝大角一样，戏路极宽，唱来又复字正腔圆;卢冀老为当代曲学大师，词赋巨匠，大师巨匠写小品，乃有“腹笥广博、取之不尽”之概;闻、苏二老的文章，则深厚沉着，刻意经营，都不愧为大作手。―《大报》得五老聚会，版面上遂益见精彩纷呈;不但叫好，亦且叫座。
同年一月二十九日，又有“力士”的打油诗《大报五老》，诗及注文对五老推崇备至：
商山有四皓，大报有五老，五老伊何人？苏、闻才藻华，卢老小品妙，蔡老文字新，汪老掌故考。一天写一篇，得毋穷材料？一篇精一篇，得毋绞髓脑？乃知老年人，自有看家宝;满腹贮经纶，语丝抽不了。珠玉罗当前，而我渺乎小;几首打油诗，徒贻方家笑;为唱五老歌，多多请指教。
本报作者卢冀野、汪旭初（东）、蔡平斋、苏式、闻蛩，皆文坛前辈，称“大报五老”，各拥椽笔，鼓吹中兴。小子慕蔺情殷，瞻韩缘浅，因短歌以寄意，期抛砖而引玉。
三
“五老”之中，卢冀野先生在两报的随笔，已先后在大陆及台湾两地出版。台版以《柴室小品》为总名，陆版则将之与先前的随笔集《丁乙间四记》、《冶城话旧》、《东山琐缀》合刊，冠以《卢前笔记杂钞》。汪旭初先生《大报》上连载的《寄庵谈荟》，此前虽有人零星节录，终不知确切出处。经统计，《谈荟》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至次年五月三十日，共计一百六十六则，汪东的研究者薛玉坤正在从事这部分佚文的整理工作。
蔡平斋本名清述，字晦渔，笔名夷白、平斋等。蔡氏杂文的题材极广，在陈青生所著《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里，以专门的一节文字论及，称其一方面“揭露抨击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腐败及其官场的虚伪阴险”，另一方面也“倾诉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与艰难”。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刺时讽世，悲天悯人，乃至离经叛道，不一而足”。
二○○一年，蔡先生的日记（《心太平斋日记》）由其子蔡叔健摘录，分两期刊于《苏州杂志》，首次披露其在解放初供稿两报的故实，发表时还将《大报》主编陈蝶衣的约稿信随刊印出，今录文如下： 夷白先生道席：
大报出版，已嘱邮寄。乞赐大稿，俾增光宠，愿先生能以助铁（引者按，此即《铁报》）者助我，至感至盼。酬当另寄。
文绥。
陈蝶衣顿首 七月十日
四
再说闻蛩。他在《大报》上的《灯下谈》专栏首见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陆续刊发，几乎每日一篇。作者兴趣广泛，文字老练，内容偏于文史。当读至《访冒鹤老》（1950年3月6日），终于有所发现。
好久不见冒鹤老，有次朋友说起他在惦记着几位后辈，乃于前天去拜访一次，作了好几小时的清谈。因为鹤老的谈锋一向很雄健，而精神又极矍铄，不过最近患了高血压，所以有一张报副刊请他写稿，只好谢绝了。他还举一个例，说是有一次，有位朋友赠他一首诗，其中有“买山都为投襟尽，充栋难换斗酒尝”。他觉得这两句写他过去和目前的境况，非常贴切，大为赞赏，当下就和了一首，不料第二天血压便高升不少，所以从此不敢再动笔墨了。还有一点，鹤老过去为杂志写文，原是由他口授，而由一位患哑的文孙笔录的;现在这位孙少爷到书店去工作，因之也缺少一位得力助手。不过这一点，请他写稿的编者，还愿意跑上门去，自任笔录，然而为了题材一时凑不起来，有些应需引用的资料，搜罗又很费力，故而仍加婉辞。
目前鹤老在晚境上，比较拮据一点，上引诗中的下一句即指他的割爱藏书的事，他又告诉我从前出让一部钱遵王钞本《流寇始终录》而大吃其亏的一段书话，而从上一句句子里，则复说及他所以署“疚斋”的原因。
这篇短文似曾相识。为表谨慎，笔者将之发给友人宋希于，他一看就说“闻蛩”应该是金性尧先生，因金先生在主编《文史》时曾以此笔名写过文章。（见金文男《父亲金性尧的笔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8月11日）这笔名当初仅一见（《文史随感：雅与俗》，《文史》1944年1期），后来在《大报》拾起来再用也大有可能。
