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出版于一九一一年，题材和康拉德的另一部小说《特务》（The Secret Agent）相近，描写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小说出版后在英国反响平平，在俄国受到关注。这也不难理解，书中主要角色都是俄国人，俄国读者自然更感兴趣;虽说书名暗示这是局外人的观察，但读者会觉得其见解不仅有针对性，甚至还颇有点刺激性呢。小说译成俄语后，五年内再版多次，足见其反响之热烈。
该篇情节也富于俄国色彩。主角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为保护自己，把到他家中避难的革命党人交给警方;由于他的告密行为，那位革命党人遭到秘密处决。小说主要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主角的告密和忏悔构成全篇脉络;而告密者最终受到惩罚。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个“罪与罚”的故事，是俄国读者并不陌生的故事，叙述多了点“局外人”的观察和评判。
背景设在圣彼得堡和瑞士日内瓦。时间没有明确交代。从革命党人哈尔丁谋杀国务大臣P先生的情节可以得知，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一九○四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P先生的原型是沙俄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勒韦。一九○四年七月，普勒韦在圣彼得堡乘坐马车时遭遇刺客投掷炸弹身亡。小说描写道，革命党人哈尔丁伪装成农民，在街边投出自制炸弹，将乘坐雪橇的P先生（及一些无辜路人）炸死，后潜逃至大学同学拉祖莫夫家中，准备乘坐一位农民朋友的马车逃离俄国。细节未必与史实相符，所述氛围和场景则并非全然出于虚构。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人心动荡的局面也传达了出来。这些背景交代对一部“政治小说”是不可少的。
此书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主角的困境和悲剧，让人牵肠挂肚。利维斯的论著《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对康拉德推崇备至，讲到这部小说时却不是太感兴趣，认为它“相当出色”，但艺术成就不及《特务》。
小说分四个部分。拉祖莫夫的告密出现在第一部分，这是决定性情节，可以说第一部分是主干，其余三个部分攀附其上。此书写得最精彩的也是第一部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与罚”的故事，对“罪”的描绘未必胜于对“罚”的漫长叙述，两者同样有分量;而人物跨过“罪”的门槛，这个过程的描述似乎最容易引起兴趣。
二
拉祖莫夫的告密，虽非卖友求荣，却是怯懦的自保行为，不能不说是卑劣的。从情势上讲，这么做也无充分理由。哈尔丁只是暂时躲避一下，并没有打算赖在他寓所里。如果单为自保，将哈尔丁赶出门去就行了，何必充当叛徒，跑去警察局告密？
除了害怕专政机关追责，这里有两点不可忽略。
一、哈尔丁不是拉祖莫夫的朋友，两人素无交往。哈尔丁突然闯入拉祖莫夫的生活，使后者被动卷入一桩政治事件。
二、拉祖莫夫并不是革命党人，严格说来也称不上叛徒。为什么不能从别的角度看待其行为？既然哈尔丁可以通过行刺表达政见，拉祖莫夫也可以通过告密表达政见，两者应该有同等权利。
话虽这么说，要为这种行为辩护，道德上很难站得住脚，尤其是告密者手上沾着烈士的鲜血，就更难为之辩解了。
拉祖莫夫徘徊街头，愁肠百结，陷入思想斗争，他要为自己的困境找到出口。这位素来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意识形态问题。在孤独的境地中，他的思想有了结果。小说这样写道：
无尽的广袤和无数的人群让拉祖莫夫获得一种几乎是肉体能够感觉到的印象。他以俄国人生来享有广袤和人群的那种欣喜之感回应这种印象。在华美无垠的天空下，积雪覆盖无尽的森林、冰冻的河流、广阔的乡村平原，将那些路标、大地上的不测事件抹去，在清一色的洁白之中让万物等同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空白纸页等待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历史记录。它覆盖着这片消极顺从的土地，有着无数人的生命……它是一种神圣的惰性。拉祖莫夫对它感到一种敬意。一个声音像是在他体内叫喊：“别去触动它。”这是一种耐久、安全的保障，而那种成熟命运的劳苦是在继续―造就它的并不是革命的那种热烈轻浮的行为及其易变的冲动―而是和平。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而是一种强大而统一的意志：它要的不是众声喧哗，而是一个人―强大而统一！
