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海外华人研究”或“华侨研究”从认识论和政治角度来说，都倾向于保守地宣扬该群体的连续性以及他们与祖国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社群跨国关系密切，人口流动性强，但是他们往往被视为内部稳定、边界清晰。这一看法本就值得质疑，而如今，由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投资者、跨国白领、游客和志愿者在全球华人流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理解更显得脱离事实。精英群体的国际流动并不在传统“华侨研究”的考察范围，然而，这些群体不仅对海外华人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也与华人在海外的长期生活和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相关。由于新的人口流动产生新的全球人际网络，对其关注也使我们能够以比较的眼光看待流动的华人人口以及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介入形式。
关键词：华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流动
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海外华人研究”或“华侨研究”从认识论和政治角度来说，都倾向于保守地宣扬海外华人社群的延续性以及他们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但对他们在跨国人口流动这一更为广阔背景下的嵌入型却一带而过（McKeown，1999）。这种保守性与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有关。
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海外华人进行过研究。对于二战后的人类学家来说，海外华人（主要在东南亚）一度是外来研究者无法进入调研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代表。所以，他们以某个特定地区或某个民族国家中具体而稳定的海外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但对移民进程或与中国之间的纽带无甚兴趣（Skinner，1957）。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研究中国海外移民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采用了一个过程性视角，但对在当地形成的各种文化习俗和各种对华人身份的理解并不关注（Skeldon，1996）。上世纪90年代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尝试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海外华人的文化（Redding，1990）联系起来。台湾、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学者广泛关注对华人遗产的记录，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西方管理学者对“华人资本主义模式”的称赞视为这一关注焦点的正当理由。
在中国大陆，海外华人研究的兴起是与政府在1978年以后将海外华人视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目标相联系的。虽然并非所有该领域的研究中心和学术期刊均受侨务办公室的领导，但是这一研究仍然高度地以中国的政策指令为转移，后者坚称，海外华人社会始终对中国怀有爱国热情，骄傲地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并保留传统的文化形式。这再一次导致了政治上以及认识和方法上的保守主义，似乎中国性这一核心范畴是毫无问题的。
在这一潮流之外，也存在着其他颇具影响力的论调，尤其是王爱华（Aihwa Ong，1999）、洪美恩（Ien Ang，2001）和史书美（Shu-mei Shih，2010）都对既有的海外华人研究有所质疑。他们梳理了海外华人多种多样的生存情况，并指出以往研究中同质性的话语体系有工具论之嫌。然而，这些学者更偏向于从外部评论，热衷于更换一种概念框架来描述海外华人社群，而非从经验出发进行探讨。最近，孙皖宁（Wanning Sun and John Sinclair，2015）与其他学者纷纷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的华语表达方式可能由多样性正在趋于同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华人身份的描述在海外越来越具有主导性，因为中国大陆的资本和人员在各地组织和媒体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现实正越来越接近惯常看法，因此这也许暗示这些说法并无不妥。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与中国之间的跨国联系使海外华人能够更深入地认同所谓的本质身份，这一事实恰恰凸显了与海外华人作为稳定的、被国境划定的共同体这一观念相关的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Duara， 1996；Hsu， 2000）认可跨国纽带的力量，这样的“方法论民族主义”（Wimmer & Glick Schiller，2002）依然持续存在。这一看法本就值得质疑，而如今，由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投资者、跨境白领、游客和志愿者在全球华人流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理解更显得脱离事实。精英群体的国际流动并不在传统“华侨研究”的考查范围，然而，这些群体不仅对海外华人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也与华人在海外的长期生活和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相关。由于这些新的人口流动产生新的全球人际网络，对其关注也使我们能够以比较的眼光看待流动的华人人口以及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介入形式。下文将对部分新的人口流动及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进行概述，并以笔者在欧洲和东南亚所做的研究为例来阐述。
