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熊明遇的文化观点，研究认为明末西方基督教的传入，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的儒士接触西方文化，并未只满足于科学技术一面，对宇宙万物的本源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正确的宇宙观，才能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对社会、对人生的正确态度。
关键词：绿雪楼；熊明遇；文化思想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号称来自西方，但佛教的发祥地在印度，算不上西方文化；到了唐代，景教（基督教中的一个支派）传入中国，但那时的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元朝时期，随着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伊斯兰教开始影响中国，可是伊斯兰文化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第一次系统影响中国的时代，应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这一时期。说这个时期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首次启蒙也毫不为过，但是，由于清初康熙皇帝对基督教（本文的基督教系广义基督教，含天主教）的抵制政策，加上本土儒道佛文化对基督教的排挤和贬斥，很多本土观念极强的学者往往都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基督教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很多学者虽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教化，但依然尽量否认基督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淡化基督教文化为中国带来的变化，否认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荡涤和升华作用，这是十分不公平的。本文意在通过明末名宦熊明遇等人的思想升华来探讨基督教文化为中国本土文化进步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熊明遇（约1579～1649），字良孺，号坛石，江西进贤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万历三十年任长兴知县，年仅二十三岁。据清代《长兴县志》记载，熊在长兴期间，革弊兴利，建树很多，县境大治，公务之余，喜吟诗著文，曾著有《罗■茶疏》、《箬下酒疏》、《长兴沟洫桥梁记》等涉及长兴地方史料的专文。
在长兴的地方历史上，熊明遇是一个比较重视文化教育的官员，他到任不久，在地方绅士的支持下，在县城东北兴办了“箬溪书院”。由于熊明遇、丁元荐等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箬溪书院成了长兴士人学子闻道、修业的主要聚集地。书院内论辩之风盛行，为活跃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较大作用。
熊明遇在长兴担任了七年县令，其吏治情况，主要见于他自己所撰《盗贼课》一文，里面详细介绍了自己与地方土豪势力的惊险斗争，最后得出的心得就是要善于驾御豪滑之人，又能当机立断、果敢行事。从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熊明遇是一个城府极深，又十分擅长权变的官吏。
熊明遇的《绿雪楼集》刻印于明天启年间，据“绿雪楼记”载，因熊所居处多竹，“雪”字蕴涵丰富，故将所居楼名为“绿雪楼”，文集也因楼而名之。集内分类为“则草”、“素草”、“掖草”、“台草”、“剑草”、“屐草”、“琴草”、“鹤草”、“彀草”等篇目。“草”即文稿，带有自谦之意，也含有未及仔细校核的意思。
所谓“则草”，熊明遇是取《诗经》“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之义，自序以为：“夫有物必有则，岂惟民哉？天地一大物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敦化。……天之高，星辰之远，有自然而然之故在。知其故，即知其所以则，并知其所以则则。”“则草”是熊明遇用当时西方科学知识来分析天象地理等自然现象的。“素草”是熊对自己各种序跋题记的汇总。“掖草”是熊明遇任兵科给事中时写给皇帝的谏议政论。“台草”收集的是熊明遇任明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所上的公文奏章和皇帝的批复。“剑草”是“取古将传阅之，率意裁取，仅百余则”，摘记了古代部分名将的用兵事例。“屐草”收集了一些旅行游记，“琴草”是在地方为官时写的一些杂记。“鹤草”汇总了一生所写的诗词曲赋。“彀草”收集了自己的拟古诗作，彀为雏鸟受哺之声，意在自况。其中“则草”集中体现了西方传教士对熊明遇的影响。
“则草”中除了对日、月、地、星之间关系的分析外，还包括日食、月食、昼夜长短、经星位置，二十八宿、风云雨露、雷电、慧、孛、流星、陨星、日月晕、雪、雹等自然现象，此外，对“雨土”、“雨粱”、“天开”、“天鸣”、“地震”、“山飞”、“地陷”、“潮汐”、“温泉”、“野火”等自然异象也有分析，并涉及有关天体的其他诸多问题。
