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于2015年6月29日上午在北京正式签署，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已完成国内审批的50个国家在协议上签字。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认缴股本占总数30.34%，投票权占26.06%，中国在选举行长等重大事项决策上拥有了实际上的否决权。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外部世界，倒退十年，这一刻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时刻”。
2014年10月21日，21个亚洲国家签署备忘录，就以北京为总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达成一致，相关筹建工作预计一年左右完成。这项启动于2013年初，由习近平主席在与印尼苏西洛总统会谈时首次提出的设想，获得了包括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在内国家的广泛认可和响应，在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推动的同时，也受到了全球关注，其未来发展与其运行模式和效果密切相关，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空间大
相当长时期内，亚洲都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大洲，大量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推进、众多人口大国消费水平的提升，都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巨大、可持续的需求。
多数亚洲国家都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无论是工业型城市对原料和商品运输物流的需求，还是消费者对水、电、气、热、通讯的居家需求，以及旅游或商业出行的需求，都对基础设施提出较高要求。至少在未来20年内，亚洲国家城市化对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都会因受到城市规模扩大、人口集中以及消费者消费水平升级的共同支撑而持续上升。不少亚洲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陈旧，越来越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发展对港口和物流中心的快速处置货物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基础设施落后会对该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造成负面影响，阻碍国家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和全球化的进程。
各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高低对经济影响很大，但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大。当一国经济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只有跨境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才能够促进更广范围的要素优化配置，为经济发展创造空间。
尽管东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各成员国的协同，但其成效并不显著，各国对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依然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动力，行动因而相对迟缓。当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资金的需求巨大，许多亚洲国家的边境范围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较低，相比起来，互联互通建设的投入巨大，一旦链条中一个环节未完成会影响整体联通的效果，资金不足和对各方承诺的有效约束制约了互联互通项目的推进。
2013年以来，经济危机后的再平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亚洲国家经济需要新的动力。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引发资本从其他国家向美国流动，发展中国家遭受影响更为显著。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上升、国内投资不足，共同压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回升缓慢，欧洲经济的通货紧缩压力增加，日本消费税上调抑制消费需求作用明显，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不足，使得不少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国家受到严重影响。要扭转经济下行颓势，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历史经验证明，投资对经济的带动效果明显，而基础设施的投资除了能够增加市场需求外，对于就业创造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非常显著，长期效果较好。
模式与规则需要精心设计
亚洲基础设施巨大的发展空间对开发资金提出了巨大需求。但是要充分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实现其设立的目的，还需要充分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通行做法，并结合亚投行定位与特点，精心设计其模式和规则。
有效的项目选择与决策模式是亚投行能够良好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无论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项目选择、财务管理和评估模式。与之相似，亚投行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但基础设施需求强劲。相比而言，亚投行提供的资金依旧仍远不能满足需求。在有限的资金资源和时间资源的约束下，选择恰当的项目，确定恰当的贷款条件，在风险可控的同时保持适当的收益率，是亚投行得以不断发展、提升支持能力的前提。应该借鉴已有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经验和做法，少走弯路。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目的，为实现“普遍服务”，不能以项目利润率为导向，需要配比支持能够有效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过互联互通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程项目领域都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认承担方。公开招标以其更为公平、透明的模式，成为业主的首选。尽管中国在亚投行出资占比可能较大，但亚投行的出资方众多，以公开、公正、公平的理念，在所支持的项目承担方确定方式上，不宜限定承担者的范围，更宜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公开招标有助于降低项目成本，提高资金的运行效益，同时通过规范和标准促进企业的良性竞争。公开招标也需要与其他辅助措施相配套，例如就承担企业先建立资质管理标准，约束企业商业行为的同时建立并完善企业信用体系，促进企业通过基于技术改进的良性竞争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为相关企业保持适当利润增强研发能力留出足够的空间。