一、企业家移民与“中国崛起”
相比东南亚或北美，欧洲较少作为华人移民的目的地被研究。迄今为止，只有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彭柯（Frank Pieke）主编并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尝试提供一个欧洲华人的概览。然而事实上，欧洲华人移民的历史地理学可能比其他两个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直到21世纪，欧洲西北部还保留了后殖民移民模式，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和广东地区，法国的移民来自中印半岛，而在荷兰，大多数移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些移民在当地依靠餐饮业站稳脚跟，然后向邻国扩张。在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之初，移民们大量拥入德国，他们因此被彭柯称为“最好的也是最早的欧洲人”。南欧――具体来说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后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取代了这些国家中之前的各类移民在服装和皮革作坊中做工，并从不断的非法移民整顿行动中获益。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小商贩大量拥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这是与后来被称作“中国崛起”有关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这些商贩的财富所依赖的，是当时还主要为国家所有的中国服装业满足新近打开的东欧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同时，也依靠向它贷款的机遇。有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曾不得不要求员工下岗，于是一部分企业鼓励自己的员工去海外为公司打开市场，从而保证住房和社会保障金等利益，并获得优厚的信贷待遇。
当时，中国商贩往东欧的移民和当地的“中国市场”（即由中国小商经营的大大小小的“自由市场”）的崛起涉及数十万中国移民，并在某些地区的一段时间占据过半的消费市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过渡性和边缘化的现象，产生于东欧与中国的特殊背景之下：一方面，暂时的移民开放、未规范的市场和在这一市场中未得到满足的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消费品供过于求、来自国企的即用信用、1989年以后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出入境制度的改革。然而，25年之后，“中国市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为地方性批发中心，这体现了由华商经营中国商品的种类和地理覆盖率――从巴黎附近的欧贝维利耶到圣保罗，从多哥的洛美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多尔多伊巴扎――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扩张的状况。迪拜的龙城（Dragon Mart）拥有近4000家中国商店，约翰内斯堡的“中国购物中心”多达12座。这些市场依靠全球物流链和主要由中国移民经营的金融基础设施（甚至还有华人快递服务，比邮递便宜），而且房产主要是中国人所有并被大量中国人租用。
这一从东欧开始的小商移民现象目前已几乎遍布全世界。虽然这一移民潮还集中于广泛的低收入地区的消费市场，即东欧、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但现在已经逐渐转向为迎合工业和商业客户尤其是如建筑业等低技术含量的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在中国人口外流和金融资源外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如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旅游和留学。这些外流相互联系，并相互促进。
二、中国人在各大洲
直到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的移民潮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时，仍在很大程度上与非法偷渡到欧美以及血汗工厂和妓院的压榨联系在一起。西方媒体对技术移民、学生和投资者的兴趣不大，虽然这些群体的数目一直远远超过非法移民。海外华人研究面对这些“新移民”有些不知所措。这一情况在东南亚和北美尤其显著，在当地站稳脚跟的华人对新来的中国人口的出现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新来者对当地的族群政治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他们对争取少数族群权利或庆祝自己的文化传统无甚兴趣，并且经常处于经济的边缘地带。他们更加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其作为身份与诉求的参考框架。他们威胁着久居当地的华人人口的经济地位，挑战后者作为族群代表的霸权，影响后者在当地好不容易获得的接受度。2000年，笔者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在欧亚地区的新移民问题的研讨会，收到了一名杰出的菲律宾华人学者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将新移民大加批判了一通，言辞近乎诽谤。在很多情况下，新移民在本质上不被承认属于“华侨”之列，而他们自己也并不认同该概念。1995年，布达佩斯的一些中国人团体与城市当局开展了一次高调的讨论活动，一名与会的中国人提出华人应被视为少数族群。这一提法立即被大部分中国团体嗤之以鼻，这些团体的领袖纷纷表示将华人视为“少数族群”的说法是一种冒犯。在他们看来，藏族、傣族等朴素而落后的民族才是“少数族群”。可见，这些“新侨领”的参考框架并不是当地而是中国的民族政治；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处于少数。
