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展示饮食文化的背后，创造性运用镜头语言构造出文明的镜像，聚焦于自然与人类社会、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历史等人类文明与当下激荡时代脉搏的二元对立因素。本文试以《舌尖》第一集为例，分析其镜头语言是如何对自然与传统文明进行展现与致敬的，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传统与现代对比和对话中，挖掘文化自觉意识与关注构建主体，启发我们新的思考。
关键词：自然 传统 现代 视听语言 文化自觉 主体构建
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设置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自首播以来，引起广泛赞誉和热烈反响。在当今众声喧哗的文化转型期，纪录片进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争斗互动的多元场域之中。《舌尖》在镜头语言的创新和运用中记录着社会现实境况和人类未来的精神需求，成为启发主体建构与文化自觉意识的文明镜像。
《舌尖》第一集在展示中国美食、文化及人与自然故事的深层次背后，以大气磅礴、翰墨华章又诗情画意、温情朴实的镜头语言聚焦于人类文明与当下激荡时代脉搏的二元对立因素：自然与人类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全球与本土、期许与批判、个人与历史等等。本文着重分析《舌尖》第一集的镜头语言是如何在这种对立、对话中展现现实实践中的文化自觉意识与现代性追求中的主体构建的。
一、自然与传统文明的诗意展现与温情致敬
“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舌尖》以“阴阳割昏晓”的壮阔美景开篇，从千变万化、雄伟瑰丽的全景，到人们采集、捡拾、挖掘、捕捞的近景，生物勃勃生长的特写快速切换，镜头笔锋飘渺，墨骑纵横。
品味了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又振奋开阔、生机勃勃的史诗画面后，广角镜头带我们来到云南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我们跟随着摄像机的“摆拍”与“补拍”与卓玛和妈妈一起走进郁郁葱葱的深山采摘松茸，摄影机运动始终与卓玛的行进保持同步，并始终将其保持在画面的视觉中心，表现着对卓玛的积极认同。随着卓玛保护松茸，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菌坑的近景切入，我们与卓玛产生空间上的接近、参与和渗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与牧民一起延续着自然的馈赠。
在风吹竹林的仰拍画面过后，竹笋破土而出的长焦镜头切入，微距摄影将冬笋的天然图案以及与肉类搭配的美妙平衡表现得非常唯美。画面在延时摄影的竹林镜头过后，切换为老包挖笋的仰拍画面。故事叙述间隙切入延时摄影的镜头，仿佛是一部乐章中的诗意间奏，连接着朴素的劳动生活和悠久的历史。在逐格拍摄的带有视觉奇观感的全景空镜头的不断切入中，“一路向西南1500公里，走进柳州盛夏的竹林”，时空流逝，从雨季进入十月，进入长江中下游两江平原的秋季，圣武和茂荣开始挖耦，又进入冬至、大寒，是云南“老黄父子制作火腿的最佳时间”，吉林查干湖的渔民也开始捕捞，进入新年的第一天，石把头独自上冰，期待着来年冰湖里的馈赠。
《舌尖》向我们讲述了“卓玛采松茸”“老包的冬笋”“嘉鱼县采莲藕”“林红旗捕鱼”等故事，这些看似独立却衔接顺畅的故事，从云贵到江南，以连贯的气场和意境“穿越四季”，正是本集叙事的诗意所在。角度的不同、光影的变化、焦点的虚实、运动的组合，正是镜头见滑动的乐思与诗情。
影片即将结束，不断重复出现的卓玛和妈妈行走的画面，老包寻找四年生的竹子、圣武和茂荣挖藕、渔民在冰面赶车等镜头是片中少有的节奏较为缓慢的几个镜头，其实这正是依靠自然馈赠为生的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沉重繁复的劳动。在他们艰辛的劳动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动作与温和从容的表情，感受到的是遵守自然规则的平和与坚忍的生活态度。体力劳动是他们的求生方式，他们拥有着普通的社会地位，但体现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付出劳动与智慧、不屈不挠面对生活的尊严。