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已经运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象，哥伦布与麦哲伦环球航行获得的地理知识已经被广泛运用，西方天主教会还流行用“地心说”解释天象。江西南昌曾是利玛窦到中国传教的一个重要站点，利玛窦在南昌活动的时候（1595年6月-1598年6月），熊明遇还不到二十岁，正在科举仕途中博弈，无论从资历或学力看，熊明遇都不可能分心去学西方传教士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今天找不到熊明遇与利玛窦有何直接接触资料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推测，由于利玛窦在南昌的士大夫中间影响很大，利玛窦的事迹曾在青年熊明遇心中植下了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子，后来他在南京为官时，这种子激发了他进一步接触西方传教士的兴趣，因而广泛接受了传教士们宣传的学说。其中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构成了熊明遇整个世界观的核心。这个世界观突出表现为“地心说”对他的影响，熊明遇那时已经具有了“地球”的概念，改变了中国以往“天覆地载”、“天圆地方”、“中央之国”的观念，在天启年间的刻本中他已指出天和地都是圆球形的，而且地是处在宇宙的中心：“天覆地载，自位言也；天圆地方，自德言也。其实天地皆圆体，地在天中只一点，适天之至中处，如弹丸，然确然不动。天行一日一周。地球围九万里，径三万里，半径一万五千里。”他进而举例指出地面与水面都呈圆形：“人在地平上仰观星日，虽穷无穷极无极之远，■然可数一二。惟在地平上直视百里外，便失泰山，海上观大舶亦然，只因地与水俱是圆形故也，圆球以着足之处穹起为至高，四余渐渐低下，其穹起近处便遮隔低下远处。譬船开距岸一二百里，人立开船地平之处，只见桅顶，船形全不可见，若值开船之地有楼，登楼一望，全船俱取诸眼矣。” 中国历来沿用的天文知识与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本就具有巨大的差异，熊明遇在介绍西方天文理论的时候，对“日月交食”、“昼夜长短”、“经星位置”、“风云雨露”、流星、陨星等自然现象已能一一加以较为科学的解答。如对中国古代一直臆测的天河，熊明遇解释说是“小星密聚、极其高远，不能分别个数”的缘故。
至于日食和月食，熊明遇已经知道是日、月、地三个球体运行在一条直线上而引起的现象，并运用数学知识来图解天地，分别绘制了一幅日食图和月食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认识：“月、星皆借日为光，日在地下，月在天上，经纬皆同，则地影适遮日光，月不受光而月为之食。”
《绿雪楼集》中刊登了一幅最早的世界地图，名“坤舆万国全图”，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和现代世界地图相仿，下有文字说明：“北极下为冰海，春分后皆昼，秋分后皆夜。南极下可以通观，但南极无人到也。”这种地理知识已十分科学，属于吸收了西方的远洋航行成果的知识结晶，完全是利玛窦传入的。这种新的地理知识，给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
与地心说相关联，自然会产生天有几层的思考，熊明遇如此分析：“天之苍苍者，从人眼上视，似只一重，然吾儒言九重。西域人设十二重，俱就七曜列宿丽天行动之际测算出来，殊皆有据。愚谓元气层层，其人目所不见之星象尚多，重数亦未可定。但就有象者按之，作吾儒九重之解：其一月天，二辰星，三金星，四日轮，居中位，照映世界，万象取光，五火星，六木星，七土星，八列宿。以上八天，皆自西旋东，行有迟速，速则如月天之二十七日一周，迟则如土星之二十八年一周，与木、火、金、水、太阳载在台官者，畴人子弟皆知之，而不知列宿天亦自西旋东。尧时冬至日在虚七，距今四千年，冬至日在箕四，差六十度，大约二万四千年一周，惟最上一层无星可见，其行最健，自东旋西，一日一周，带动列宿七曜天俱左旋，所为宗动天也，左旋一天，以南北极为轴，以赤道为天腰，右旋诸天以黄道极为轴，偏南北极各二十三度半，以黄道为天腰。难者曰：‘七曜列宿，岂不如鸟飞空中，鱼行水内，安得复设一天以丽之？’曰：‘万物之理，静者独有一静，动者独有一动。未有一息之内，能动静互见，未有二动并出，能此动东去，彼动西行者也。’今观列宿、日月、五星，其运动各各不同，便知其各有所丽之天，即如金、水二星，俄而在日前行，俄而在日后行，似有三动。何为三动？每夜见其东升西没每日一周者，一动也，最上健行之天所带动也。其附日东行，每年一周者，二动也。本星所丽之天常东旋也，而其或南或北，迟疾靡常者，又一动也。则本星在所丽之天，如循圈然，故于其一时而有数动，则知其有天以牵属之，月亦若是矣。而火土诸星，可例推矣。惟日循黄道右旋，一日一度，无南北之差，又无蓬莱之异，或者疑是自运乎？曰：‘非也。日之有天更易明也。’夫日平行，日一度，一岁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分，半岁宜行一百八十二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宜亦然。”
熊明遇的看法，我们今天看来或许可笑，但当时已属比较科学的分析了，和熊明遇处在同时代的大部分士大夫们，对天地的认识还处在十分蒙昧的阶段。明时使用的是大统历，“太阳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恒多八日，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恒少八日。春秋分者，赤道黄道之交，天之一半也。而日行有多寡，何居乎盖二分之界限。”对于大统历岁差的计算问题，熊明遇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天体知识，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而当时钦天监的官员依然在用荒谬的认识糊弄自己：“余尝在京师与钦天监官周子愚论岁差之理，彼但据世儒腐说以答曰：‘天老，日行迟，阳渐衰故也！’”对当时目光闭塞的腐儒，熊明遇也只能以“真可一笑”来撇下不论。
