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于湖南衡阳誓师前发布的一道檄文，被看作南方士绅阶层为抵御太平军的自救宣言。清朝绅权经历了丧失、回归到高涨的过程，笔者认为《讨粤匪檄》是绅权失而复得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与标志，而曾国藩的“卫道”立场，反对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符合儒生的根本利益，并且符合儒士“外王”的政治抱负，因而获得了拥护。另外，笔者将从该檄文内容入手，探究士绅如何影响社会舆论，指出其对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权力稳固导致绅权向军事与政治领域的渗透。
关键词：《讨粤匪檄》 士绅 权力 失而复得 太平天国运动
《讨粤匪檄》是曾国藩1854年2月25日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湖南衡阳誓师前发布的一道檄文，这道檄文被看作南方士绅阶层为抵御太平军的自救宣言，笔者认为《讨粤匪檄》同时也是南方士绅重新获取权力并且不断膨胀的标志，是封建社会皇权与绅权此消彼长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
吴晗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指出历史上皇权与绅权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的演变历程，即汉唐时期的共存到两宋五代的共治，最后走向元明清主奴关系{1}，这是对漫长封建王朝中皇权与绅权关系的宏观总结。笔者从《讨粤匪檄》的文字背后发现了南方士绅所丧失的权力与地位的重新获得，最直观的莫过于文化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军事权力，这成为道咸以降南方士绅权力全面高涨的重要标志。
一、清代士绅权力的变化
清初朝廷对江南士绅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政策。清军入关伊始，为了稳固政权、扩大地盘，采取怀柔政策，笼络人心。待大军挥师江南后，大局已定，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建议下，清廷采取区别于北方的强硬政策，剃发、圈地的强制推行引发了江南士绅群体的强烈反抗，江南各地士绅纷纷举事，但均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士绅的反抗行为也遭致清廷当权者的记恨，后继的满洲权贵继续奉行打压江南士绅的政策。政治上排斥中枢机构中的南人，顺治十七年，清廷规定“户部司官不用苏松常镇杭嘉湖人”{2}。经济上进一步加强江南赋税，搜刮江南财富。康、雍、乾三朝对江南士绅恩威并用，一方面笼络南人为朝廷所用，另一方面实施文字狱，在思想上严厉地钳制士人，依然重点打击南方士人。在这种紧张的文化氛围下，知识分子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埋头考据、政风浑噩、士风麻木、学风衰败。清朝釜底抽薪式的统治政策从根本上打击了南方士绅群体，黜革了其社会地位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士绅的言论权被无形剥夺，著书立说的可能性小之又小。清廷的政策也是满洲贵族为防范汉人的设计。
江南士绅在清代专制皇权的统治下度过了二百余年的沉寂时光，鸦片战争的炮火使清王朝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这却成为了士绅发展的契机。19世纪50至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漩涡，而清政府组建的八旗军、绿营军腐败不堪，战斗力低下，不能抵御太平军的进攻，于是统治者不得不发动士绅组织团练，抵御太平军的袭扰，并且负责战后地方重建，政府与士绅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很好的互动与配合，这便造成江南士绅权力的回归与高涨。
二、士绅拥护《讨粤匪檄》的原因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天下、规范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在各个朝代屡试不爽。士大夫、士绅是儒家伦理价值观的主要践行者，他们一方面以“三纲五常”和“仁”“义”“理”“智”“信”的原则规范个人行为，使其合乎“礼”的要求；另一方面继承发扬儒家伦理的道德思想，规范平民行为，这样既可以维系社会和谐，又可以确保士人群体、知识分子在有序的等级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
儒家学说在经过西周孔丘的最初创立，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独尊地位的确立，到宋明理学的发展以及明清理学经世思潮的兴起后体系更趋完善，地位更加无可撼动，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伦理型文化。在伦理型社会中，人伦义理作为评判事务的普遍标准，“礼”成为评判是非的唯一准则，“三纲五常”更是深入人心，在儒家道统的规范下，文化与政治融为一体，掌握文化权力就相当于享有政治权力，因而文化权威是不允许挑战的。清代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3}，足以说明封建伦理型文化的威力之大。维护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使“仁”与“礼”的原则深入人心，这样，人们既无造反的必要，又无造反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然而，道咸以降的社会并不太平，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西方的坚船利炮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伴随而至的异质文化与儒学传统激烈碰撞，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文化冲突面前，大部分士绅选择抑制西学，对于西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更为抵触，各地教案频发也加深了中西文化间的芥蒂，士绅群起而攻之。此时，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吸取西方基督教教义，强调神天上帝的独尊地位，公然贬低儒学创始人孔子，猛烈抨击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封建社会中，异质文化对伦理型文化地位的挑战相当于对士绅群体文化权力的撼动，是对士绅特权地位的威胁。这样的意识形态已为一般士绅所不容，更何况太平天国挑起“斩妖诛邪”的旗号，以武装形式与清王朝对抗，这与儒士一直以来信奉的“忠君”“治平”理念相违背，于情于理他们都会担负起维护道统、保君卫国的社会责任。士绅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儒学规范的内在体现。
“内圣外王”是儒学精神的总体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自身的内在修养成为圣贤；“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在修养的基础上参与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因此，积极“入世”，在社会中贡献一份力量，有所作为，实现自我价值是儒生普遍拥有的理想抱负。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抱负，这是其在儒学精神下对个人“内圣外王”的诠释。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儒士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积极入世的态度使他们一旦遭遇局势变化和社会危机时便会挺身而出。在危机局势面前，清政府放松了对南方士绅的思想控制，南方士绅的言论和著书立说活动渐趋活跃，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等书的问世为代表，士绅重新获得了文化权力。在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复兴，儒士实现“治平”的政治理想契机到来了，曾国藩作为理学经世派代表发布《讨粤匪檄》使士绅言论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引导公共舆论走向，号召天下读书人共同“卫道”，当然，只有儒教地位稳固，他们的特权才能得以保证与延续。