这是拉祖莫夫思想转变的关键，从一个同情自由主义的学生转变成仇视革命的保皇派，他找到内心的某种启示，并为这种令人折服的启示着迷。他感悟到民族苦难的历史、人民的忍耐和土地的沉默，认同其富于宗教性的“消极顺从”的性格，并渴望归顺于“强大而统一的意志”;也就是说他反对革命，支持极权。因此，他把哈尔丁视为“分裂”的代表，意识到必须划清界限。他说：
哈尔丁意味着分裂，……他那种愤慨，他谈到奴役―他谈到上帝明鉴是什么意思？这些全都是意味着分裂。一个民族变成分崩离析的群体，像风中的尘土一样无助，相比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忍受痛苦是要更好。蒙昧主义比煽动性的火炬之光更好。种子在夜里发芽。从黝黑的土壤里生长出完好的植物。但火山喷发却是贫瘠的，是肥沃土壤的毁坏。难道我，这个热爱祖国的人―这个除了爱和信念一无所有的人―难道要让我的未来，说不定是我的有用之才，让这个血淋淋的狂热分子给毁掉吗？
拉祖莫夫需要为自己的处境考虑，这是他思考的动机，而他更需要树立信念，从而抵御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思想冲击，这也体现了其内在的道德需求。不过，他似乎无视“成千上万人忍受痛苦”的现实，他对“蒙昧主义”的支持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反动？他是否在刻意回避现实的奴役和黑暗？
小说对此补充说：
当然，他根本就不是那种落伍的反革命分子。事事都称不上是最好的。独裁官僚政治……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等等。需要有能干的人。开明的头脑。忠诚的心。但绝对的权力应该要保持―为那个人所准备的工具―为未来伟大的专制君主。拉祖莫夫相信他。历史的逻辑让他变得不可废除。人民的状况需要他。“此外还有什么，”他满腔热情地暗自问道，“可以将所有这些大众朝一个方向移动？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除了单个的意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 他相信，他是在牺牲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排斥那种诱人的谬见。“这是爱国主义，”他在心里发表意见说，然后找补道，“这条路上没有半途而废的事情，”接着便暗自评论道，“我不是懦夫。”……
到这里，拉祖莫夫的思想逻辑完整建构起来。总之，他是在寻找立场，不是给自己规定一种超然离群的自给自足的思想方式，他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确立信念。他的思想非但没有脱离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难以回避的立场冲突，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寻找其艰难的立足点。至于说他决意排斥“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并将自由主义视为“谬见”，那只是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他相信，为了这个“真理”有必要牺牲个人自由。
可以看到，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思想斗争，以一种浓缩的形态汇聚在拉祖莫夫的内心独白中。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近百年间，这种思想冲突并未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进入知识分子的头脑并与之纠缠，总是难分难解，显示“受困扰的社会”（the impacted society）的某种本质。而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立场转变，让人看到这种变化特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小说叙事人这样评论道：
在俄国……许多勇敢的人最终都从徒劳而无尽的矛盾冲突中转向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主要历史状况。作为疲倦的无信仰的人，为神恩所触动，他们转向独裁政府，为了他们爱国良心的平静，转向其父辈的信念，为了加护精神的安宁。像他之前的其他俄国人，拉祖莫夫，在和他自身的矛盾冲突中，额头上感觉到神恩的触动。
“历史的逻辑”、“父辈的信念”、“爱国良心”……拉祖莫夫由此成为正统意义上的皈依者。他说：“……如果我必须受苦，那就让我至少为我的信念受苦，而不是为我的理性―我冷静优越的理性―所排斥的那种罪行受苦。”
