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天早晨，我在布拉格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名怀揣使命的游客，不再是1990年代在布拉格旅居三年期间的那个我。
那时候，我对这座城市以及出生于此的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所有印象都是消极的。我对把卡夫卡商品化的做法感到厌恶：纪念品商店里的咖啡杯和T恤衫上印着做工粗糙的卡夫卡头像，老城的咖啡厅和餐馆的雨篷上也醒目地印有他的名字。
不过，我仍然介怀于自己从未探索过卡夫卡的足迹。与卡夫卡有关的景点是这座城市文化历史的核心。此外，2015年还是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首次出版100周年。这部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变形为昆虫的故事。
于是我想，终于可以借此机会研究一下这位作家以及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了。我打算与不同类型的人探讨这座城市如何影响了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以及这位性格拧巴的作家本身。
卡夫卡曾经站在旧城广场5号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广场说，“我的一生都关在了这个小圆圈里。”在弗朗茨・卡夫卡学会协助安排的一次行程中，我才知道他这话一点儿不夸张。
导游翁德雷・什克拉巴尔是一名23岁的法律系学生。他向我介绍了卡夫卡出生时的建筑（更确切地说，是后来的重建品），我们从那里出发，又找到了他住过的十几个地方――数量太多，都没留下什么印象。“三楼最左边的那扇窗，”什克拉巴尔指着旧城广场的另一栋建筑说，“对，卡夫卡也曾住在那里。”
我们路过了卡夫卡的父亲经营过的一家商店，停下来观看了引人驻足的弗朗茨・卡夫卡纪念像（在老城区的都斯尼大街[Dusni]和维森斯卡大街[Vezenska]交汇处），这座12英尺高的铜雕像包括一套直立的西装空壳，以及骑在西装肩上的一名体积稍小的男子，他的外形酷似卡夫卡。游客很喜欢在这里拍照，弗朗茨・卡夫卡学会每年授予卡夫卡奖得主的奖品就是这个雕像的12英寸缩小版。
除了这座雕像，我的这趟寻找卡夫卡之旅并没有特别令人难忘。不过随后，我们来到了Kamzikova大街6号，这栋建筑位于旧城广场旁边一条不易察觉的小巷里。楼里有一家餐厅，还有一家针对俄罗斯游客的赛格威电动踏板车租赁商店。什克拉巴尔指着门口说，“这里曾经是一家高级妓院，卡夫卡经常来与女孩子们聊天。”
“你的意思是，‘聊天’？”我说着，在空中比划了一对引号。
“不，确实是聊天，”他说，“卡夫卡对不同类型的人感兴趣，他的确是来与妓女们讨论哲学的。”
什克拉巴尔没有带我们去的卡夫卡故居，就是《变形记》的创作地点――那栋建筑在1945年被毁；那里如今是一家洲际酒店。《变形记》的故事完全发生在一间公寓内，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们说，作者以自己位于四楼的公寓作为故事中的原型。
我没有呆在酒店里，而是乘电梯来到了屋顶的餐厅。在露台上，我的身后是旧城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尖塔，我看到了楼下的斯瓦特普鲁克・切赫桥，卡夫卡在那里居住时，这座新艺术风格的桥才建成没几年。
我所看到的差不多就是1907到1913年间卡夫卡看到的风景。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提到了这座当时刚刚建成的新桥，称伏尔塔瓦河的这一河段颇受自杀者欢迎：“从桥上走到观景楼，总比从这条河进入天堂要愉快得多。”
另一处与卡夫卡有关的主要景点，是卡夫卡1908年到1922年工作过的保险公司，不过那里现在已是一家酒店；卡夫卡曾在日记中抱怨，就因为公司安排的一次出差，让《变形记》的结尾不尽如人意。
这座新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如今是一座美憬阁世纪古城布拉格酒店，里面很容易发现一些与卡夫卡有关的痕迹：他的半身像；一座以他的未婚妻费利斯命名的餐厅；就在214房间外，挂着一张卡夫卡的照片，牌匾上显示这里曾是他的办公室。
我希望住进卡夫卡以前的办公室，但房间已经被别人订了。因此我采取了第二套方案：溜到二楼，偷看一眼那个房间。我走到了门口，看到了牌匾和照片；我本想敲门，但当时是早上8点，我不想打扰里面的房客。
我还参观了位于布拉格小城社区的弗朗茨卡夫卡博物馆，希望找到《变形记》的艺术品和信息。这趟走马观花的旅程很有趣，也增加了我对卡夫卡的了解，但没有找到很多有关这部名作的信息。