三、绅权的回归与高涨
（一）《讨粤匪檄》中士绅对公共舆论的主导作用
太平天国的平等观是最不为士绅阶层所接受的。太平天国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纲常名教、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相违背。信奉基督之人皆为兄弟姊妹，建立圣库制度，其所设计的社会蓝图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4}的理想社会。面对如此反封建纲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曾国藩回击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5}另外，曾国藩揭发太平天国虚假的平等观，挑拨其内部关系，有意扩大太平军内部的地域隔阂，谓其：“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6}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国的文化观同样给予了批判。太平天国在扩大革命影响的过程中制造了一场文化浩劫。洪秀全曾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7}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8}；“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9}。此种对传统文化的蔑视行为引起士绅的极度痛恨。于是，曾国藩号召天下读书者，共同卫护名教，认为其所作所为“岂独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从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双重视角斥责其大逆不道的行为。
然而，比起对清王朝政权的威胁而言，曾国藩更多的是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对名教的挑战，将话题延伸到更加敏感的地方，使这篇檄文的发布收到极好的效果。一方面，檄文围绕“离经叛道”这个核心，使曾国藩在号召天下士人时摆脱太平天国所作《奉天讨胡檄》中夷夏之辨的立场，始终站在“卫道”的制高点指斥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唤起天下读书人的义愤之情，此可谓其高明之处。曾国藩这样号召天下士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只雪被辱之憾。”{10}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认为：“其唤起人民同仇敌忾之心，殊非浅鲜。盖我国人讲伦常，尊孔孟，为数千年社会上之基础，一旦为洪氏破坏，人民之惊疑痛恨当何如乎？国藩即借此激发之，则人民或素抱民族大义以同情洪氏者，亦将视天主为邪教而仇视之矣。”{11}萧一山另外说过：“国藩之兴师，并非为区区一朝一家而效忠，实为拥护中国数千年固有之名教，其影响之大，可想见也。”另一方面，曾国藩将太平天国运动归咎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内乱上升到外患的层面，曾国藩号召士人奋起抵御太平天国运动，说道：“秦烙经籍而儒生积怨愤以覆其国，今以天主教横行中国，儒生或漠然不以关虑，斯亦廉耻道丧者也”{12}，加深了士绅对西方宗教传播的排斥，唤起士绅“卫道护统”的民族意识，巧妙避免了“夷夏之辨”的话语体系，从而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影响了社会舆论，这也成为后来教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绅权向军事与政治领域的扩张
士绅重获文化权力后必然将势力向其他领域渗透，军事与政治权的获得是其权力扩张的标志。《讨粤匪檄》发布后，曾国藩成功动员了南方士绅儒士加入抵御太平军的队伍，他们积极承担起维护纲常名教的责任。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士兵主要由封建儒生组成，将领多由当地士绅担任，此种军队构成必然使中央政府的军事权威下移，“从而造成‘士绅武化’（熊志勇语）和‘地方军事化’（孔飞力语）的现象”{13}。士绅获得地方军权后，便打破了过去绅权与皇权的平衡关系，皇权对绅权的制约力下降，并且更加依赖士绅维系地方社会秩序。拥有地方武装的士绅阶层愈加掌控话语权力，在文化权与军事权的相互支撑下，政治权力得到了保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绅权全面高涨，无论是建设半官方基层组织的社学、社仓与义仓，还是在民间基层组织的筹办中，如成立义庄、善会、善堂，士绅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关键作用。
四、结语
清初，满洲贵族采取压制汉人尤其是南方士绅的政策，士绅的权力与地位相比前代明显下降，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实施进一步压缩了士绅的言论自由，士绅丧失了原本的文化权力，地位进一步沦陷。道咸以降，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以拜上帝教为教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威胁了清政权，而清廷原本的武装力量不足以镇压内乱，在此危机局面下被迫发动地方士绅组建武装力量。曾国藩作为理学经世派代表，以“卫道”为立场发布《讨粤匪檄》，指斥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叛逆。由于儒士在科举制度下自小习读儒家文化，“三纲五常”“内圣外王”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儒士的价值标准。在此情况下，《讨粤匪檄》一经发布便得到广大士绅的拥护，曾国藩动员儒士进行“卫道”斗争反对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胜利。在此过程中，儒士丧失的文化权力回归，军事权、政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士绅成为清末地方自治的主要力量。《讨粤匪檄》是扩大绅权的契机，控制了舆论的走向，将战争由传统农民起义上升为西方宗教的入侵。可以说，这是绅权回归与高涨的标志，是打破封建社会中皇权与绅权平衡关系的重要节点。
{1} 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2} 《清世祖实录》卷135，顺治十七年五月壬申，第1044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4}{7} 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21页，第313页。
{5}{6}{10} 杨邓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1集），读书出版社1947年版，第217页，第217页，第218页。
{8}{9} 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35页，第326―327页。
{11}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104页。
{12} 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9页。
{13}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