拉祖莫夫一路上的思想斗争，让他逐渐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他的思想话语我们似乎并不陌生。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认可的是同一组语汇―“法律、诚实、秩序和安全”，而具体如何兑现，主张不一致。分歧并非出现在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而是出现在同一个头脑当中，构成自我冲突的对话。
拉祖莫夫试图抵制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能说明他的理性“冷静优越”，―他何尝不是在接受另一种诱惑。且不说他对自由主义和“俄罗斯真理”的诠释是否站得住脚，他的立场说明，他不仅要排斥自由主义，也要排斥自我冲突的现实。也就是说，他拒绝现实的矛盾、分裂和变易，现实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转向宗法社会的古老信念，接受强权意志的诱惑。从他隐喻性的独白语言中，不难看到其选择背后的传统―“苦难哲学”的冲动，“土地”和 “人民”的情结;对“苦难哲学”的美化，对“土地”和“人民”的神圣化，等等。它体现了俄国人典型的情感主义立场。如果确实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俄罗斯真理”，那只能说是一种为奴役辩解的宗教哲学。拉祖莫夫的额头感觉到“神恩的触动”，―与其说这是“冷静优越”的理性所起的作用，不如说是俄国的“圣愚”传统给他的点化。他漫长的内心独白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他不是在为“告密”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告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契机，让云雾笼罩的“神圣启示”得以水落石出。
三
有论者认为，《在西方的注视下》包含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从上述分析中，似乎不难看到其对话的思想性质。
康拉德素来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厌恶，他憎恶后者身上的“俄国性”（Russianness），那种“野蛮、无法无天和东方化”精神。收录在《文学与人生札记》中的《独裁与战争》一文，谈了他对“俄国性”的批判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秉持“根基论”的斯拉夫主义者，诋毁欧洲，嘲弄理性主义，自然引起他反感。并非由于他是英国人或西方人的缘故，恰恰因为他也是斯拉夫人，是惧怕俄国专制的斯拉夫人。写一部俄国题材的政治小说，研究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心理状态”及道德意识，表达他身为波兰裔英国作家的见解和预感，这是《在西方的注视下》的创作动机。
康拉德不惜牺牲小说创作应该具有的客观中立的调子，借助叙事人之口说出他的见解。他的小说观念深受法国传统（福楼拜）影响，倾向于超然节制的冷静叙述，可在这部小说中他显然急于要说出意见，和他反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法差不多。他说，讲述拉祖莫夫的故事“是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它“不是以叙事的形式做一份怪人的记录摘要”，而是要设法找到某个关键词，表达对俄国境况的认识，“这个词能够站在书中一切字词的背后”，标明其道德上的发现。他认为，这个关键词就是“犬儒主义”。
为什么说是“犬儒主义”？
因为这是俄国专制统治和俄国人造反的标志。在它的那种以人多为荣的自豪中，在它的那种对圣洁的古怪自负中，还有那种自轻自贱受苦受难的隐秘意愿中，俄罗斯精神就是犬儒主义精神。它诉诸她的政治家的宣言，她的革命家的理论，还有先知的神秘预言，到了如此这般的程度，把自由说成是一种放荡淫逸的表现，认为那种文明人的德行实在是显得不成体统……
不采用欧式理性主义框架，这类诠释就找不到准确的调子。小说用一位英国绅士做叙事人，进行观察和评判，意图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安排绝非为了局外人的中立，而是赋予必要的价值衡量尺度。康拉德认为，他对俄国的看法只是常识性判断，只须留心考察“俄国人的性格在暴虐无道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反应”，似乎不难得出包含普遍人性的公式，诸如“无知的暴虐激起无知的绝望”等。他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困境和悲剧便是发生在这种“道德境况”中。
