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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华侨华人；宗教；特征；亚洲
论文摘要：亚洲华侨华人宗教既有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而呈现出来的中华性与当地性的融合汇通。同时也兼具在海外特定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而生成的现代变异特征，因而从不同的空间和相异的文化境遇中诠释出既传统又现代的信仰符号，从而也传递出独特的多元文化共构的宽容与和谐气质，由此揭示出这项研究终将以开放于世界的宽容和谐精神承载中华传统、传承中华现代文明。
一
传统宗教文化是华侨华人与其他民族的重大区别之一。因此，不懂得华侨华人的传统宗教，就无法真正了解华侨华人文化和社会。然而，“华侨华人宗教”并非等同于“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什么是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一般认为，“所谓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文化综合体，它既包括了华侨华人所信奉的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道教、儒家(教)文化和民间宗教信仰，还包括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华侨华人宗教作为一种传统性很强的宗教文化，一直被广大华侨华人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以及传承和积淀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传统观点将华侨华人宗教的内涵只确定为包括华侨华人所信奉的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道教、儒教(儒家文化)、中国化了的佛教和民间宗教信仰显然不够全面，因为，无论是从宗教学的理论还是从实际的历史事实来看，华侨华人宗教完整的内涵还应当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将基督教等宗教及其文化包含于其中。因此，华侨华人宗教研究实质上是一个关涉中西文化的研究领域。 宗教观念是古代亚洲华人社会的精神支柱。唐末宋元出洋的华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明代以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华人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因此，古代东南亚岛屿国家的华人社区一般都被称为华人穆斯林社区。到了近代，东南亚殖民主义经济发展，掀起了几次华人移民高潮，此时华人信仰的是儒教、道教、佛教及其混合宗教。在移民过程中，道教在亚洲不仅传播较早，而且分布较广、影响也很深远。越南、柬埔寨是最先接受道教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南亚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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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世纪以来，中国侨民大批移居这里。与此同时，很多华侨还以这里为中转站，先后移居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这个移民路线可视为道教在这些国家传播的路线。
中国传统宗教经华侨华人传播到亚洲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之后，经过长期发展，呈现出与故国传统宗教既相同又相异、既内蕴着中华性又包含当地性的特征：第一，事亲祀祖是亚洲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而祖先崇拜是其宗教信仰与礼仪的主体。华侨华人宗教根源于祖国，并适应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需要。华人移居海外，所愿无非是求得平安顺利、在他乡异域安居乐业、追求财富改变贫困，然后“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因此，儒教、道教、佛教正可以在精神上满足其需要。并且，在东南亚，道教与儒教、佛教的融合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以道教神为主的庙宇里往往也供奉着属于佛教的神灵；在以佛教神为主的寺院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属于道教的神位。不仅如此，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也会在这些庙宇中受到供奉。例如，菲律宾马尼拉的九霄大道观主要供奉道教系统的众多神仙，但同时也供奉着佛教系统的观音菩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青云亭既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又供奉道教的关圣帝君，还供奉着儒教的孔夫子。第二，供奉多种神灵，特别是与自己的生存活动紧密相关的神灵。中国的道教本来就是一个多神教，其所崇奉的种类繁多的神灵中供奉较多的最高神是所谓“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可是，在东南亚国家的道教庙宇中，虽然奉祀多种神灵，却不一定都供奉这三尊最高的神，其供奉得最多的三位神却是天后(妈祖)、关帝和大伯公(土地公)。新加坡的天福宫，同时供奉着天后、关帝和观音。而新加坡的玉皇殿虽然以玉皇上帝为主神，但同时又供奉着南斗六星、北斗九星、二十四天将、三元大帝、灶君、天后、孔子以及如来佛、观世音、弥勒佛、地藏王等神。第三，宗教庙宇和团体兼有宗教职能和世俗职能。华侨华人身在海外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精神寄托之外，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关照和帮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东南亚华侨华人社区的很多道教庙宇和团体不仅开展宗教活动，而且也从事社会救助活动。很多庙宇成为华侨华人的活动中心——社会福利甚至行政管理事务都在这里办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宗教深入到个人的自愿社团的心性领域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对社会政治和伦理领域就会产生无形的规约力。
华侨华人民间信仰是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是一种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有别于传统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的古老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折衷式的信仰”“揉合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阴阳观念的互相牵制、五行的玄虚力量、神道设教之构想和释、道两种制度化宗教的神学元素，其中也注入部份儒家思想观念。”“儒家通过人的神化和神的道德化两个方面的造神运动实现了对民间神格塑造的影响。在鬼神信仰上的宗教伦理理性的价值取向是儒学对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国家机器的神道设教和知识分子推动是这一影响的现实途径。”“在华族社会里，形而上学的宗教概念被简化和世俗化，形成一种非常现实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的出发点是祈求神明保佑，包括生前死后，在生求平安，万事如意，死后求神明引进天国。”因此，他们“同时到儒、道、佛(释)庙宇上香并无抵触处。甚至三教的神明同时被安置于同一庙宇内祭祀，和平共处，”呈现出独特的宗教文化样态。
