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 完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 完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
一、 遗失物的界定
二、遗失物拾得行为的界定
遗失物拾得，指发现且实际占有该遗失物，是发现与占有两者相结合的行为。发现是指认识物之所在，而占有是对物在事实上的支配管领能力。发现与占有缺一均不可构成拾得。需要注意的是，拾得并非一定以拾得人在物理上予以支配，依一般社会观念即可。拾得遗失物为事实行为，拾得人有无行为能力在所不问。即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仍能成为拾得人。
拾得行为通常为无因管理行为，诚实拾得人以为他人利益之意思管理的，构成无因管理，不诚实之拾得人以为自己的利益拾得以及认为是无主物拾得的，不构成无因管理。法律对遗失物拾得的规定与无因管理多有不同，因此，无因管理的规定只有补充适用的余地。
拾得行为以合法为要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拾得人须为占有遗失物之人，但拾得行为也可以指示他人为之，而以发出指示的人为拾得人。若拾得行为由占有机关或占有辅助人为之，且在占有辅助关系范畴之内，则应以其所属机关为拾得人，但若与所属机关的指示无关，则系个人行为，由行为人为拾得人。同时有数人占有拾得物的，其数人为共同拾得人。
三、我国对遗失物拾得的民事立法现状及对法条的评析：
（一） 民事立法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制遗失物拾得问题的就是《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2 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第94条，该条规定：“拾得物丢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拒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的本意是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这一规定建立的基础是我国民事立法中，将市民社会的自然人与政治国家的公民混为一谈。法律显然拔高和夸大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并由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统一的不恰当的法律要求。现行制度使拾得人没有归还的动力，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作用。这一点只要对我国立法稍加分析便可知晓。
（二） 对我国现行立法的评析：
纵观我国对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现行立法，即《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除内容过于简略，难以适用外，尚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规定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应当归还失主，即对遗失物的归属，采罗马法拾得人不得取得拾得物所有权主义。拾得人对于拾得物将永远无取得所有权的可能。这样规定显然不利于财产的充分利用，导致资源浪费，有碍社会经济发展。
第二，失主享有遗失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并且取回遗失物不需要向拾得人支付报酬。虽然规定了失主应偿还支出的费用，但这是与拾得人的实际劳动相对应的，不是报酬。而拾得人有归还拾得物的义务，并且归还是无偿的。显然，失主和拾得人间的权利义务是不平衡的，失主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而拾得人却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这种无偿归还制度在现实中受到挑战。因为，首先，拾得人返还遗失物，却得不到失主给予丝毫的利益，则没有返还拾得物的积极性，倒有可能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其次，如果无偿归还，等于认可失主对因为不谨慎引起的后果不负责任，这就会导致人们以低效率的方式行事。再次，这种无偿归还的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的现实可能性仅仅体现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对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无多大的约束作用。最后，片面强调无偿归还的道德意义，是脱离社会实际的，完全不考虑拾得人利益的立法是很难收到成效的。
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的分析，可知主要与道德规范相互配合的无偿归还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间存在了很大差距。针对其存在的不足，建议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时，应完善遗失失物拾得制度的规定，以平衡受领人和拾得人的利益。
二、完善我国民事立法的遗失物拾得制度
我国现行立法遗失物经法定期限找不到失主时，又会出现归属争议，如采日尔曼法由拾得人附条件地取得所有权则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如经法定期限找到失主，则涉及遗失物返还问题。现实中，因为悬赏行为与不悬赏行为的并存，法律又无获酬规定，则形成了有赏而交者获酬无赏而交者无酬的不公平社会现象。此外，现实中也出现了大量由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立法应改无偿归还制度为失主有偿付酬制度，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并对悬赏广告加以规范，即可合理地规范失主和拾得人的权利义务。
参酌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来判定和解释本国法律，系现代文明国家之通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比较法研究是极有用的，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遗失物立法的规定，对完善我国相应立法是极为必要的。
一、遗失物归属制度
（一）在遗失物归属问题的立法上，历史上有两种立法例：
罗马法不承认拾得遗失物为所有权之取得方法，规定“拾得遗失物者，于有失主前，负有保管遗失物之义务，不能取得其所有权”，而只能依无因管理，要求失主赔偿费用，且无权请求报酬。
日尔曼法则有不同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应当向有关机关呈报，或者应当催告失主认领，将原物交还失主，并由失主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如果遗失人不认领，则遗失物由国库、寺院、拾得人按法律规定的比例分享。
（二）我国应改采日尔曼法拾得物取得所有权主义
比较两种立法例，不难看出，罗马法在拾得人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仍找不到失主时，又 将出现遗失物归属的确定问题。而日尔曼法的规定则恰当地考量了近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及利益的要求，基于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适宜的要求，并有利于物尽其用，兼顾了所有人与拾得人双方的利益。我国《民法通则》采罗马法不取得所有权主义，显然，也存在上述罗马法产生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改采日尔曼法拾得物取得所有权主义，规定拾得遗失物后，拾得人和失主之间发生债之关系，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即拾得人在履行一定程序即尽了应尽的义务，如通知义务、保管义务、报告义务后，遗失物于法定期间经过无人认领的，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权。
