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文明的尴尬，有些客气，其实应该说是文明的遭遇。
那一天，我坐火车从北京回天津。火车的车厢是封闭的有空调的，在那种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这一点，没人不懂。然而，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两位30来岁的小伙子，却忍不住烟瘾，竟拿出了烟，点着，旁若无人地吸了起来。
对此，旁观的国人有的视若无睹，有的微蹙眉头，却无人干涉。我呢，只是条件反射式地摸了摸衣兜里的烟，但想了想，没有拿出来。恰在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也是30来岁的老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了，用相当熟练的汉语对那两位小伙子说：“这里不准吸烟！”
老外说这话时，脸色是严肃的，严肃中透着理直气壮，且他又是个外国人，他那样子就显得有点傲慢。自然，他相信他是真理在握的，因此他准以为下面的情景，一定是两位小伙子连曰“对不起，对不起”，接着就掐灭了那烟吧。没想到，他错了，那两位小伙子听了他的话后，腾地站了起来，四目圆瞪，狠狠地盯住了他。老外一看不妙，自嘲地耸了耸肩，摊了摊手，咧了咧嘴，绅士碰到无赖有理说不清似的，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也许那个老外以为他管不了就不管了，也就罢了。没想到，他又错了。他刚刚回到他的座位上，那两位小伙子就跟了过来，一位站到了他的座位旁边守住了他，另一位则坐在他对面的一处空座上对准了他。接着人们看到：俩人分别地恨恨地吸足了一口烟，然后便分别地冲着那个老外的那张白里透红的脸，近距离地准确地徐徐地一点儿都不剩地喷了过去……
让我想象不到的是，那位老外只是默默地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再说一件事。有一回，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阳台光秃秃的，就说他家里有一个闲置的书柜正好可以放在我家阳台的一角，藏书也行，存储什么杂物也行，干脆送给我罢。过了一些天，我到他家去时看见了那个书柜，质量不错，量了量长宽，正好。
朋友说你等我哪天借辆车给你送去吧。我说行。等我走出他家时，发现一辆三轮车正从面前走过。灵机一动，我对骑着那辆三轮车收破烂的小伙子说：你先别收破烂了，你给我拉一趟书柜吧，我给你十块钱。小伙子听了很高兴――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
回来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小伙子骑着三轮车，边走边谈。主要是我问他答：老家是哪里的呀？那里的生活怎么样呀？你出来多久了呀？在天津都干了些什么呀？晚上住在哪呀？拣破烂儿一天能卖多少钱呀……他的回答，令我感到他生活的艰难，不禁使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同情。此外，他那老实巴交的样子，也使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好感和信赖。
没有多少路，就到了我家。小伙子帮我把书柜抬进了家。我拿出了二十块钱交给他，说我就不下楼了，你下去把那两块玻璃给我拿上来罢。小伙子看了看二十块钱，愣怔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就把那超出了一倍的钱揣进了衣兜，随后就下楼拿那两块玻璃去了。
然而，等我把书柜在阳台上稳稳地摆好，小伙子却还没有上来。我走到对面屋去，把头伸到窗外一看――哪里还有那个小伙子的影子？
那两块玻璃是书柜上的玻璃门，刚才上楼时，害怕不小心碰碎了，才临时卸下来放在三轮车上的。可他却拿走了！而且，我待他可不算不好啊！
现在的人们，经常谈到文明缺失问题。在我，我以为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自是有其特定的原因与经历，特别是遭遇；但从全社会来说，我以为上溯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热衷于阶级斗争起，我们的文明即开始了缺失。因为我想起了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
1963年的秋天，我考进了南开大学。有一天，我带几位女同学参观我的宿舍。进门时，我下意识地或曰习惯性地抢先一步推开了宿舍的门，回头又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随后，几位女同学便走进了宿舍。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也很自然，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别的什么。意外的是，我的那两个邀请动作却被一些同学所嘲笑。他们说只凭这一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多么严重。于是，从那以后，我就“改邪归正”了。
21年后的1984年冬天，上海一位女作家到天津来看我。把她领到我单位楼前大门时，我掀开厚厚的棉门帘子就走了进去，可她却好半天也没有跟进来。我很奇怪，走出去一看，她正站在门外流泪。
怎么回事？
“你……你……你怎么掀开门帘子，就……就自己走了进去？”她哭着指责我。
原来，她以为我会掀开门帘子，请她先进，然后我再进去。她没有想到我竟会自顾自地走了进去，结果，就在她紧跟着我往里走的时候，那张厚厚的棉门帘子却猛地砸了下来，击中了她那娇嫩的资产阶级的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