从信仰对象上看，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对象基本上是华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中创造并向海外传播的寺庙与会馆同处一所的海外本土神明。妈祖信仰是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较典型代表。妈祖信仰随着华人的出国传播到海外之后，在华侨中逐渐成为华侨社会的缩影、乡土观念的象征。在菲律宾，妈祖还经常以不同的形象同圣母玛利亚联系起来、把当地旅行者的保护神安智波洛的圣女(Virgin of Antipolo)同妈祖等同起来。可见，妈祖信仰正在逐渐融合进当地的宗教文化之中。1954年，在菲律宾举行天主教祈祷大会上，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地为妈祖加冠。充分显示了妈祖信仰正在逐渐走向世界，逐渐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成为华侨华人寄托对故土思念的象征，而且也成为华侨华人与故国联系、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之一。随着华侨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华侨华人民间信仰便逐渐融合进当地宗教信仰之中。而无论何种“中华根文化”意义上的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只要它深入人心、传承已久，也都无异承担着“民族认同、文化融洽、维护团结、联络乡谊的社会功能”。
总之，从信仰的内容和实质看，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念，并与宗法制度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宗教信仰体系；从信仰的对象看，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一种儒道释合流并以庞杂的民间神祗为主要对象的多神信仰；从信仰的形式看，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具有各种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十分复杂的仪式体系和实践系统。海外华人是具有多重属性的特殊群体，这一特征决定了华人传统宗教文化同样具有多重特性，因此，其宗教信仰也具有强烈的多元性，体现为中华性与当地性的融合汇通。 "
二
亚洲华侨华人宗教既有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而在内容、对象、形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浓厚的传统中华文化色彩，同时也兼具在海外特定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参与、吸收和认同居住地文化所发生的现代变异特性。迄今为止，大陆学界亚洲华侨华人宗教研究成果主要比较集中于对其宗教文化生成中中华性与当地性成份及其相关特征的阐释与分析。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华侨华人宗教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并必然遭遇世俗化这一“宗教社会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此而言，华侨华人社会的神灵崇拜内容、形式虽然还保留着许多传统风貌，并且，祖先崇拜作为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信仰的核心观念，早已成为东南亚华人一种顽固、强烈的心理范型、情感定势和精神本体，但是，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文化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调适，从而呈现出现代特征。
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与“华人经济”具备相似的特征，相互影响并遵循相似的演变轨迹。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活动的诸多特征与“华人经济”的形成有一定联系，并因此而从经济和宗教文化习俗两个方面对居住地社会产生影响。例如，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地相继发生各种族群冲突和排华事件，引发排华的最主要原因虽然与华侨华人与土著民的经济地位差距有直接关系，然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也对族群关系发生着重大影响。从宗教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与当地土著在宗教文化差异性上不尽相同。大体而言，在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佛教国家，华人与当地土著宗教和习俗相近、较易融合，因而较少在族群层面上冲突，排华事件的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可是，在伊斯兰教居强势地位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以宗教文化为标识的不同族群冲突则较为激烈，极端穆斯林曾将华人视为“非我族类”而加以排斥。鉴于族群和谐对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适时表示了对华人的善意。即使在穆斯林主导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当政者也多次表示容忍华人文化和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在“马来、回教、君主”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文莱，华人的公民权受限制，但华人宗教信仰自由，可维持华人意识和华族认同，前提是效忠苏丹。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引发族群冲突的宗教文化因素日益消融，华族与当地土著社会的关系逐渐改善，东南亚族群关系基本上呈和睦发展的趋势。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亚洲华侨化人传统宗教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扩展全球的宗教世俗化的一个局部表现。不过，在人们对道教兴趣减少之后，华侨华人中对佛教的信仰却呈现上升的趋势。马来西亚的调查报告显示，华人中佛教信奉者的比例从1990年68.13％上升到2000年的76.15％。华人之所以对佛教的兴趣增加，主要是因为佛教在东南亚尤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不仅作为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华侨华人族群文化特征的重要形式之一，而且，佛教作为一种比较精致、系统的宗教还被认为是能够适应现代化潮流而被许多华侨华人特别是受教育层次较高的华侨华人所信奉。就此而言，华侨华人中道教信众的减少和佛教信徒的增加主要还是华侨华人传统宗教内部构成的变化。总体来看，传统宗教在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系统中仍将居于主流地位。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宗教世俗化的影响是多重的。世俗化产生宗教复兴，以复兴传统宗教的那种有生机的出世性。不仅如此，世俗化还会推助新兴宗教运动的勃兴。亚洲华侨华人中许多人往往同时信奉数种宗教。以印尼为例，印尼华人信仰多种宗教，只信奉一种宗教的不多。一般来讲，华侨华人多信仰三教(佛教、道教和孔教)。1934年5月，华人新闻人郭德怀创立了三教会，其宗旨是统
