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和他的花木盆景
读了张爱玲 《小团圆》 的人们，都知道所谓汤孤骛者，就是周瘦鹃。《小团圆》 中这样写道：
有个二年间走红的文人汤孤鹜又出来办杂志，九莉去投稿。楚娣稍稍地笑道：“二婶那时候想逃婚，写信给汤孤鹜。”
“后来怎么样？”九莉忍不住问“见了面没有？”
“没见面。不知道有没有回信，不记得了。”又道：“汤孤鹜倒是很清秀的，我看见过照片。后来结了婚，把他太太也捧得不得了，作的诗讲他们‘除却离家总并头’，我们都笑死了。”
那时候常有人化名某某女士投稿。九莉猜想汤孤鹜收到信一定是当作无聊的读者冒充女性，甚至于是同人跟他开玩笑，所以没回信。
汤孤鹜来信说稿子采用了，楚娣便笑道“几时请他来吃茶。”
九莉觉得不必了，但是楚娣似乎对汤孤鹜有点好奇，她不便反对，只得写了张便条去，他随即打电话来约定时间来吃茶点。
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
他当然意会到请客是要他捧场，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没多少话说。
九莉解释她母亲不在上海，便用下颏略指了指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笑道“这是我母亲。”
椭圆雕花金边镜框里，蕊秋头发已经烫了，但还是民初的前刘海，蓬蓬松松直罩到眉毛上。汤孤鹜注视了一下，显然印象很深。那是他的时代。
“哦，这是老太太。”他说。
九莉觉得请他来不但是多余的，地方也太逼仄，分明是个卧室，就这么一间房，又不大。一张小圆桌上挤满了茶具，三人几乎促膝围坐，不大像样。
这段话是可以和周瘦鹃当年的记载对比来看的。刊在复刊后的 《紫罗兰》上的文字，周瘦鹃是怎么来谈张爱玲的呢――
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困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 （辟园于沪西高安路，著有 《花经》 一书行世） 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
我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再过一年就可毕业，却不料战事发生，就辗转回到上海，和她的姑母住在一座西式的公寓中，从事于卖文生活，而且卖的还是西文，给英文 《泰晤士报》 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 写文章。至于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给 《西风》 杂志写过一篇 《天才梦》 后，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件香港的故事，要我给她看行不行，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我一看标题叫做 《沉香屑》 ，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意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本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 《紫罗兰》 复活的事，她听了很兴奋，据说她的母亲如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 和 《紫兰花片》 的读者，她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记不得了。
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 《沉香屑》 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某名作家的作品，而又受一些 《红楼梦》 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神服，因为她正是该作家作品的爱好者，而 《红楼梦》 也是她所喜读的。我问她愿不愿将 《沉香屑》发表在 《紫罗兰》里？她一口应允，我便约定在《紫罗兰》 创刊号出版之后，拿了样本去瞧她，她称谢而去。当晚她又赶来，热忱地预约我们夫妇俩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 出版的那天，凤君 （案：瘦鹃夫人，胡姓） 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且精的小客室里，见过了她的姑母，又指着两张照片中一位太太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十二月八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印度去了。这一个茶会，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 《二十世纪》 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 《中国的生活与服装》 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
一段是几十年后的回忆，用小说的体裁写出;另一段则是事情发生不久的追记，用纪实手法写出。从真实性角度来看，周瘦鹃的记载提供了与事实最接近的文本。譬如周文说张爱玲到他家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投稿;第二次是一星期后等回音;第三次是知道要刊用了，当晚来预约茶会。很能看出张爱玲和她姑母的精明。首先，投稿时请了个介绍人黄岳渊，这个人因为花木之嗜好与周瘦鹃走得很近，特别是他的 《花经》 一书，不但在写作时，周瘦鹃父子出了大力，而且出版时，周瘦鹃也尽了推介之职。这个黄岳渊，与张爱玲的母家黄家也颇有点渊源，由黄岳渊的介绍，周瘦鹃自然要认真对待，不会轻易地丢进字纸篓里。一个星期后，张爱玲得到了刊用的确讯，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有了进一步的茶会招待。试想，如果当天得不到刊用的确讯，这个茶会还会不会有就是个疑问了。 在张爱玲的记述中，投稿是自己“去”的，没有讳言，不过，由别人介绍的情节就没有了。一星期后确定刊用也由自己亲自跑去变成了“来信”，特设招待周瘦鹃的茶会也变成“只得写了张便条去”，还由周瘦鹃打来电话约定时间。周瘦鹃是誉满上海滩文坛前辈，张爱玲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女子，当时只是“给英文 《泰晤士报》 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 《二十世纪》 写文章。至于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给 《西风》 杂志写过一篇 《天才梦》 后，没有动过笔”，可以说，《沉香屑》 不过是张的处女作，而且这次完全是张爱玲有求于周，她需要借《紫罗兰》这个平台登上文坛，渴望得到周瘦鹃的揄扬，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会对周瘦鹃这么简慢不恭么？因此，张爱玲的表述已经脱离了现实，是以自己后来创作时的身份和心态来改变了真实的现实。
周瘦鹃对待张爱玲，也表现出恰如其分的对等态度。因为有好友黄岳渊的介绍，因为有茶会的招待，所以周在行文中体现了有限度的赞美：对于小说是“一壁读、一壁击节”，“深喜之”，同时“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以张爱玲的聪敏和敏感，当然读得出这些文字的言不由衷，或换句话说：没有出自内心的激赏，不仅如此，经过茶会的“亲密接触”，张爱玲明白“他当然意会到请客是要他捧场，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大家都没多少话说。
这个感觉是对的。
如果我们光看周瘦鹃的记述，很多人或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周瘦鹃对张爱玲非常“激赏”，花了这么多文字来推介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女青年，也不吝用了很多赞美的言辞，为什么张爱玲会觉得不是“激赏”？是不是一种故意遗忘，故意误记，甚至是忘恩负义？
我们只要看张爱玲从此之后不再在 《紫罗兰》 露面，就明白端倪，张爱玲的感觉是不错。这个不错的感觉不仅来自两人见面后的直觉，而且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张爱玲小说在《紫罗兰》上排的位置不靠前;二是如果读过该两期的 《紫罗兰》，就明白周瘦鹃赏识的人和小说是什么，因为在 《紫罗兰》 上 《写在紫罗兰之前》 和 《后记》里都有周瘦鹃写的编后语，他真正赞美的要推介的是什么，一看就了然了。
我们再回过来想想，你张爱玲毕竟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女青年，拿来的不过是处女作，能这样帮着“吹嘘”，周瘦鹃能这么对待张爱玲，也尽了他作为主编的责任。周瘦鹃赏鉴的不是张爱玲一路的文章，我们或许可以说周的赏鉴力不高，但不要忘了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张爱玲的文章和文名，而周瘦鹃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文学女青年的张爱玲的人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