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文学在其初创阶段曾从借鉴模仿西方文学起步，但经过那时期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先生在内的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中国20世纪文学奠定了基础。不过，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的成就并不如人愿，德国汉学家顾彬就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①等惊人之语来炮轰中国文学。但随着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莫言 2012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着莫言创作特别是中国文学已被世界接受，国人的认同性焦虑自然会有所缓释，日趋边缘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也会因此有所提振。
国内著名评论家白烨先生在接受凤凰网文化记者独家对话时表示，虽然获得诺贝尔奖远不是文学唯一的方向和参照，但是让我们多几个和世界一流作家对话的机会也是一件很高级的事儿。②不过，笔者更加同意海外评论家陈瑞琳女士的观点：这次的诺奖破天荒地并没有颁发给莫言的某部作品，而只是宏观性地肯定他的整体创作，这就说明莫言的作品虽然量很大，但很难挑出一部能够面对世界文坛的代表之作。③因此，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既应在意又不必太在意。①
莫言通过展示吃和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②笔者认为，对性和血腥暴力的盲目推崇、放纵描绘，正是莫言作品存在的两大突出硬伤，无法忽视。
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以《透明的红萝卜》(1985)、《红高粱》(1986)和《丰乳肥臀》(1995)等小说创作而知名文坛。莫言对民间浪漫气质的渲染，对中国乡村酒神精神的张扬，以及特立独行的个性，最终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如此评价莫言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莫言诸如《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枯河》等等表现当代乡村灰色生活的小说，甚至包括他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蛙》，其影响力或知名度其实远不如他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或《檀香刑》。究其原因，是因为后者充斥着对血腥暴力、对性、对所谓生命力的不加节制的出位描写。笔者以为，研读和评价莫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能不正视充斥莫言作品的性和血腥暴力这两大突出硬伤。
莫言在他的成名作《红高粱》中就已经把血腥暴力表现得相当触目惊心。小说用了整整三页近两千字的篇幅，极其舒徐细致地状写罗汉大爷如何被日本鬼子割下双耳、割下生殖器喂狗乃至被生生剥皮的整个过程，莫言仿佛是在骄傲地展示一件精美瓷器的整个制作流程，而非残忍到近乎变态的血腥暴力。而后我爷爷他们对被杀死的日寇三十几具鬼子尸体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施以同样的凌虐：
爷爷掏出小剑，逐一豁开鬼子兵的裤裆，把他们的生殖器统统割下来。又叫来两个粗野汉子，把那些玩意儿，是谁的就塞进谁嘴里。然后，十几个汉子，两人一伙，把这些也许是善良的，也许是漂亮的，但基本上都年轻力壮的鬼子兵抬起来，悠三悠，喊一声：东洋狗回老家同时撒手。一个个口衔传家宝的鬼子兵，展翅滑翔下大桥，落在河水中，鱼贯向东去了。③
类似的血腥暴力描写《红高粱》中还有多处。《丰乳肥臀》中对枪杀匪首、强奸、生吃活人脑子这些惊悚场景的细致描画，也不在少数。到了《檀香刑》(2001)中，剥人皮、施酷刑成了整部小说的主干情节和重头大戏，莫言简直完全沉溺于酷刑展览不能自拔。《檀香刑》中的第九章，莫言就耗费了 3万字的篇幅，详述活剐一个反袁英雄的每一刀刽子手赵甲职业生涯中的杰作。而莫言对当年赵甲的师傅凌迟一个图财害命的妓女的恐怖过程，同样是津津乐道意犹未尽，难怪有论者认为这些极端的残酷叙事里混合着一种诗意的赞叹和性虐恋的狂欢④：
在师傅的心中，那个美妙无比的美人，先是被一片片地分割，然后再一片片地复原。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师傅的耳边，一刻也不间断地缭绕着那女子亦歌亦哭的吟唤和惨叫，师傅的鼻子里，时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体在惨遭脔割时散发出来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气味。她的身体已经皮肉无存，但她的脸还丝毫无损，只剩下最后的一刀了。师傅的心中一片酸楚，剜了她一块心头肉。那肉块鲜红如枣，挑在刀尖上宛如宝石。师傅感动地看着她的惨白如雪的鹅蛋脸，听到从她的胸腔深处，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她的眼睛里似有几粒火星在闪烁，两颗泪珠滚下来。师傅看到她的嘴唇艰难地颤抖着，听到她发出了蚊虫鸣叫般的细声：冤枉她的眼神随即暗淡无光，她的生命之火熄灭了。她的在执刑过程中一直摇动不止的头颅软绵绵地向前垂下，头上的黑发，宛如一匹刚从染缸里提出来的黑布。①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战争、刑场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和凶残，这的确也是事实，不能否定。但是文学作品就只能照搬现实或非得照搬事实吗?侵略者有多血腥有多无耻，文艺作品就该表现出同等程度的血腥和无耻?其实，这种绝对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不仅早为人们否定，并且早已成为文学上的一个常识。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②小说是诉诸语言的艺术，但绝对不是关乎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不加选择地展示出来。时隔多年再读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红高粱》或《檀香刑》，依然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莫言对血腥暴力的热衷，对人性残忍的欣赏。