一、弘扬和信奉孔教、佛教和道教，即将三教合一，把孔教的虔诚、佛教的超凡以及道教的养性分别或结合起来加以倡导。随着现在社会的变革，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信仰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例如，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普遍存在着中国本土并没有的“大伯公”信仰，其职能类似于“土地公”，是当地华人的保护神。不仅如此，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现代新内容还表现在对当地民族宗教信仰的吸纳。最典型的是对“拿督公”(Datoh)的信仰。“拿督”信仰原本是马来人的原始宗教信仰，马来西亚华人也将其接受过来，加入华人宗教的神灵体系中作为保佑平安、消灾祛病的神灵加以虔诚敬奉。在对“拿督公”的崇拜礼俗上，既有华人的习俗也吸收了马来人的一些习俗。新加坡国立大学一项报告显示，在新加坡，一个华人传统宗教信徒可以同时信奉道教系统、佛教系统以及中国民间宗教系统的神灵。因此，不仅局外人很难判定他是信仰佛教还是道教或是别的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就是华人本身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分得清楚。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除了关涉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之外，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也渗入到华人社会、亚洲华侨华人宗教的方方面面。基督教与华人社会的紧密结合，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境内诗巫(sibu)华人社会与其他地方华人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 诗巫是中国基督教徒在海外开发起来的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城市。基督教在诗巫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华人社会的紧密结合：首先，福州籍华人是传播基督教的主体。随着福州籍华人向其他地方开发迁移，基督教也扩展到其他地方，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其次，诗巫华人社会的领袖大多数信仰基督教，他们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社会中的传播和发展。不少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兼任神职工作，他们奉献自己的财富，帮助教会，帮助华人同胞，对扩大基督教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做出很大的贡献。第三，教会创办学校，带动教育的发展；教会还创办医院、协助华人发展经济等等。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由中国移民将基督教从中国传播到海外的现象并不多见。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现代化、全球化理论和科学理性对亚洲社会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局限，这一事实为包括华侨华人宗教在内的亚洲宗教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提供了可能性与发展空间。从亚洲华侨华人宗教自身的内在要素来看，其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为主导的伦理型宗教文化价值观不但对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华侨华人社会的现代化有促进的作用，而且对于华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亚洲社会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和谐思想不仅有助于调节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焦虑情绪和孤立情感，而且有利于调和、缓解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日趋紧张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然而，由于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信仰的神灵基本上是源于中华本土的多元而庞杂的神灵系统，为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的需要，这个神灵系统在历史的延续中不得不进行调整与变革，从而既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源于中华传统宗教文化的复杂、繁琐的宗教礼俗，同时又不断地进行理性化改进，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显现出强烈和顽固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
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宗教是一种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仅是外在地、具象地表现为神龛、佛像、寺庙、教堂，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所承载、传达的精神内蕴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无论是作为芸芸众生寻找慰藉寄予希望的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世界图景和社会知识体系，还是作为小到社区大到社会、国家赖以维系其整合的凝固剂；无论其表现为大小规模冲突之源，还是成为促进社会变迁甚至引发社会革命的因素；无论其揭示着圣洁，还是流变出污浊……宗教都毋庸置异地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因。