而拜访冒鹤老一事，在金性尧晚年的回忆文章《词流百辈消沉尽》里似乎还有后续情节：
忆及解放初期，我往疚斋，适卢氏（引者按：即卢前）亦在座，后又来了一位刘君（笔名牛马走），便约我们几人同往洁而精菜馆，席间谈到党的各项深得民心的政策，刘君有口才，便接上来说：“南人不复反矣。”这话对我印象很深，所以到现在还记着。
按，牛马走笔名，见于《亦报》，查蔡夷白日记，本名刘硕甫。沈昌文先生曾多次谈及，当他初涉出版业时，刘氏是其领路人。
因此，除了《亦报》上“赵天一”的篇什外，《大报》之上闻蛩《灯下谈》专栏也是金先生名下的作品。前者已收于《金性尧集外文编》，而后者篇数更多，却至今尚未结集。
五
五老之中还有一位苏式不能不说。苏式首度发文，见于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战争与人道》，略晚于闻蛩。五天之后，《大报》上出现了“荣纪”，这是周作人的笔名。上海解放前后，知堂暂居沪上弟子尤炳圻家的亭子间，其间除了陶亢德、徐淦之外，金性尧等后辈文人亦曾多次登门拜访。当文犀与力士提到五老时，将闻、苏并置，则苏式多半是金的朋友;再从刊文日期与周作人的异常接近，故我认为他很可能与知堂关系密切。假如这一判断方向不错，则需要查考的范围将大为缩小。
还是来看看苏式的文章。苏文多阅报心得、读书体会，行文逻辑严密，内容多涉及西方文史，乃至政治、经济诸方面。只可惜涉及个人经历的文章不太多见。
又，苏式多次论及胡适之林语堂之流的追求自由，是自私而虚伪的。例如《真正“伪自由”》（1950年6月5日）：“尽管万民涂炭，千夫吞声，只要胡适之林语堂的‘自由’还能维持，他们就不惜替这样的‘自由天地’开锣喝道，用笔用舌来大宣大传。”
还有一则对比更有意思。苏式《愚而好自用之人》（1950年6月16日）谈到一则笑话：
曾经有这样一则故事，大意是：某甲是一个死勿领盆，愚而好自用之流，某次和某乙为某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假定说是草菅人命的菅字吧，他读成了管字，某乙好意纠正他时，他偏不服帖。结果两人都到一个饱学者丙面前去评理，因为某甲对丙还有点服。不料丙说这应该读作管字的。这一来甲自然大为得意，乙则大为奇怪，暗中去问丙这是什么道理，丙说：“让他一生一世去读管字好了。”
据说某时代有甲乙二人为诸葛亮与诸葛孔明是否一人大事争论，甲说孔明即亮，乙却说孔明是孔明，诸葛亮是诸葛亮，各执一词，无法断定谁是谁非。为求证明自己之对对方之错，甲乙二君就同意去请这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下一断定并以二百文钱赌个东道。老先生的断语是“诸葛亮与孔明确非一人。”“是不是，对你说孔明是孔明，诸葛亮是诸葛亮你不信，现在怎么样？快拿二百文钱来，好让阿拉喝花雕酒去。”乙这时得意洋洋，甲却气得说不出话来。等他缓过一口气来时，乙已不知去向，老先生则端坐着微笑。“老先生！你怎么拆我这个大烂污呢，害我输去二百文大钱！”甲愤愤地说。
“你不过输去二百文大钱罢了，他可输却了一辈子的明白呢！以二百文钱换他一辈子的糊涂，最后胜利不是总属于你的吗？”
两则笑话固然详略有别，文字也不无差异，但立意却高度一致，都是讽刺同一类人。如若追溯笑话的源头，实来自袁中郎《题陈山人山水卷》，有句云：“宁可负使公失一贯钱，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袁氏兄弟，正是林语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倡导的闲适、性灵哲学的代表人物。而彼时，陶亢德和徐S两人，被鲁迅并称为“林门的颜曾”。
我不清楚解放后的陶亢德在其内心深处是否对林语堂的态度发生了完全彻底的转变，但至少，苏式是陶亢德所用笔名则已经显而易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