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讨论的是时代性的问题／什么是当前时代的质的规定性／１９世纪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在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取得辉煌胜利，也是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从而作为学说和运动的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１９世纪末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趋势／２０世纪前半个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社会主义从学说、运动发展成为地球上的一种制度和文化／２０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想称之为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这是我对当前时代特征的回答／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在调整（改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调整／这种调整不是一次完成的，会有多次调整，而且会有经常性的即不断发生的小调整／调整时期不会短，有可能整个２１世纪都属于这个调整时期／但在世界史上它毕竟带有某种过渡性质，这个时期过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国际关系／调整时期的产生有客观的原因，对历史的演变发生过重要作用的组织和人物的行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具体的过程／历史进入和走出这个调整时期，总的说来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种前进／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它的发展规律也有待于探索／需要开展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实践经验的积累，对这个时期会看得更清楚／我们正在探讨的就是这个历史调整时期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发展的问题。
第一部分
（一）
即将过去的２０世纪和正在来临的２１世纪，都是世界历史文明特别迅速发展的时期。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同它距人类社会开始时候之间的时距长短的平方成比例。在２０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有过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演出，甚至还有狂风骤雨的时候，但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历史的长河中每时每刻的进步是在“看不见”“听无声”（唐·刘长卿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情况下实现的。时代的特征不应该从时代的哲学而应该从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当代的文明是科学为中心的文明，即将成为过去的２０世纪，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也包括人的消费生活和社会对它的服务——依靠科学和根据科学原理而形成的技术取得的进步，是符合这个数学公式的。在精神生活方面文化的发展也是很突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本来就是互相渗透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应该受到特别的注意。亚洲在２０世纪成为拥有现代文明的亚洲，东亚诸国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后，对高技术和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发展，成为崛起的国家，这是２１世纪可能成为太平洋世纪这种看法的重要根据。进一步建设拥有更高现代文明的亚洲，就是亚洲人在取得非亚洲人的支持下在２１世纪的根本任务。
（二）
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加整个世界文化的创造。各国文化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有个性才能使世界文化的内容丰富多采，才能使彼此受到启发，互相促进。亚洲文明有悠久的历史，亚洲的古老文明中有许许多多对于当代有用的东西。以中国为例，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近代与当代的很多的创造都是这样。中国的儒家是值得重视的，但有用的岂止“儒”一家。中国有善于吸收并发展外来文明的优秀传统，佛之于唐，科学启蒙之于明末，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现代市场经济之于今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也有此优点。牛顿花不少时间获得的对二项式定理的发现，今天初中生用一堂课的时间就可以学会。进一步独立创造的意义，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创新与引进相结合。经过２１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亚洲文明将可能居世界前列。
（三）
文明的对词是蒙昧与野蛮。人类历史经历了使用旧石器的蒙昧时期、使用新石器的野蛮时期才进入文明社会。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文明社会中蒙昧与野蛮远未绝迹，奴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用说了，就是在本世纪，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记忆犹新。眼前的日本奥姆真理教等不是孤立的现象，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他们的同道。对于邪恶必须与之斗争，进行镇压，对邪恶宽容就是助长邪恶。现代蒙昧与现代野蛮这些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发展文明、建设文明，不能不与现代蒙昧和现代野蛮坚决斗争。人类的历史与生物进化的历史长度之比只占千分之几，人类文明的历史与蒙昧野蛮的历史长度之比也仅有千分之几，蒙昧野蛮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但应力争缩短现代蒙昧现代野蛮存在的时间。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非理性的发作，可能互相残杀，这也不能算作文明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要崇尚理性，坚持发展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在科学中包括人文科学。亚洲要努力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第二部分
（一）
对当代的特征，已有多种说法，为什么我又提出了一个“历史大调整时期”的说法？我认为已有的说法（就我听到的和看到的来说）有的似乎只是概括了某方面的现象。它们说得是对的，但深入事物的本质不够，如“冷战后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等。有的提法倒是说到了实质，但是我很不赞成。比如把当代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的时期”。我现在试图把时代的特征作出尽可能正确地表述，把它表述得更本质些、更全面些。同时我想在这个提法中表达“时代在前进，人类的前途十分光明”这样一种“向前看”的观点。它是同“向后看”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向后看”的观点是存在的，它认为历史上过去的某一时期比现在要好得多，要使历史退回到那样的时期。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同时也完全是空想，而且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空想。
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种种形态的悲观主义。他们把在曲折道路上前进的、正在迎接更上一层楼的新世纪到来的本世纪末，视作历史进步的终结。这是完全错误的。同这种悲观主义相对应的，社会上就有许多消极的乃至颓废的行为，这是同健康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截然对立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既然意味人类历史的一种前进，对世界的前途也就应该是乐观主义的。
我提出“大调整时期”是出于对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这样一种观察：２０世纪初本来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不满足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原有的地位，要争更大的霸权，于是发动了那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结果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很年轻，也很孤立。战败国中的德国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后认为自己有力量、也有办法东山再起，既可以征服苏联，又可以征服英、法等国家，使美国陷于孤立的地位，于是联合日本和意大利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英、法、美与苏联和中国联合打击下，德、日、意法西斯惨遭失败。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也遭受很大的损失。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第二批社会主义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走上调整的道路，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与原先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协调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调整”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取得了活力，经济文化得到相当快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却沉醉于已取得的那些胜利之中，以为可以继续直线地前进，结果使本国经济社会生活停滞落后。