从作家对“犬儒主义”的解释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精神”并无好感，不乏讥诮贬抑。他对革命和革命分子也没有好感。描写日内瓦的章节，几乎全是漫画式人物，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家，以巴枯宁为原型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等人，可笑又可怕，都是用讽刺挖苦的笔调写出来的，一个比一个滑稽。 关于革命，小说作了这样一番评论：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者只是体制改革―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最出色的人物是不在前台的。暴力革命首先是落到那些心胸狭窄的盲信者和专横暴虐的伪君子手中。然后就轮到这个时代所有那些自命不凡而才智不足的人了。这些人就是领袖和领导。您会注意到我把那些十足的流氓给排除了。那些天性审慎公正，那些天性高贵、仁慈和虔诚的人，那些无私和聪明的人会发起一场运动―但它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人。他们是革命的牺牲品：反感的牺牲品，幻灭的牺牲品―常常是悔恨的牺牲品。希望遭到荒诞不经的背叛，理想遭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每一场革命都是因为这种成功而让人心碎。
单就这段评论而言，康拉德和《群魔》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不是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其实是复杂的。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述。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的注视下》对哈尔丁一家人的描绘，说明俄国式理想主义精神对康拉德有深刻的吸引力。尤其是娜塔莉亚・哈尔丁，这个人物的淳朴、迷人和高贵，不是来自于“俄国性”又来自于什么地方？
平心而论，作家对俄国人的“激情和混乱”有相当深入的描绘，对“革命”的见解也颇为深刻，而对“革命分子”的刻画则还不能叫人满意。日内瓦章节的笔触是何其精致、富于妙趣，可一旦注入腐蚀性的嘲讽，其表现的力度就减弱了。
一九一一年，康拉德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关心的只是观念，摒除其余的一切。”这是他“写得最难也最痛苦”的作品，他曾经历长达数周的精神崩溃，并用波兰话和书中人物交谈。此种心灵磨难，局外人恐怕难以体会。
康拉德出生在沙俄占领下的波兰，父亲是爱国革命志士，因反抗沙俄遭流放。后来父母都死在流放地。长大后他去西欧闯荡，告别波兰，其中一个原因是要逃离沙俄。他因此背弃了父辈的革命事业，终生感到内疚。拉祖莫夫的孤儿身份，他与革命分子的瓜葛，还有他不被理解的尴尬处境，似乎也寄托着作者的一份身世感慨。无论是个人经历、种族背景还是思想信念，康拉德和俄国的关系都非同一般。
四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讲过一句话，他说“康拉德的人物是逼真可信的”。对于小说创作，这是很高的褒奖，―“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便觉其惟妙惟肖，慎思精虑之后，仍觉其惟妙惟肖”。可以说，拉祖莫夫便是这样一个“逼真可信”的角色。
这个人物不见得有异常的人性内涵，可以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心理分析。也不是说，人物真实可信就意味着“与常人无异”。正如爱德华・加内特在为《康拉德序言集》撰写的导言中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也许不会像在小说中那样行事。”即便是实际生活中确有其事，单个实例也还不足为凭。说“康拉德的人物逼真可信”，是指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和听到，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完全是一种本色。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设置戏剧化的场景或情境，而不是去做那种“实例图解式的心理学研究”。利维斯对“逼真可信”的阐释，大致是这个意思。
