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很多书之后，读的书开始越来越少，对书也越来越挑，读的书也越来越“老”――一方面是书的内容老，另一方面是写书的人老。这是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依个人的口味来说，我比较喜欢看老书、旧书、闲书，在这其中又最喜欢看口述类的书，访谈类的书次之。
但不管是“述”，还是“谈”，这些书的一个共同点是都用口语进行，随意、简洁、干净，不像理论书那样云遮雾罩，讲来讲去总像隔了那么一层;除此之外，口述类的书吸引我的另一个地方，则是它不设防、不做硬性规定，讲到哪算哪，双方自然而然，看似漫不经心、不成体系，却最容易说出点睛之语，有一种即兴和从容的智慧，读来又有原汁原味的在场感，令人久久回味。
回忆起西南联大，何兆武先生说：“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据《上学记》记载，在西南联大时，没有别的消遣和娱乐，条件也不好，大家只有去茶馆喝茶、聊天，有时也看电影，“都是好莱坞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没有配音”。至于读书，也没有一个目标，什么书都翻一翻，“完全是兴之所至，没有功利的想法”。此外，学生还可以逃课、凑学分和在窗外旁听，而老师讲课更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随便讲，老师的讲解与课本针锋相对也是常见的事情，说来真是匪夷所思。那时时局动荡，国家和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四顾山河，一片狼藉。但不可否认，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过一段思想文化和学术的盛放，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和世界级的成果――西南联大不仅有一批大师级的教授，还有一批大师级的学生。
西南联大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回顾、展览、回忆、怀念、纪念年年不断，但形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如今，在西南联大求学的那些老先生们大多已去世了，零星在世的也大都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是奇迹的亲力亲为者，对此问题最有资格发言。邹承鲁先生说，原因在于自由;何兆武先生补充说，是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自由确实是个大因素，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和大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物质和精神不是共生的，或许只有在贫穷困苦、战火纷飞、辗转飘零的时代，人们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创造，去排遣寂寞和无聊，去寻找其中的奥义，以有所寄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歌舞升平、安土重迁的年代，现实的安定、优裕和自足首先就限制了人的思维和兴趣自由蔓延的触角，每个人又怎么能“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呢？
对此，杜甫说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看来，憎命达的不仅是文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甚至科学等，凡是能融入一个人才情和创造力的领域，大概莫不如此，都憎命达，更憎时代的达。升平年代的人，萎缩了，枯灭了，开不出时代的花朵，或许唯有在离乱和艰苦的岁月里，一代人才能发挥出一代人的极致来――像恶人般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将天赋、才情、欲望、恶习都尽情地发挥殆尽，然后在时代的天幕上，星星点点地出现一个又一个天才。
最近重读的另一本口述类的老书是《周有光百岁口述》，由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李怀宇是文化采访的名记者，早几年文化访谈搞得风生水起，出过一本广有影响的《访问历史》，对当今30位文化大家进行了访谈，周有光也在其中，那篇访谈名字叫《百年风云笑谈中》。
史学大家余英时因为与周有光有过一面之缘，又与周夫人张允和有过文字因缘，所以为《周有光百岁口述》欣然“敬序”。余英时说，周有光先生“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民主’和‘科学’，但他是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深层原因是：“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生涯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独立思考’。”
这话虽然说得婉转，但却也不乏深刻，点出了20世纪一个泱泱大国在对待“传统”和“现代化”上的不足及其深层次的教育问题。就周有光先生来说，1906年他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乡绅世家，小时候虽没读过私塾，却有祖母教唐诗，父亲是中学教员，他得以在一个既有古典传统又不乏新式教育的背景中受教，而后大学读的是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实施的都是西方的“自由博雅”教育，“博雅教育”最开始由古希腊人倡导，意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自由博雅”教育所成就的，并不是没有灵魂的专家、专业人员，而是有文化的人。周有光就读的另一所大学是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是在1933年和张允和结婚后去读的，在那里主要是学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和生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有光又进行了一段自修。他有机会到美国信托银行工作，十分欣赏美国“资本主义的管理学”，并欣喜于美国图书馆的阅读条件，业余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研究经济学，自修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科目。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想中国当时最缺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周有光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己任的。而他后来从事语言文字，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安排，另一方面则是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专业虽然变了，但“现代化”的原动力却一以贯之。虽然从旧时代、旧家庭里走出来，但周有光却能吸纳当时最现代的思想。譬如他推崇欧美的“自由博雅”教育，赞成语言拉丁化运动，欣赏美国的强盛和发展，喜欢旅游观光并身体力行。他说，“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因为能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我到过许多国家。旅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也注重观察当地的经济特点，我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就想知道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