普遍而言，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更早地将新移民划入了海外华人的范围，有时会称他们“新华侨”或“准华侨”，这与侨办触角的延伸密切相关。侨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将这一人群视为新的工作对象。而对于不了解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生活在边缘的新群体。2006年突然爆发的关于“中国在非洲”的争论第一次揭示了新近出现的跨国小商以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拉丁美洲”、“中国在东南亚”和“中国在大洋洲”的研究文献更少，但涵盖的领域相近。
中国作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国和业主国兴起，与中国人口的国际流动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大型项目依靠中国的契约劳工，有些工人后来留在当地或回国后重返当小商人，但是大部分人回国，或到下一个海外项目务工。这些海外项目还需要工程师和经理的团队，他们在各国间不断出差，从而对全球事务的走向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视野。最后，这些项目还需要大量各种行业的“随军迁徙人员”，从各种级别的承包商到专种中国蔬菜的农民、餐厅老板以及卡拉OK、美容沙龙、网吧和杂货店店主。有些店主本就是项目员工，有些人则带着自己的产业随大型项目在国家间穿梭，另一些人则与业主在国内就取得了联系。有的承包商是中国国企的当地分公司。在大部分中国承包工程井喷式发展的国家――从赞比亚到柬埔寨，都存在一些在当地长期定居的华人运营的餐厅，充作信息交换场地和国企内的大型项目经理和私企老板之间的谈判场所。
三、跨国白领
目前来看，大部分中国跨国公司都集中在石油和采矿业，这些行业的特殊运营环境和人员管理可能与上述讨论过的建筑项目比较相似。但是，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公司从2008年起展开的大规模海外并购活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跨国白领族”。与建筑项目的经理和工程师不同的是，这些人居住在城市，负责领导或构建当地的组织运营，这就使得一种新的互动成为了必须。
目前，我们可以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通讯设备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得一些体会，前者是私企，后者为国企。2010年，中兴在104个国家拥有销售点，华为的销售点则遍布140个国家。当地业务的最高层领导通常派自中国，而在某些地区，两家公司均在当地雇佣了大量中层经理。根据具体地区的不同，这些中层经理有的来自当地的多数族群、年轻的当地华人――在当地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或从其他国家招来的雇员。从西方的大学毕业的中国人是在海外运营的中国公司的重要招聘对象，而随着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被纳入母公司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跨国白领通常很年轻，虽然其中一些人比较顺利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但常常会在身边安排其他拥有类似背景的年轻中国人。他们有可能是当地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毕业生，甚至是游客。彼此的初次接触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比如QQ或微信。此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中文网上论坛给新来的中国人提供信息交换场所。线下社交常常在中国餐厅中进行，虽然年轻的白领偏爱的社交风格和场所往往与中年商人或国企经理的喜好不尽相同。
四、游客、志愿者、陪读妈妈和退休人员
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其中还包括数字仍在不断增长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这些年轻人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网络的全球覆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变成海外华人的自我表达平台。2008年，中国学生为支持北京奥运会，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全世界展开了游行活动，这一举动彰显了这些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在线论坛的依赖程度。的确，从东欧的中国市场到非洲的建筑工地，将相隔万里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中国大陆的卫星电视和网络媒体可谓功不可没，并且还相应地减少了当地以及其他国际媒体对他们的影响。
虽然目前毕业后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例相比过去已有明显上升，但是留学生的绝对人数也在快速增长，以至于毕业后在当地找到工作的学生逐渐威胁到了早一批移民的地位，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西欧两地。此外，海外留学常常伴随着其他类型的人口流动。快速增加的年轻中国留学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不少海外毕业生经营针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游客的公司――从提供信息的门户网站到旅行社。由于这些群体相比早前的移民群体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并且更具消费意愿，因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国新移民形成了华人经济中最重要的消费群体，这就意味着，由已在当地扎根的移民开展的传统的商业活动――从餐饮业到报刊出版――不得不根据新移民群体的偏好作出调整。