相对于充斥中国当下文坛的放纵无度的性描写，文学作品中对血腥暴力的刻画描绘还没有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是，对血腥暴力的恣意展示在莫言那儿就成了他的突出特点，而且是不能容忍的致命伤。而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居然还将这种反人道的血腥暴力描写予以合理化乃至理论化，美其名曰暴力美学。按照这样的逻辑，强奸、杀人简直就无一不可审美，当前中国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可见一斑。
二
作品中人物的性放纵和作家放纵的性描写充斥文坛，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通病。其实，《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当年那般的吸人眼球，所谓生命力的张扬③即性事活动的尽情展示实在功不可没。本文以为，有必要把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作为样本，解剖一下所谓生命力的张扬到底意欲何为?当代文艺家们一心追慕的人性的复归到底要复归何处?
中篇小说《红高粱》有两条主线，一是我爷爷余占鳌同其他匪帮之间的火并及其自发的抗日活动;一是我爷爷与我奶奶由野合到结合的情爱故事。此外，小说中还穿插了山东高密乡镇的风土人情，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婚姻故事，以及我奶奶和二奶奶之间为争夺我爷爷而爆发的两个女人的战争。严格说来，小说并无多少深刻的思想内涵。
《红高粱》发表后很快就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并获得 1988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与小说相比，电影《红高粱》情节更加简化单一，除了片尾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的情节，以及中间穿插的土匪与土匪、恶霸与恶霸的火并之外，影片的主干情节都是在全力表现我爷爷和我奶奶两人蔑视人间礼法，任由激情支配下的无拘无束的原始生命冲动，即表现所谓的生命力的张扬。莫言把我爷爷拦截单家新娘并强行抱进高粱地里与之交合的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理直气壮：
那人把奶奶放到地上，奶奶软得像面条一样，眯着羊羔般的眼睛。那人撕掉蒙面黑布，显出了真相。是他!奶奶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激得奶奶热泪盈眶。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抹了一道酥红。④
平心而论，小说主人公、电影中姜文饰演的我爷爷，他能公然在别人家新媳妇(我奶奶)回娘家的路上将其强行抱进高粱地里与之交合;为了达到能长期与我奶奶在一起的目的，我爷爷不仅杀死了无辜的单家父子，并跑到单家酒坊里撒泼放赖，逼迫女主人我奶奶屈从，然后挟进屋里，连人带家业占为己有。我爷爷欺男霸女欺行霸业，跟劫道的小毛贼以及带着人马前来抢劫的大土匪花脖子毫无二致，甚至更为凶残。读者(观众)看到的只是更凶蛮更暴力的土匪战胜了另一伙土匪而已。对于我爷爷这个地地道道的土匪兼痞子的恶劣行径，对于他和我奶奶这种蔑视乃至践踏人伦道德底线的性本能和原始激情，小说和电影却都竭力美化和颂扬，评论者也赞之为生命力的张扬。可见作者和编导对这种所谓生命力的张扬、人性的解放的土匪行径或痞子作派，简直推崇到了荒谬的程度。
其次就要说到莫言洋洋五十万言的《丰乳肥臀》。姑且不论小说篇名明显的媚俗倾向。①小说中丈夫上官寿喜没有生殖能力，七个女儿都是妻子上官鲁氏借种所生。上官鲁氏后与洋牧师相好，终于生下了金童、玉女一对双胞胎，她并因此皈依天主教。主人公金童有一个至老不断奶的恋乳癖，所以小说中对女性乳房的描写和感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且金童与他的八个姐妹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离奇乃至病态的情爱或性爱经历，这里有偷情和强奸，有**买淫，有乱伦、自慰甚至尸交这些构成了《丰乳肥臀》的重要情节。莫言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讴歌上官鲁氏作为地母象征所拥有的强大生育能力，这一用意非常明显。也有论者认为小说意在表明古老的传统只有引进外来文化的因子，才有可能形成杂种优势，摆脱阴盛阳衰的颓势。②但是，在大量驳杂的性事展览比衬下，即便小说原本不无良好立意，也已经被冲释得面目全非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热播的 60集同名电视剧《红高粱》③中，增加了我爷爷先前对我奶奶有救命之恩，两人后来彼此爱慕，我奶奶因此带着身孕嫁入单家，单家父子的相继亡命与我爷爷毫无干系等等情节，意欲冲淡莫言小说原著中我爷爷身上浓厚的匪气和痞气，刻意为我爷爷入住并全面掌控单家酒坊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电视剧《红高粱》的编导为何要作这样一些关键改动?答案不言自明。
三
莫言对《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和《丰乳肥臀》中我母亲故事的欣赏，表现出作者创作观念中一种强烈的反文明倾向，即作者明显地排斥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因而对现代社会中那些大肆挑战或突破文明道德底线的人和事赞赏备至，似乎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要对我们的不辜负主要责任，如果我们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幸福。④