亚洲华侨华人宗教的传统与现代特征无异传达出一种多元文化共构的宽容与和谐气质。“宽容”(Tolerance)是宗教的生存方式，是各宗教伦理系脉博大精深理论的坚实支撑与魂魄，它构建起宗教宽厚的人道基础，表达出谦虚自律和尊重“他者”的品质，由此成为宗教自由、宗教对话、宗教与社会休戚与共的重要前提与可能性。和谐(Harmony)是宗教与社会有机共构、协调地生成发展的状态与永恒的价值追求。宗教的宽容、和谐的主张是宗教道德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蕴于世界各大宗教的教义之中，而且也体现在华侨华人宗教与闽台民间信仰之中，从而成为不同宗教差异、不同信仰表征之后共同的价值指归。
宽容是和谐之本。“和谐”作为伦理概念，代表了公正有序、协调完善的关系与秩序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的主要条件或标准之一就是诸种关系的伦理协调，而宽容就是协调诸种关系的“酵母”。宽容与和谐是华侨华人宗教在多元异质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与精神气质。华侨华人文化是经历了从中华文化——华侨文化——华人文化的转变过程之后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华文化的构成内容；同时，华侨华人文化并非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翻版，而是华人居住国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居住地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华人文化在异域生存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中华性和当地性的双重特性，而二者的融合剂即是宽容与和谐的气质。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环境有机结合的产物。面对种族(族群)、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多元异质的现实环境，宽容与和谐是最明智的选择。
伴随着华侨华人宗教信仰在海外所创造的“本土”神明之中华性与当地性的产生及其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生成，许多研究者在亚洲华侨华人宗教研究方面不断取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开展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然而，综观现有成果，尚存如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从学术论著的档次看，具有创新性、科学性、理论性的学术专著不多，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也不多。有些较有价值的论著、论文的出版者仅是民间组织，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力因此而大打折扣。所以，此一领域的研究有待专业学术机构、专业学者和优秀出版机构的进一步参与，及其与相关海内外民间组织、民间专业人士的进一步合作。
第二，学者们所诠释的华侨华人宗教多数仅停滞在对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文化的关注，忽视了现代意义上的华侨华人宗教内涵的新变化。华侨华人宗教是中华性与当地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随着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渗透，西方宗教对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信仰的冲击不可忽视。学者们虽然大都关注了亚洲华侨华人宗教的“现代性”，可是，却鲜有对华侨华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及其与传统华侨华人宗教信仰之关系等等问题的关注与分析。这一缺漏必然影响人们对华侨华人宗教整体内含和现代特性的全面认识。事实上，近代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发展过程可分中国本土社会与殖民统治的变化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基督教与华侨华人民族认同之间亦非简单的对立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亚洲华侨华人基督教逐渐拥有西方宗教、移民宗教与海外华侨华人宗教等三重身份，这何尝不是华侨华人宗教研究的一个更广阔视角?更何况，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中本身就有倡导“五教”(即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源同宗的“德教会”的传播与发展。在学界，更有学者主张儒教中存在着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灵魂观念与对永生(不朽)的追求。例如，著名中国宗教专家杨庆垄以其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宗教面闻名西方，他认为，在祖先崇拜的宗教礼仪(如丧礼与祭礼)中，包含着追求死者灵魂救世主赎的观念。杨庆堃先生的观点不乏启发意义，遗憾的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
第三，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讲，多数学者陷于史料的堆砌和概貌的描述，缺乏从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哲学、比较宗教学等层面的深刻理解与透析。就资料的来源上看，学者们显然偏重中文档案、时人笔记等中文资料而对外文资料的选择利用不够，这种现象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质量与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与海外的合作研究。
第四，亚洲华侨华人宗教身处多元文化境遇，各种宗教整体看来虽同时并存，然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社会因素的制约，深层次的对话与交融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可是，如果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主要理论范式来分析，大多成果是从“功能论”的角度展开，而忽视了“反功能概念”即“冲突论”，从而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把握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阔展，因为，“反功能的概念在结构的层次上蕴含着张力、压力的概念，可提供一条研究动态与变迁的途径。”
宗教以“人”为中心展开，关涉人“得救的福音”和“得救的途径”，就此而言，宗教与生活的有无意义、人类的自由与奴役、民族的平等与压迫、历史和现实中的战争与和平、社会的和谐共赢密不可分。亚洲华侨华人宗教从不同的空间和相异的文化境遇中诠释出既传统又现代的信仰符号，从而也传递出独特的多元文化共构的宽容与和谐气质。而“当一个民族的宗教情感向民族情感转化，使得宗教情感变为一种民族的共同心理和传统习惯……这种结合起来的感情往往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内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