康拉德的创作在这一点上下足工夫，效果也十分出色。概括地讲，主要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富于道德意义的布局。该篇具有时事性和政治色彩，择取革命党人刺杀国务大臣这一真实事件，反映俄国革命前夕的社会政治危机。主人公拉祖莫夫虽有意规避政治，在这种局势下也很难做到明哲保身。当哈尔丁闯入他的寓所并亮明刺客身份时，拉祖莫夫不得不作出选择。无论是否接受哈尔丁避难，他的选择都必然具有政治性，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拉祖莫夫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搅乱，由于卷入这桩政治事件，他经受了严酷的精神考验。所谓“时事性”并不是浅表的政治问题，在戏剧性冲突中还触及形而上议题，涉及人的深层动机和立场态度。拉祖莫夫的困境和考验，彰显了小说富于道德意蕴的布局。
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原本拥有正常的生活目标，就因为有人闯入他寓所，他的生活轨迹就被改变了。这个看似有点偶然的事件，何以构成某种必然性的道德情境？答案无非是，人们无法回避伦理的选择，如果要使生活具有意义、方向和连贯性，就必须介入道德问题的探索。就此而言，拉祖莫夫的困境虽是被强加的，带有偶然和被动的性质，却也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它揭开平静生活的假象，让人看到无法回避的冲突和真实。人物的真实感，首先是来自这种能够体现小说艺术魅力的非常严肃的构想，而人物可悲可叹的遭遇，在规定情境的演绎中异常鲜明地浮现出来。
二、孤寂主题的植入。利维斯指出，该篇“与《特务》的联系不仅是革命分子，而且还有孤寂隔绝的主题”，而这也是康拉德小说频繁出现的一个主题。
拉祖莫夫是孤儿，双亲不明，也无亲属。小说强调他这种孤独的身份，―“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他想通过刻苦学习获得体面和荣誉，并给自己规定了一种超然离群的生活方式。而哈尔丁的到来，毁了他的前程。
拉祖莫夫“深谙孤独意识的紧张和饥渴，深知现实是社会性的，是已然确定而在某种合作中的东西”;他把生活视为“超然物外的杰作”，无非是想要避免生活有可能带来的侮辱、愚蠢和幻觉，使他陷于难堪境地。他的暗含自尊和蔑视的态度，因此也最能体现其孤独意识的紧张焦虑;而“这种自尊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同情的冲动”，使得拉祖莫夫既无法抗拒哈尔丁的侵入，也无法抵御哈尔丁妹妹的影响;于是便有了“他不情不愿与他人瓜葛纠缠的故事”，―先在圣彼得堡，后在日内瓦，陷入一连串反讽色彩格外强烈的冲突。
这个孤寂主题的创作尤其体现康拉德卓越的才华和洞察力。我们看到拉祖莫夫的存在，因其“孤独意识的紧张和饥渴”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特别是在两个层面的交错关系中获得戏剧性揭示，一方面是那种“同情的冲动”，另一方面是那种“隔膜的紧张”，使他变成让人怜悯的喜剧角色。正是由于“同情的冲动”，哈尔丁的闯入才真正有可能影响他的生活，像阴魂附体，让他内心欲罢不能;也正是由于“隔膜的紧张”，哈尔丁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哈尔丁，才会强化他的愤怒和敌意，且以告密而告终。正如利维斯所说，“隔膜的紧张是致命的”。拉祖莫夫的行为与其困境之间的关系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小说对这一层关系的描述，也产生了难以抗拒的滑稽效果。拉祖莫夫虽以人格独立自许，却不能避免生活带来的侮辱、愚蠢和幻觉;他的行为固然卑劣，难道就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拉祖莫夫是值得同情的。归根结底，这个人物太过孤寂;他孑然一身，乃至把整个俄罗斯视为他的依靠，其爱国立场不但可以理解，也未尝不是正常的选择。除此之外他还能依靠什么呢？
然而，告密并没有挽救拉祖莫夫的前程;他掉入警方手中，被专政机关利用，越陷越深。他的信念不为任何人理解，使他愈发“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
孤寂主题的植入，无疑是加强了观念的作用，弱化了小说写作中的“市民意识”，将理性、反省、梦幻的特质赋予人物，而这也使作品的风格深邃精美。康拉德具备T.S.艾略特所说的大作家的“敏锐感受力”，他对特定境况中人的变态和常态的研究，称得上严谨精细、丝丝入扣。
说《在西方的注视下》是一部“政治小说”，恐怕是不确切的。该篇关注的是人的孤独和境况，将人物困境的丝丝缕缕的脉络摹写出来;而它对人物困境的理解带有某种抽象性质，―人物乃是其道德境况的牺牲品，被流血的罪行和荒谬包围，被莫名而恶毒的势力毁灭。不难看到，作者讲述拉祖莫夫的故事，也是从强调“疏离”的现代哲学立场总结的。
《在西方的注视下》出版至今一百年了。这部小说失去现实意义了吗？恐怕没有。我们读一读拉祖莫夫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读解，想必都是会有所启迪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