二、遗失物返还制度
（一）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例：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是对立统一的，即在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失主应付酬的义务，即拾得人获酬的权利。
德国民法典关于遗失物拾得问题的规制相当详细，从第965条到第984条规定了涉及拾得人的通知、保管、交付义务以及责任范围、拾得人的费用、报酬请求权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分别以专条规定了费用及报酬请求权。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德国马克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百分之五，超过此数的，超过部分按百分之三计算，动物，为价值的百分之三。”可见，该法典赋予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即在立法上规定了失主付酬的制度。
（二）我国历史上对遗失物的立法及现在实践中的实证分析
从我国历史上的立法看，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奖惩并重的，如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
（三）有偿付酬制度的确立
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失主丢失物品后，悬赏或不悬赏的不同情况，笔者认为应确立一种有偿付酬制度来加以规范，以尽量消除不同情况产生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1、一般规定。我国立法可规定，遗失物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最高可获得遗失物价值的一定比例的酬金；并规定悬赏广告的合法性，赋予悬赏广告行为人以悬赏报酬请求权。
报酬数额按比例规定后，在确定遗失物价值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遗失物为有价证券。因有价证券为权利的表现形式，并非权利的主体，是否是动产仍存在争议，况且有价证券遗失后，原持有人可依法通过公式催告程序宣告其失效。因此，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主张，“于计算其价值时，不得不加以变通，而依个别情形解决。”“只能准用遗失物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可以借鉴。
第二，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如有感情价值的照片、书信、有证明价值的证书或其他的仅对失主有价值而对拾得人价值不大的，此时报酬如何确定？德国民法典第971条规定，“如拾得物仅对有权受领人有价值者，拾得人的报酬应按公平原则衡量确定之”，此种规定，可以借鉴，要求有受领人支付适当数额的酬金。“适当”应参照给付义务人的资力、身份、地位、其感情程度等因素决定物品的价额，并以此确定报酬的数额。
2、悬赏广告。
现实中，失主采取悬赏广告来追寻遗失物的情况较为普遍。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的方式公开表示对于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意思表示。但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均未作规定。然而悬赏广告纠纷大量出现，迫切需要对其予以规范，以保障交易安全。
（1）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历来有两种主要学说：契约说和单方法律行为说。笔者赞成悬赏广告为单方法律行为。因为单方法律行为说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原则，与民法相关规范协调一致，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利益和交易安全。
（2）悬赏金额。悬赏金额是失主悬赏的金额，这是拾得人归还的动力，也是悬赏制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当悬赏广告中所允诺之报酬与法定报酬不一致时，应认为两项请求权竞合，但拾得人系因一个行为同时取得两项请求权，依据民法关于请求权竞合的规则，拾得人只能选择其一，而不得同时行使。
其次，酬金不明，不影响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如“必有重谢”、“当面酬谢”等。根据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行为人因自己付出劳动有权获得报酬。同时，应斟酌指定行为的内容、性质、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在广告完成之后，合意决定报酬。若酬金大于费用的，酬金可以包容费用。
再次，数人分别完成指定的行为，则最先完成者取得酬金；数人共同完成指定行为的，应考虑每个人参与该行为所起作用的大小公平分配酬金。
3、关于有偿付酬制度的例外
有偿付酬也有例外情形，是指依法规定某些拾得人不得享有归还遗失物的报酬。这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某些拾得人其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此时享有报酬将有悖于社会宗旨，固各国立法均对此施加了限制。如日本《遗失物法》规定，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第4条）；德国民法典规定，拾得人为该机关或该交通机构的公务员，或拾得人违反交存义务时，无此请求权（第978条）；瑞士民法典第722条第3款规定：住房、承租人或公共场所管理机关在其住宅内或在其管理的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无拾得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在我国立法上也应对此进行限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应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团体法人不得请求报酬”，有维护公众财产安全义务的公民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拾得遗失物不得享有报酬。这些拾得人的根本任务在为人民服务，因此无取得报酬之理。
第二，没有尽归还拾得物的相关义务的拾得人不享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拾得人侵占遗失物，违反应尽的义务如通知、报告、保管、交付义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丧失费用补偿请求权、报酬请求权。
总之，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制度，对遗失物的归属和返还加以规范，能更好地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着的拾得人与失主之间的纠纷，是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创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在立法上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如要处理好借鉴外国法与结合我国国情的问题，要处理好原则性规定与具体性规定的关系等。所以，确立遗失物拾得制度，并相应作出完善、灵活并富于操作性的规定，必将有利于规制遗失物拾得关系，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