这种一上一下的变化，迫使社会主义国家继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后，不得不先后走上了调整——即改革的道路。当然社会主义接受改革不是很容易的。它们都经过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才取得多数人的共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在世界上占据主要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调整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行调整，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进入了历史大调整的时代。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律——人类历史是不会直线前进的，它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集团以为２０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历史发展的一种态势，会一直继续下去，这就犯了把历史视作直线运动的错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不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东西，这时候，历史也会出现使这样的东西不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力量去纠正那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看法和做法，然后再继续前进。历史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开始许多人没有看出来，没有感觉到它。学者们中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的人，对之会比较早地有所觉察。而到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发生了那样剧烈的“地壳运动”，就有目共睹了。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人们的思想就应该相应地改变。如果不对新的调整时期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仍然按照主观想象和愿望来看问题，就会走进误区。发现自己已经走进误区，就要努力走出来，否则就会在误区中越陷越深。
我认为，如果我们正确地判断“认为世界史会像２０世纪上半期那样直线前进”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的话，那么如果看到人类历史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某种调整就认为历史在倒退，甚至是直线地倒退，那就更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在今天是不少的。不管有多少人有这个看法，它本来就是非常错误的。对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现在就可以作出判断，勿需再等若干年后。
我在内容提要中指出：“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它的发展规律也有待于探索”，需要开展对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多学科的研究，并等待更多的社会实践的积累。
我说的“历史大调整时期”是一种抽象，但是因为大家对当代这个客观事物已经作了具体的研究（我在提出这个概念时，就是立足于这些研究之上），因此我感到它就不是笼统的、空洞的抽象，而是具体的、有丰富内容的抽象。当代亚洲是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是当代亚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我的“历史大调整”的提法进行检验，看看这个提法是否比现在的某些提法更全面些、更本质些。我希望取得大家的帮助，使得这个提法能在科学上站得住脚。我认为，对时代规定性的看法如果是一个好的提法，那么它是可以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的。
面对着这样的历史大调整时期，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说到“应当”这两个字，我有一个“八字方针”。这八个字是：“要说应当、慢说应当。”“应当”这两个字是“要说”的。说“应当如何如何”，就是要拿出指导历史前进的主张来。拿出这种主张是一切有志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人要做的事情。学者们有这种社会责任，掌握权力的人更负有这种社会责任，掌握权力越大的人，他们拿出或接受学者们提出的指导历史前进的主张的责任就越重。但是他们拿出的主张要尽可能正确。我说尽可能正确，是因为有时犯错误也难以避免，但是要尽可能减少错误，避免错误。而正确的主张一定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客观形势发展的趋势、客观发展规律性的基础上，即要等到自己对客观事物有了认识之后，才去说“应当如何如何”。所以我主张“慢说应当”。我认为在认识世界、提出主张方面，学者们负有一份特殊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产生好的影响。
在今天，我不想来讲“应当如何如何”的问题。今天我不想多说“应当如何如何”，这一方面由于我研究得不够，另一方面尽管会议给了我较多的发言时间，但要阐明这样的问题，仍然不够。我相信在这个会议上一定可以听到各位专家学者许多有深入研究的主张。
（二）
上面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问题之外，我还只是讲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问题，没有去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问题。这些国家在战后逐渐取得了政治上并且进一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只是表面上独立，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太平洋与中国”这样一个题目时要看到，太平洋周边在亚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国家，它们在２０世纪下半期也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变化也应该视作当代走入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随着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它们在当代世界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考虑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各种问题时，也就必须对它们给以越来越多的注意。
我认为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中应该包括四个方面：（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调整；（２）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调整；（３）新兴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调
整；（４）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的调整。 （三）
人类历史的前进也是文明的发展。这是我的发言提要第二个部分的基本思想。世界越来越成为文明的世界，亚洲也越来越成为文明的亚洲。我对文明发展速度的看法，是引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话：“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同它距人类历史发展的时距的平方成正比”。我认为这个数学公式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我们的研究还必须更具体些。比如，我把２０世纪文明发展中最突出的东西概括为两条，一条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大发展，还有一条是我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那种文明的发展。当然这种进步一定会表现在工业、运输、通讯以及金融业等方面。２０世纪的亚洲也是如此。在人文精神的领域中，如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２０世纪应该说也有很大的进步。同时，我又觉得，２０世纪中这方面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等方面的进步不那么相称。在这里有一个精神文明的进步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以及整个时代的进步相适应的问题，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处在人类历史大调整时期，文
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也会有一个调整，它要与经济社会制度的调整相适应。这种适应来得比较迟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方面的文明来得虽然可能迟一些，但是它起作用的时间却会很深远。比如在教育方面，我提出过这样一个教育思想：人类应该概括人类文化创造，编出非常好的教材和建立非常好的学校制度，通过这种教材和学校制度使年轻一代（我设想是２５岁左右）能够把人类已有的文化掌握到手，然后从事创造，使社会取得进步。我还认为人本身素质的提高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还认为早期的教育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大事。我们有理由预想和希望在２１世纪文明中，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进步可以取得相应的大发展，能与继续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市场经济文化等并列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