至于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们常与母亲一起出国（新加坡把这些母亲称为“陪读妈妈”，为她们发放专门类型的签证），而这一决定是全家做出的，目的是为了在海外――通常是北美和澳大利亚――建立一个据点。这一决定的考虑中，还包括购买一套公寓和为未来的退休做好准备。海外房地产买卖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项热门投资项目，用于且不限于子女教育或退休计划。尽管如此，在门槛较低或对在当地拥有房产的人提供居留的地区，购买一套公寓常常不是纯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最近在柬埔寨兴起的面向中国大陆人群的高端公寓买卖风潮反映出一些中国人对度假地点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中国人看来，在度假地点购买房产是一件相当划算的事。不难想象，当中国的中产人群逐渐老去，部分度假目的地可能将逐渐在吸引日本退休老人之后也能吸引中国退休老人的目光，使其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移民群体。
中国出境游客是一个新近快速增长的人群。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客来源国，而且也是海外人均消费最高的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游客井喷的情况不同，大部分针对中国游客的当地旅行社和餐馆均为中国移民所有，并且招聘的也是中国员工。中国投资者也开始向海外拓展旅游项目，这常常与房地产销售相联系，这一产业已经成为一项跨国活动，而从事中介活动的人往往是中国移民或当地华人。
虽然大部分中国游客选择跟团旅游，但自由行游客的数量却在稳步上升。年轻的中国人对去非洲、南亚、俄罗斯和其他地方进行“公益旅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通过“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这个全球最大的学生组织赴国外实习人员和自愿者的最大来源国。一旦中国效法美国的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和日本国际协力组织（JICA），以国家为后盾开展自己的海外志愿者组织，那么，志愿者的数目很可能还会继续攀升。这些青年受到强烈意愿的驱使，渴望体验当地社会，常常远离当地的华人聚集地，当然他们和当地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中国新移民也会有不少联系。
五、新的人口流动对海外华人研究之意义
出于上述原因，商人、留学生、海外经理的移民新浪潮，包括游客和其他人口的短期流动，都对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文化政治进行了重置。这些潮流对那些拥有大量活跃的传统华人人口、不太穷也不太富因此吸引不到大量新移民，并且当地华人不必依靠与中国的联系维持生活的国家而言，影响最为轻微。很多东南亚地区正面临着这一情况。在其他地方，海外华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必须考虑到新的人口流动的背景才能被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简单地参考荷兰、匈牙利和柬埔寨的例子。
匈牙利在1989年之前并无中国移民的痕迹。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该国基础建设发展相对较好，并且签证政策相对宽松，因此成为中国小商赴东欧移民的聚集地，也是东欧最大和存续时间最久的中国市场所在地（虽然市场在2014年被关闭）。在第一波移民浪潮之后，中国人口稳定在10000到15000人之间，并从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下降。几乎所有中国移民都从事进口、批发和零售业，经营的商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建筑材料、大件家用电器和卫浴装置等。布达佩斯也成了地区性的中国组织和媒体的中心，这些组织和媒体都与中国政府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将自己定位为爱国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本、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致。虽然当地已有新一代华人出生并长大，但其中许多人都不再留在匈牙利，而是去往北美、澳大利亚或西欧学习。其他人则返回中国，只有小部分人留在匈牙利，在服务型行业的跨国公司中谋职。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华人尝试在中国和东欧之间的人口和资本流动中担当掮客。较早的一个例子是亚洲中心（Asia Center），这是在本世纪初开放的一家大型批发中心，主要是为了向中国公司提供在欧洲展示各自产品的空间。一部分中国人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并在中国融资。基于已有的面向中国人的基础设施，当地便宜的服务业和欧盟内部边境管制的取消，匈牙利也成了中国人旅游的集散地。上世纪90年代，每一个中国移民都渴望当老板，而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当了导游。因为有回扣收入，导游的月收入能够轻松超过一万欧元，并且其中的大部分都不交税，这使得导游这个职业相比零售业盈利更多，并且也没那么辛苦。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一部分大型中国公司对塑料和电子设备以及其他工业进行了投资，这些公司雇佣了一些当地大学毕业的年轻中国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当地出生或长大的。
荷兰的华人人口由后殖民时代的多次移民浪潮形成，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苏里南、越南和香港（后者通过英国再来荷兰）。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荷兰出现了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潮，主要来自广东省和浙江省。除了少部分白领，多数人最终都在餐饮业打拼。