作为新的开发性金融措施，尽管亚投行具有一定的“政策性”，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避免照抄已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方式。主权信用担保虽然有利于金融机构转嫁风险，但对于借款人而言却增加了很多限制。欧盟对于其成员国的政府借债行为就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以维护稳定的财政政策为由，不允许成员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随便扩大自身的债务负担。如果在借贷时一定强调需要借款方提供主权担保，这些成员国必然无法使用这类金融支持产品。事实上，即便业主同意采用主权担保，如果负债过多同样无法降低还贷风险。因此，在亚投行的风险管理上，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避免债务过度集中，也可利用资源抵押、创新金融衍生品等方式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 亚投行在北京正式签署
今年的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
亚投行协定29日上午在北京正式签署，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已完成国内审批的50个国家在协议上签字。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认缴股本占总数30.34%，投票权占26.06%，中国在选举行长等重大事项决策上拥有了实际上的否决权。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外部世界，倒退十年，这一刻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时刻”。
6月份中国股市暴跌，亚投行“相当于成立”的消息与人们当下的股市信心似乎没什么关系，中国市场在一片“止损”的忙碌中度过了这个国家标志性的日子。
但中国社会的基础性信心却站在了新的台阶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多边银行的领导者，它的意义有些现在就看到了，有些则是潜在的、延展的、外溢的，它与中国热热闹闹办成一届奥运会是不一样的。
中国用了不到半年就领导完成了核心章程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这一效率再令世界震动。中国是第一次做这件事，几乎毫无经验，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学习能力很强，对公平公正极具诚意，被很多人认为困难重重的协定章程谈判因此一气呵成。50个国家成为首批签字的创始成员国，这比美日联合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创始时的国家多了 10多个。
成立亚投行或者可以看作中国真正的“成年礼”。我们过去抱怨不公平，诉说委屈，有时还难抑悲情。今天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开始涉足当今世界的“领导岗位”。也许我们是因为在IMF和世行里受了气被迫这样做，也许我们只是想拿亚投行“试试手”，我们坚信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开弓很可能真的没有回头箭，我们愿意或不愿意都要承担一部分过去很不熟悉的“领导责任”。
这种“责任”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挨骂。西方舆论过去一段时间没说太多风凉话，但它们都憋着呢。亚投行今年底开张，麻烦事少不了。不知有多少美日欧观察家及写手等着找茬说那句话：瞧，中国就是不行吧。
他们说中国不行，我们就真的不行了？当然不是。今后的情形将是：他们说他们的，我们行我们的。许多中国人过去最软的是耳根子，最怕的是别人骂我们。今后中国将被迫在精神上强大起来，真正做到我们自己好好做事，让别人说去吧。
中国还要习惯于妥协，大的原则必须坚持，然而“难得糊涂”，或许又是高处不胜寒时“原则之上的原则”。中国操的盘越大，越需要升华对“赢”的理解。我们不能怕具体的“输”，不能为某些事情“只赢了一部分”遗憾。当“领导”难，当“实力将强未强的新领导”更难，算得特精的新老领导都不会受欢迎。
为什么英法德意和韩澳等美国盟友都“跟着中国走了”？它们可不是想给中国捧场，而是因为亚投行能够给它们带来利益，这些利益重于它们同美国的“交情”。中国已然站在GDP 10万多亿美元的超级位置上，我们能不能在今后打造更多的“共同利益平台”，能不能让外界相信同中国打交道就意味着双赢和多赢，这是中国进一步崛起能否不受到强烈抵制的关键。
中国企业需提升竞争能力
不过，要使得中国倡导的亚投行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大的支撑，还需要在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努力提升中国产品、工程、技术、设计和标准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产品的优势明显，但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还需要加大市场开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以其“全球工厂”的雄厚实力，在数百种工业制成品产量上位居全球首位，其中不乏水泥、钢材等重要的建筑材料。提升相关产品竞争力可以有多种路径：通过研发增加产品附加值，满足基于低能耗、高能效、绿色、生态和可持续等用户需求；通过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树立口碑、提升品牌价值；通过预制件工厂流水线建造和装配以“快速建造”模式提升基础设施过程质量。
中国工程的竞争力相对较强，不仅在成本控制和集约建造方面保持较强竞争力，而且在项目管理和融资能力方面也有着独特的经验。要把握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中国工程企业需要提高专业化水平，提升核心业务领域建设和管理能力，通过良性竞争获得或提升在某一类基础设施工程中的竞争优势，形成与相关国家企业的协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同时，企业需要增强自身的融资能力，积极探索以BOT及其衍生模式承包工程的能力，在业主资金不足情况下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中国技术具有适应面广、施工周期短、较为经济等诸多特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为克服包括盐碱地、山地、复杂地形地貌和地质环境，中国在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创造了多项世界工程施工记录。亚洲国家施工条件复杂，包括基础设施升级、互联互通的许多工程都对技术提出新的、难度大的要求。中国企业在技术领域积累的经验有利于将设想和蓝图转变为现实。要获得充分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必须增加中国技术的宣传和影响力，以典型项目增加中国技术被知晓和认可的范围。
中国设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历史文化背景，也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深入和长久的交流，相互影响较深。中国设计不仅能够为业主提供更为绿色、低能耗、生态环保的服务，满足其不断升级的需求，而且可以更容易实现与亚洲国家的文化融合。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而有效推动中国设计走出国门，将为中国工程企业提供更多支撑，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标准是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同时根据自身经验磨合形成的，被证明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环境下的质量要求。然而，当前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依然非常不足，很多时候都难以获得业主的接受。要推动中国企业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整理和完善中国标准体系，满足用户对可操作、质量可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将中国标准作为相关项目的可选标准之一向业主推荐，为熟悉中国标准的中国企业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