《舌尖》在片中与片尾也创造性地运用了在广告片和宣传片中使用较多的超现实的造型镜头，创造了纪录片的诗意。片尾，老鱼头站在冰上背对镜头望向远方劳动场景的全景焦点镜头，老包、阿亮夫妇、老黄父子、卓玛母女、圣武和茂荣……一张张面对镜头的笑脸，从求生、果腹到艺术，体现了我们对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中国传统智慧的致敬。这些摆拍的镜头抽离了记录事件的语境，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主体介入和深度真实，饱含了敬意和留恋，在这种生死、绝望、挣扎、祈盼和梦想的原始的生命体验中，没有悲情与怀
旧，使某一生命个体和文化现象更接近其生命本质，以纯粹的造型方式诗化了现实，展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命运变迁和心灵变迁，留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
二、自然与人类社会、传统与现代文明图景的对比
当下，许多影像艺术有意无意将它触碰到的社会命题消解，呈现的只是一种充盈着苦情的暖意、悲悯的温情，一种为了生存而必需挣扎的生活印证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老旧的表达。
《舌尖》在对自然与传统文明的诗意展现与温情致敬中，并没有以乌托邦式的愿景掩盖诗意背后的生存艰难与社会现实。
《舌尖》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全球与本土、期许与批判、个人与历史的二元对比中，抵达深度真实。既没有将个人的生存挣扎与现实境遇在母亲或亲情的遮蔽之下转移，也没有孤芳自赏于传统饮食文化的韵味与真诚、在对自然的原始崇拜与传统文明的追忆中无望地沉默，更没有在对理想人文生活的向往中妥协，被迫流落到原始的大自然寻找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原始的淳朴与尊严，而是用坦然和豁达的态度在文明的多元对话中，秉持着纪录片的本质属性与社会功能，乐观积极地追寻生命的个体意义与文化的集体自觉，在对比中引发对理想文明状态和主体构建的思考。 《舌尖》第一集2分56秒中，一个前跟且晃动的全景画面与俯拍画面呈现出卓玛“一般走一公里的路才能
到一朵松茸”的艰辛以及找到松茸的喜悦，在卓玛和妈妈挖掘松茸并发现松品质不好的长焦镜头和卓玛的近景中，我们感受到人在自然规律面前的渺小无力以及人类为了得到自然的馈赠所付出的劳动。在卓玛面对镜头无奈地说出“以前的产量是很多，但是价格很高”过后，镜头迅速切换为城市高档餐厅名厨刀下的松茸特写，厨师摆放松茸的中景，以及碳烤松茸的特写，配合以电视广告的快速剪辑拍摄手法与局部特写，恰到好处的光影、角度精巧的构图以及轻快的现代风格音乐，表现出“松茸属于野生菌中的贵族”这一段解说词。这是《舌尖》第一次出现自然与城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比。在这两种拍摄手法、光线以及色彩色调、音乐的强烈反差中，我们感受到的也许不仅仅是在藏民漫长艰辛的寻找过程之后，“稍经炙烤”的松茸就可达到1600元的价格，以及“远离自然的人将此物视若珍宝”似乎多少带有碳烤技术和高档餐厅的价格衡量的
差别，更有一份乡村与城市速度、价值衡量如此鲜明对比的复杂情愫。
紧接着，我们随摄影机一起进入凌晨的吉迪村朦胧的黑暗中显现出村民出发前的焦灼画面。随后，画面在卓玛母女的后跟拍中景、一家三口骑着摩托的全景到驶向深山的远景切换中，开始了寻找松茸之旅。在无数个这样从凌晨到白天的寻找挖掘过后，我们还沉浸在卓玛对母亲的身体担心的画外音中，音乐停止，酥油煎松茸的画面特写渐现。一系列诱人的松茸特写画面配合上扬的音乐节奏，一句“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物尽其性的自然之味似乎在告诉我们繁华落尽见真淳的道理。紧张快速的音乐节奏声渐起，在村民们为了收入异常辛苦并争先恐后接
受城市文明对村民劳动成果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审查的画面后，6分18秒处，镜头迅速切换为繁华高效的城市车间加工松茸的升格画面。