我们如果用今天的科学水准来权衡熊明遇对天文地理的分析，自然会觉得熊明遇的知识十分原始落后；但要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就会觉得熊明遇的认识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终于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数学和实验成果；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深入剖析，熊明遇的观念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他接受西方传教士的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技术手段，而是摆脱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四海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国并非位于世界的中心。
明朝末年，相当多的士大夫对世界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宋代石介《中国论》的水准，他们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地。”明朝万历后期的首辅叶向高尽管曾与利玛窦有过深入接触，他写的《四夷考》里面还是体现了中国为中央之国的思想。这种世界观是中国后来长期闭关落后、独裁自大的思想根源。由于明朝皇帝的专制统治和狂妄自大，连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也不得不迎合明统治集团的自傲心理，把中国画在整个世界地图的中间。
熊明遇在描述整个世界的时候，虽然也常以“中央之国”来表述本国的地位，但已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已经给“四夷”赋予了新的意义，高度肯定了中国之外的“西方人”。他在《则草》“占理演说”中说：“中国处于赤道北二十度起，至四十四度止，日俱在南，既不受其亢燥，距日亦不甚远，又复资其温暖，禀气中和，所以车书礼乐，圣贤豪杰，为四夷朝宗。若过南逼日太暑，只应生海外诸蛮夷，过北远日太寒，只应生塞外诸鞑虏，若西方人所处北极，出地与中国同纬度者，其人亦无不喜读书知历理，不同纬度，便为回回诸国，忿鸷好杀。此又一端也。”
这段话，既反映了“中央之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四夷”的概念仍被沿用，但熊明遇已能将西方人单独列出来，认为西方人所处的纬度与中国相当，他们的文明程度也与中国相若，这实际上已动摇了“中央之国”的观念，采用了这种新的世界观，中国才能在接纳世界的同时又被世界所接纳，回避或否认这种世界观，只能在滋长民族主义情绪的过程中，为反动统治者所利用，让中国陷入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泥潭。
熊明遇在“则草”中不仅介绍了来自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在“大造演说”中，他还完全搬用了基督教《圣经》“创始记”中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天地人类的说法。《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熊明遇也用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传说来加以印证，推算出当时正是帝尧四十六岁的时候。这种种介绍已经说明熊明遇除了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外，他还认同了基督教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熊明遇通过《绿雪楼集》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打破了中国此前儒道佛三足鼎立的思想僵局。 到了明朝，儒家学说经过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多方阐述，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但在“君子小人”、“上智下愚”的思维定式中，儒家的学说在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官本位框架内也日趋僵化。而随着明朝后期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生存压力的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意识也日益强烈，先进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李贽就在这样一个时期公开打起了离经叛道的旗号。李贽要彻底改变中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当时“三纲五常”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否定，这无疑让权势者感到了莫大的威胁。
