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刚刚由一重重的浓雾中升上来，眼前一片大好江山，却不敢快步奔去，只怕那是海市蜃楼。好似二十岁的年纪，不是自大便是自卑，面对展现在这一个阶段的人与事，新鲜中透着摸不着边际的迷茫和胆怯。毕竟，这是太看重自己的那份“是否被认同”才产生的心态，回想起来，亦是可怜又可悯的。
我没有参加联考进入大学，而是凭两三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加上两幅画、一封陈情书信才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选读生的。这十分公平，一样缴学费，一起与同学上课，一律参加考试，唯一的不同是，同学们必须穿土黄色的制服参加周会，而我不必，同学们毕业时得到学历的认可，而我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十分微小而不足道，心甘情愿地感激。再说，不用穿那种土黄色的外套，实在是太好了。
注册的时候仍是艰难的，排了很久的队伍，轮到自己上前去，讷讷地涨红了脸，名单上不会印出我的名号，一再地解释情况，换来的大半是一句：“你等着，等最后再来办理。”等着等着，眼看办事的人收了文件，挨上去要缴费，换来的往往是讶然与不耐烦：“跟你讲没有你的名字，怎么搞不清楚的？”好不容易勉勉强强收了学费，被人睇着冷冷地来上一句：“讲人情进来的嘛――”那时候，虽然总是微微地鞠着躬，心里却马上要死要活起来。
没有讲情，只是在给创办人的信中写出了少年失学的遭遇和苦痛，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至今记得，说：“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信写得十二分真诚，感动了创办人张晓峰先生。
好在注册这样的事半年才有一次，情况不大会改，但也是值得忍受的，毕竟小忍之下，换来的生活与教化是划算的。记得在入学的前一阵，院长慈爱地问我希望进入哪一门科系选读，我的心在美术系和哲学系之间挣扎了好久。父亲的意思是念美术，因为他一生的梦想是做一个运动家或艺术家，很奇怪的是，他却念了法律。我没有完成父亲的梦，进了听起来便令人茫然无措的哲学系。总认为，哲学是思想训练的基础，多接近它，必然有益的。
大学时代，回忆起来，是除了狂热读书之外，又同时投入恋爱中去的两种情景。那个年纪，对于智慧的追求如饥似渴，而对于一生憧憬的爱情，亦是期待付出和追寻。同学之间，是虚荣的，深觉本身知识的浅薄与欠缺，这使我们产生自卑，彼此比来比去，比的不是容貌和衣着，比不停的是谈吐和思想。要是有个同学看了一本自己尚没有发现的好书，在班上说了出来，起码当时要强的我，必然急着去找一找，细心地阅读体会，下星期夜谈时立即给她好看。这真是虚荣，而也因为这份激励和你死我活的争美，读书成了一生的习惯，但却不再为着虚荣的理由了。
恋爱嘛，那也是自自然然，花到了时候与季节，必然是要开的，没有任何理由躲开这自然的现象，只是入了大学，便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其实，我从小便非常喜欢幻想，小说看多了，生活中接触的少数几个异性，便成了少年情怀中白马王子的替身，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邻家那个老穿淡蓝衬衫的大学生，或是影片中的男主角，或是贾宝玉，或是林冲，或是堂哥的一位同学……年龄不同，角色互异。这种种想象出来的倾慕使得平淡的生活曲折而复杂，在当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维他命，安全而又不可或缺。
进入大学之后，同学之间十二分地友爱，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同学们近乎手足之情的关爱，使我初踏入人群里时，便增加了一份对人世的信任。虽然哲学系的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上课、吃饭、坐车、夜谈、辩论、阅读、郊游，可是彼此之间却是越来越单纯，好似除了书本及所谓的“人生观法”以外，再没有可能发生知识之外的化学作用。在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里，内心竟然隐藏着一丝丝欠缺与空虚的感觉。
我知道那是什么。
缺乏爱情的寂寞，是一种潜伏的恐慌，在那种年龄里，如果没有爱情，就是考试得了一百分，也会觉得生命交了白卷，再说，我的学期总平均成绩只有八十五分。
大二的那一年刚刚开始，我拿了一百九十元台币的稿费，舍不得藏私，拿出来请全班同学在校园外面的小食店吃中饭。菜还没有上来，门口进来了一个旁系的同学，恰好他认识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双方打了招呼，我们请他一起来吃饭。就在他拉着椅子坐下来的那一霎间，我的心里有声音在说：“噢，你来了。”
选男朋友和买鞋子是十分相似的一件事情，看了几百双鞋，店员小姐不耐烦，追问到底要什么花色和式样的，自己往往说不明白，但是，当你一眼看见一双合意的，立即就知道是它了。可怕的是，视觉心灵上的选择，并不代表那双鞋子舒适合脚，能够穿一辈子。
总而言之，那种灯火阑珊处的蓦然回首，至今想来仍是感动的。这件事情不来则已，一来便立即粉身碎骨，当年不顾一切的爱恋和燃烧，是一个年轻生命中极为需要的经验和明证，证明了一刹永恒的真实存在与价值。
奇怪的是，学业并没有因为生命的关注不同而退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不关注智慧的追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直跟着这位男朋友――如同亲人般的男同学，到大学三年级。随着相处时日的增加，恋爱并不是小说中形容的空洞和不真实，许多观念的改变、生活的日渐踏实、对文学热烈的爱、对生命的尊重、未来的信心、自我肯定、自我期许……都来自这一份爱情中由于对方高于我太多的思想而给予的潜移默化。
结果仍是分手了，知道双方都太年轻，现实生活中没有立即可用的形式可以使这份至情得到成全。
离开台湾的我，在一年后，与这位朋友淡了音讯。那是自然，是造化，也是最合情合理的一种结束，不能幼稚地视为双方的变心，只能作为一切分离的解释。
相聚时的一切悲欢，付出得真诚，而分别的事实又来得自自然然，没有任何一方在这份肯定的至情中强求以结合为终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认知与胸襟，其中没有遗憾，有的是极为明确的面对事实的成长。
回想起来，在那样的年纪里，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仍是可贵的，虽然我也同时付出过血泪和反省。
那一场恋爱，若一定要用成败来论断的话，它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真理，书本中得不着的“直接真理”，使我日后的人生受益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