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荷兰出现了一股来自福建省的偷渡潮，然而这拨移民却并未留下多少痕迹，虽然他们为华人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按摩院和美容院。留学生和技术移民潮在过去的十年中虽然数量不多，但背后的意义却十分深远。一部分中国大型公司，包括华为、汽车和电子零件商比亚迪等，现在已经在欧洲主要的港口之一鹿特丹，或在以技术中心闻名的埃因霍温拥有了区域物流中心或研发中心。在荷兰驻扎的经理常常负责整个欧洲的事务。由于这些公司的存在和荷中或欧中贸易的规模，许多在荷兰拥有分点的跨国会计、审计和咨询公司会雇佣中国员工，他们通常毕业于荷兰的大学。这样的招聘活动得到了由之前的毕业生开办的中介公司和在线平台的支持。虽然荷兰在接收中国学生方面落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但它还是从中国最近面向研究生的政府奖学金计划中受益，荷兰目前拥有800位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
这些新的移民已经成为华人服务业的主要消费者，拓宽了中国餐馆和媒体的经营领域，并且对粤语教育在当地华语学校中的地位造成了最后的冲击。中国留学生和新近的毕业生几乎已占据了当地华文新闻社和华文学校的所有作者和教师工作，并创办了新的在线新闻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其中有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的《欧也》和财新《世界说》，其目标群体都是年轻的中国读者。荷兰也是中国游客的聚集地，这部分归功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20世纪90年代初由一名香港移民创办的旅行社“欧来欧去”是最早的覆盖大片欧洲地区的中国旅行社之一，提供随上随下观光巴士游览欧陆风光。同时，由于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在当地出生的华人眼中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体现在华文学校中越来越多的当地华人学生，这些华人有的是技术型人才，有的是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人，他们现在则从新移民那里学习普通话，以便去中国发展企业或提供服务（例如建筑师）。周耀辉曾讲述过一个荷兰出生的原越南华人女孩的故事，她在赢得“欧洲华人小姐”大赛之后，在中国踏上了流行歌手之路。
柬埔寨拥有相当可观的华人人口，且华人移民的历史要追溯到殖民前和殖民时期，在“红色高棉”之后，这些人逐渐恢复了在城市商业中的主导地位。新中国小商贩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柬埔寨出现，这与东欧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由于柬埔寨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交通的相对便利，中国人流入柬埔寨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东欧。与匈牙利不同，在柬埔寨大部分零售交易仍然掌握在当地华人的手中，但是新移民已经在进口商品、批发和专业商品零售方面占据了江山。在早期，柬埔寨华人和从中国来的新移民之间的关系不算友好，这部分由于后者被视为不讲信用、过于唯利是图和缺乏教养，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这段历史仍存活于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然而，90年代末，中国成为柬埔寨的投资和发展援助的主要来源国。来自国企和私企的投资资金流入了建筑业、能源业、采矿业、农业和房地产业。对于柬埔寨的华人来说，能够赶上这些进程就意味着踏上经济发展之路。柬埔寨华人企业家努力争取中国国营建筑项目的分包任务，华文学校的毕业生也成为中资企业聘用的翻译或司机，或者在旅游行业工作。迄今为止，注入柬埔寨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一家天津的房地产集团，该集团承诺的投资金额为38亿美元，目的是在当地将130平方英里的海滨国家公园转变为集酒店、度假别墅、赌场、游船码头和国际机场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区，在其目标客户群体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消费者。
柬埔寨最大的工业即服装业中的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但是中层管理者和工程师却来自中国大陆。这些投资者中大部分早先已经在中国大陆开设过工厂。在柬埔寨，这样的工厂的数量接近1000家，很多工厂还雇佣当地华人作为工厂监管，或担任中国管理层和高棉工人之间的翻译人员。
虽然新来的中国大陆人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柬埔寨华人，但他们却占据了一些关键职位，比如中文媒体的编辑和报道员、华文学校的教师。与匈牙利或荷兰的类似机构不同，这些机构的历史要追溯到殖民时期和早期后殖民时期。即便中国大陆的年轻毕业生缺乏相关工作经验，他们的中文表达方式会被视为更现代更先进。另外，中国大陆的读者和广告商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增长。除了一份报纸之外，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联盟与在匈牙利和荷兰的情况一样，政治倾向不是问题，它们都为中国大陆的政策发声，支持大陆的新闻解读方式，并与中国使馆积极合作。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当地原本对华人形形色色的定义至少在公开场合被中国大陆给定的框架所取代。与在匈牙利和荷兰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在柬埔寨当华人，越来越意味着当一个跨国社会的一员。
当然，荷兰、匈牙利和柬埔寨，相比海外华人聚居的环太平洋地区来说，都属于边缘地带。因为数据不够充分，尤其是许多人口流动并没有记录在移民数据之中，这里所描述的发展进程很难得到完全确认。也许这就意味着，将“某国华人”作为一系列稳定的单位来研究在方法上比过去更缺乏说服力。海外华人这一概念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维度上都应被置于人口、物质和观念流动的背景下来理解。且因部分人群流动的变化迅疾，偶然性也相当大，就更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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