与李贽的思想方式不同，徐光启则接受了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基督教学说，认同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并希望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来改变中国。我们今天看待徐光启的宗教信仰问题也要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假如徐光启没有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没有充分认识西方天主教教义对改善中国社会形态的积极意义，作为熟读四书五经、深谙世故人情的一介儒生，他是不会毅然决然地接受天主教洗礼、认可西方的价值观的。因为在一个落后闭塞的封建社会里，加入天主教，就意味着要克服重重障碍，放弃沿袭了数千年的文化习俗，进而同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决裂，这需要具备相当的勇气。
比如，当时让士大夫感到难以迈越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要接受西方体现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比徐光启更早接触利玛窦的李之藻（1565-1630），受洗的时间却比徐光启晚，原因就是神甫发现他家中有小妾，直到李之藻将小妾送出之后，才获允接受天主教洗礼（1610）。与李之藻相似，官至顺天府丞的杨廷筠，曾“固请领洗”，但一直因为有妾而被传教士拒绝，杨曾十分苦恼甚至不满，“公踌躇已久，私谓我存公曰：‘泰西先生乃奇甚，仆以御史而事先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后来一直到他“屏妾异处，躬行教诫”，才接受洗礼。
所以，明末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不只是为中国人带来了像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和后来写作的《农政全书》，带来了熊明遇宣传西方科学知识的《绿雪楼集》；基督教的传入，还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的儒士接触西方文化，并未只满足于科学技术一面，还开阔了视野，改变了僵化的思维，祛除了种种陋俗。后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情结、人本精神才最终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缺憾，进而更新自己的观念，在更深层次摧毁传统文化的基础，直至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开始变革中国的社会形态。
熊明遇所处的时代，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社会矛盾重重，世风日下，对时势的担忧已成为普遍话题，他在《占理演说》中说：“或曰：‘世有古今，由气有否泰，将来愈趋愈下，其气象如何？’曰：‘质文之运也，三代如循环。大都圣贤开国之初，便是汤武气象，守成有令主，便是启甲成康气象。其亡也，便是桀纣气象。请借汉唐为喻，伐秦亡隋，何异汤武吊民？文景殷富，贞观治理，何异启甲成康？其季之昏弱，又宁下桀纣乎？故曰：三代如循环。’若曰：‘去古愈远，愈趋愈下。’则邵子‘皇帝王伯之运’已终于桓文之季，至今似应趋入魑魅矣，安得有汉唐宋？汉唐宋之后，又安得有我明之圣神御世、寰宇同风哉？若夫兴废，实关质文。凡开天草昧之朝，臣民甫脱于金戈吮■、父子离散之余，得食即饱，不复思膏粱，得衣即温，不复思文绣，得寝即甘，不复思帷■，自然而无乎不质。承平一久，家室葆就，不知有金戈吮■之苦，聪明志巧，日习日增，情欲取极，何所不至，将有厌膏粱不足食，文绣不足美，帷■不足御，而天地之气亦不能供其所求，上贪下盗，莫所底止，又必酿出金戈吮■、父子离散之事。然后圣贤豪杰起而收之，方能返于粗衣饱食甘寝之故。于时臣民亦不复知其质之如此也。由是而观，质文有定运，兴废有定数，皆自人事酿成。当兴之时，天地如律回阳，其气条远，镜重磨，其象宣朗。废之时，天地如律穷阴节，其气郁闭，镜蒙尘垢，其象湮暗。盖此千古至定之理也，占候祀禳，岂非小数哉？”文中虽然吹捧明王朝是“圣神御世、寰宇同风”，但那是以往，现状已成“上贪下盗，莫所底止”，预示着“然后圣贤豪杰起而收之”的未来，故用“兴废有定数，皆自人事酿成”来警告主政者。但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在专制社会里，权势者贪欲的无限膨胀，是没有止境的，这种膨胀必然导致民不聊生和社会动乱，摆脱不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明王朝结果还是在内忧外患中结束了自己的残暴统治。
遗憾的是，后来满清入关，又把中国人禁锢了二百五十年。残暴专制的满清王朝通过重新洗牌，虽然给社会各阶层换来一个新的承受空间，但却以更加专制的方式压迫人民。天主教受到禁止，明末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受到压制，刚打开的窗户又被关得严严实实，儒学依然被奉为至高无上、无可置疑的经典学说。到乾隆编定《四库全书》时，熊明遇的《绿雪楼集》等宣传西方文化的书籍均被列入禁毁之列。一直到清朝末年，在鸦片战争炮火的威胁之下，张之洞等还固守儒学阵地，企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抵制西方先进文化的洗礼，这说白了不过是希望以落后的“中学”来维护腐朽的大清帝国而已。然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张之洞企图以“中学”来对抗时代潮流的大同趋势，不过是徒劳之举。相比较而言，我们不得不敬佩徐光启、熊明遇等人的包容异域文化的开阔胸襟。
文化没有国界，知识不分民族，世界只有一个，人性本质相同，只要是先进的东西，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那种有意或无意设置的障碍，最终将被时代潮流彻底冲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