遥远的吉迪村，卓玛并不知晓在产地80元的收购价与6个小时后在东京市场700元的价格之差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在同村人劳动成果得到简单回报而满足的画面与卓玛焦急近景的快速剪辑切换中，理解了一个劳动者最朴实的心愿，她对生存的焦虑更具直达人心的力量。
伴随着悲情的音乐，38分37秒，摄影机跟随着京族万渔村最后五个会高跷捕鱼的人的足迹运动，镜头上摇，切换为渔民劳动的仰拍画面。随后，渔民从景深出走来，切换为中景。在渔民脚踩高跷捕鱼的全景运动镜头中，运动的摄影机始终将每个渔民保持在画面的视觉中心，仿佛是对这个似乎置身于历史与现代文明的进程之外，并且即将消逝的群体中的每位成员进行的一次深情的注目礼。这种利用个人史巧妙承担社会史的结构与拍摄方式从根本上体现了小人物―大背景、个体――群体、历史――当代的辩证思考。
极具膨胀、爆炸的都市场景，摩天大楼，消费的人流，高档餐厅，加工市场，这些“现代”生活范本在片中始终以升格画面呈现，我们故事的主角从未出现在这流光溢彩的画面中，二者似乎没有共同的画面和价值空间。然而，二者升格与延时摄影的对比、色调光影的对比。景别运动的对比、台词的阐释都是本片对社会现实的文化表达。当广西阿亮很自然地推掉客人的订单，“老包使用价格高出20倍的遂昌冬笋，因为在老包的眼里，这些不过是自家毛竹林里的一个小菜而已”，”无论多么大的藕田，也没有任何机械化的采藕工具”，“交通和技术的进步，已经使盐成为成本极低的商品，但我们仍然认为诺邓盐是自然赐给山里人的一个特殊礼物”。无论是东京超级市场还是北京高档餐厅，其原料都来自于自然的馈赠和人类未被异化的劳动。
三、对话中文明的自觉与主体构建
《舌尖》将自然、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图景进行对比，正如巴赫金所说：“文化，就如同一个审美主体，要充分实现自我，就必须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克服生活中的主体在伦理和认识意义上观察别人、观察自我的片
面性，力求全面、整体地把握主体，在相互的价值体系交换和对话中，建构主体。”
以往坚守精英文化意识的纪录片，在关注普通百姓时着重表现他们的苦难、挣扎，投注自己的悲悯意识和拯救热情，对他们进行启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然而，《舌尖》在记录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时候，不是从国家意志与精英文化立场出发，而是从与人类社会发展一脉相承的农业文明出发，大众
文化多元文明对话，走向更广阔厚实的历史文化中。片中故事的主角出现时，在画面中始终占据绝对的视觉中心，还有主观视点镜头数次出现在故事主角判断准确后的劳动画面以及享受劳动成果的画面中，意味着普通百姓不仅仅是物质、价值的生产者，也是价值和文化的享有者。正如《乌托邦》等著作中提到的，当这个社会需要物质生产来维系时，最理想的人类状态是每个人以最擅长的方式参加物质生产，都享有物质和文化产品，都能自由创造。
《舌尖》以创造性的镜头语言展示、构造出文明的镜像，启发我们思考：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的自然、传统文明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未来，能否发现创造一种新的召唤与可能？正如戴锦华所说：“今天，我们缺少的是梦想和想象，如果我们对曾经和当下的文明形态有批判，有期许，那么，我们需要去想象，需要去建构，哪怕从乌托邦开始，从愿景中去。”
参考文献：
[2] 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龚艳.《桃姐》：非典型性叙事与张力人物关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06）.
[4] 孙琳，田霖.《舌尖上的中国》―― 一场纪录片创作的实验[J].影视制作，2012（07）.
[5] 周文.传播思想与抒写情感――也谈纪录片的功能[J].现代传播，2011（07）.
[6] 倪祥保.论纪录片观念、手法与形态的互动演进[J].现代传播，2012（04）.
[7] 刘康.对话的喧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