几天后，我求助了约瑟夫城弗朗茨・卡夫卡书店背后的弗朗茨・卡夫卡学会中心。
“许多捷克人对卡夫卡知之甚少，直到不久前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中心主任马尔凯塔・马利绍娃说，她解释说，他的作品在德国占领时期被禁，战争结束后因为人们的反德情绪不受欢迎（卡夫卡是捷克犹太人，用德语写作）。
战后，社会主义捷克也不喜欢卡夫卡。
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来自西欧和美国的游客开始涌入，想要一睹与卡夫卡有关的景点，捷克人才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90年代初，我在这里遇到一名当地男子，”马利绍娃说，“他问我：‘这个卡夫卡是谁？是美国人吗？我只见过美国游客穿印有卡夫卡的T恤衫。’”
就在我向马利绍娃女士告别之前，她从塑料箱子里抽出一本书，是《变形记》的第一个版本；封面上是一扇敞开的卧室门，一名男子看向别处，惊恐地捂着脸。
对于格里高尔・萨姆莎变成了哪种昆虫，卡夫卡的表述相当模糊。他特别使用了“ungeheuren Ungeziefer”，有些英文译者把它译成“巨大的害虫”。
“不要画那个，请一定不要画那个，”他在1915年写信给莱比锡的出版商时，对于第一版的封面设计给出了这样的反应。“昆虫本身是不能被描绘出来的。它甚至也不能从远处展示。”
但这并没能阻止读者把主人公想象成一只甲虫或蟑螂，包括著名的捷克艺术家大卫・塞尔尼。
有一天，我在斯密彻夫区的艺术中心MeetFactory见到了塞尔尼。他在那里开了一间工作室。
布拉格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塞尔尼充满争议的艺术作品，――一个正在撒尿的男子雕像（位于弗朗茨・卡夫卡博物馆的正前方），还有捷克瓦茨拉夫国王坐在一只倒立的死马上的雕像。 他在布拉格的最新作品是一座卡夫卡的头部雕塑，位于市中心的乐购百货后面。这座36英尺高的头部雕像由42块移动的镀铬板组成，板面可以同向和反向移动。
塞尔尼最初的想法是建一组喷泉，包含三个角色：机器人，代表捷克语作家卡雷尔・恰佩克，他曾发明了“机器人”这个词；魔像，代表意第绪语；以及卡夫卡的甲虫，代表德语。“我想提醒人们，布拉格曾经是说三种语言的城市。”塞尔尼说。
遗憾的是，城市的水资源管理规定禁止他在那里建喷泉，所以就有了这个巨大的卡夫卡头部雕像。
“这座雕塑正对着布拉格的市政府大楼，我喜欢这种讽刺意味，”他说。“想像一下，公务员们不干正事，互相推诿，踢皮球似的让你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直到你听见一声“下班了”，然后你愤怒地走出政府大楼，看到卡夫卡的巨大头颅盯着你，提醒你这是多么讽刺。”
亚希姆・托波尔身上也有这样的讽刺。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了5部小说，是一位政治异见者。我在布拉格的一个文学节上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我提到卡夫卡时，他很乐意谈谈卡夫卡在当下的意义。
“以前，我们曾经在地下印刷卡夫卡的作品，比如《变形记》，”他说，“而现在，如同查理大桥和城堡一样，卡夫卡已经成为了布拉格媚俗艺术的一部分。他无处不在，到处在出售他有关的东西。这是他最后的玩笑。”
潜在的玩笑似乎伴随着每一个我与之谈起这位作家的人，包括雅罗斯拉夫・罗纳，弗朗茨・卡夫卡纪念像（骑在空西服上）的创作者。他在罗浮咖啡馆创作了这个雕塑，这间咖啡馆是一处颇有吸引力的二层空间，有着高高的顶棚，卡夫卡和他的作家朋友马克斯・布劳德就曾在这里消磨时光。
罗纳为了赢得纪念像设计权所创作的第一个雕塑，自然是一只甲虫。最终的设计灵感来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争吵》――不过他在作品中也加入了《变形记》的隐喻。
“竞赛中的其他作品基本上都是基座上的卡夫卡雕像，”罗纳说，“而我的做法是，在读过了《变形记》之后，我了解到了卡夫卡的想法：我喜欢那些让人猜不透艺术家想法的艺术作品。”
“我认为这也是卡夫卡的理念――不仅是在《变形记》里，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是。因此在创作卡夫卡的纪念像时，我采用了同样的思路。”
我询问了是否有与《变形记》有关的隐喻。他狡黠一笑，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卡布奇诺。“我无法想像为卡夫卡制作的一座纪念像能完全不提及《变形记》，”他说。“因此我用一种隐秘的方式提到了它。”
我们的会面结束后，我走向这座雕塑，近距离地观察了它的基座。在拍照的人群中间，我在基座周围的人行道上看到了一只甲虫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