其实，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二律背反的现象，即在不断丰富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其逐步发展的社会规范也对人类的原始天性加以必要的限制，使得人类在享受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时时感受到来自社会规范的约束，个人的原始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即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抑制本能的基础之上，恰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克制、压抑或其他手段)要以强烈的本能得不到满足为前提条件，这是不能忽视的。①道德规范也是如此。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其基本内容就是既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益，又限制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或者可以说常常以限制每个人的过度膨胀的欲望的方式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人类的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原始蒙昧状态的群婚制，发展到对偶婚制，再发展到一夫一妻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在保障每个人的性权益的同时，也对人的原始情欲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也是保障。正是人类婚姻制度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的建立和发展，使得人类得以脱离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包括两性关系状态而逐步走向文明。
可惜的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们，享受着社会文明给自己带来的福祉，享受着道德规范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保障，久而久之，已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司空见惯浑然不觉。相反，他更多地感觉到的却是自身欲望和要求处处受到限制，并将之完全归咎于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和压抑。
现代人的这种心态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反文明、反道德倾向。这种倾向既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尚古主义思潮的思想渊源之一，也是同一时期颇为繁荣的寻根文学所崇奉的创作理念。这种尚古主义思潮的特征是反对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转而崇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中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活状态和民风民俗，赞赏那种状态中人们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两性关系上的那种自由的放纵的状态，以为这才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的本真，以为这才是文学之根、民族传统文化之根。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包括张艺谋的同名电影及郑晓龙的同名电视剧)和《丰乳肥臀》便是如此。此外，十分典型的是汪曾祺以《大淖记事》为代表的一些小说。对于大淖东头妇女混乱随意的两性关系及其造成的生活污浊，作者汪曾祺却认为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②这一思想倾向在他的小说《薛大娘》中表露得更为彻底。薛大娘专门为街上的油子(浮浪闲人)和小莲子(年轻女佣)拉皮条，并且将自己的屋子作为他们偷情交欢的场所，从中收取费用，这角色如同《水浒传》中的王婆。此外，她自身也不荒废，在丈夫之外又靠上保全堂药店的管事吕三，公然与之白昼行乐还振振有辞。对于这样一个污秽不堪的女人，汪曾祺竟然由衷赞叹：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人，自由的人。③在汪曾祺看来，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尤其是性道德规范是对人性、对人的情欲的严重束缚和压抑，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则是他对冲破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以放纵情欲的热切向往。
当代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尚古主义倾向，在许多寻根文学作品中都有类似表现。像贾平凹商州系列、马原《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李锐《锄禾》、《驮炭》、《篝火》，王安忆《小鲍庄》，郑义的《老井》、《远村》等作品在对民族性的充分挖掘中，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往昔时代的生活方式、对那个时代的所谓原始古朴的追慕与向往。其实，即使是原始民族或者是相对落后闭塞的地区，其两性关系也未必就如今人神往的那样，是阿 Q式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就是今天在现代人眼中两性关系还相对自由的少数民族中，其婚姻形式也正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四
莫言对性和血腥暴力的浓厚兴趣，与他地道的农民出身有关。莫言 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农村，小学尚未毕业就于 1967年辍学务农，直到 1976年入伍后才开始他真正的求学生涯。不可否151①②③[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何桂全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年版，第 91页。汪曾祺：《大淖记事》，载《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75页。汪曾祺：《薛大娘》，载《汪曾祺全集》(小说二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35页。 王澄霞： 骨鲠在喉难莫言 2015年 2月 认，对性和血腥暴力的兴趣固然是人类的本能，但在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生存境况普遍较差，基本的衣食温饱问题尚难解决，个人的性的权利更加无法满足，更谈不上有丰富多样、高尚纯正的娱乐和精神生活。所以，与性有关的口头文学、今天通称的黄段子一类在中国的田间地头相当发达，因为它是农民在劳作之余获取精神满足的最为便利的重要方式，读读杨争光、毕飞宇、陈应松、刘庆邦的乡土小说，看看东北著名的二人转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毕飞宇在长篇小说《平原》中，就对江苏北部里下河地区男女农民之间近乎下流的打情骂俏如数家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种乡村原始娱乐的欣赏和赞美：
大伙儿闹哄哄的，都在喊腰酸，喊腿疼，一个个龇牙咧嘴，于是开始扯咸淡，说说笑笑。说着说着就离了谱，其实也没有离谱，那其实是他们必然的一个话题。扯到男女上去了，扯到奶子上去了，扯到裤裆里去了，扯到床上去了。他们的身子好像不再酸疼了，越说越精神，越说越抖擞。他们是有经验的，只要坚持下去，高潮一定就在不远的未来，在等候他们呢。他们一边吃，一边说，他一句，你一句，像嘴巴与嘴巴之间的交配，进进出出的，流畅得很，快活得很。田埂上发出了狂欢的浪笑，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下流。床上的事真是喜人，做起来是一乐，说起来又是一乐，简单而又引人入胜，最能够成为田间或地头的暴料。虽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但每一次都新鲜，都笑人，都快乐，都解乏。①
毕飞宇接下来更花了一千多字的篇幅，细细描绘一群已婚妇女公然把男队长剥得一丝不挂，用麦穗撩拨其下体，并掐摸揪捏了好一阵，才心满意足地收手。诸如这样的描写，倒并非当代乡土小说意在呈示扭曲人性的阴暗图景，②因为或许在毕飞宇看来，村妇们的这种放浪恣情，倒正是她们不为各种清规戒律束缚钳制的泼辣豪放和质朴天然呢!由此也可以理解莫言作品中何以如此充斥性事描写了。至于血腥暴力，历史上像张自忠、洪秀全等起义领袖，酒池肉林杀人如麻，而且虐杀滥杀近乎疯狂和变态，他们往往都是农民出身。中国农民处于社会底层，一旦拥有权力，他们的凶暴程度比起他们要推翻的统治者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是鲁迅所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③中国农民在当代文学中一度往往都被塑造为勤劳淳朴憨厚的高大全形象，其实这是政治标准统率下的一种粉饰和美化。莫言小说的两大硬伤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内容拉杂也是莫言小说的一个不足。50万字的《丰乳肥臀》不仅名称耸动，分量也十分胖大。④小说从八国联军入侵、民国新政、军阀混战、抗战内战写到 1949年后的镇反运动、文化大革命直至 90年代的十亿人民八亿商，莫言试图把中国百年来纷纭复杂的历史变迁浓缩于一书，因此小说人物繁多关系驳杂，情节枝蔓庞杂，全书给人肿胀之感。连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马悦然先生都认为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⑤
莫言有些小说叙事结构松散。如《檀香刑》劈头第一句就是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作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要死在俺的手里。曾有论者认为这太像《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莫言似乎是自报家门，有意呈露出他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血缘关系。⑥问题是，在读者对俺、俺亲爹、俺公爹之间的利害恩仇关系一无所知的前提之下，小说随即却一退万里，以 13章共 23万字的篇幅，状写俺与县令的情史、县令的仕宦史、刽子手俺公爹的成长史、俺亲爹的家仇史等等，直到小说最后 3章，才仅以 4万多字篇幅真正触及书名檀香刑。换言之，真正写到檀香刑及其行刑过程时，莫言却草草收场，似乎早已用完了心劲，远没有前面叙写活剐反袁英雄或处死一个小太监那般从容细致，不免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
笔者认为，对性和血腥暴力的盲目推崇、放纵描绘，是莫言作品存在的两大突出硬伤，无法忽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遮蔽了其小说的血腥暴力和放纵无度的性描写这一粗鄙化倾向?这实在是莫言获诺奖所引发的中国文学的隐忧，所以笔者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这些都导致了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①鲁迅先生在论及《红楼梦》时曾说过，宁荣二府其实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②值得庆幸的是，明察这一隐忧的绝不止于笔者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