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愈来愈不会写字的年代谈论汉字的繁简显得有些奢侈。有趣的是，在讨论国是的两会上执着于对繁体字保持关注的，反而是并不被社会认同为学养深厚的文艺界人士。大约拜赐于他们的知名度，这个问题也才可能在大众话语中成为话题。
权威工具书指出：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许多民族都创造过原始文字，但是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发展到成熟程度。所以，中国的古人将文字的创造，表述为“天雨粟，鬼夜哭”规模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落实到繁体字问题。所谓繁体，当然是相对简体而言。其实，早在甲骨文和金文时期，汉字就已经有了简体。小篆时期，很多字体也都经历了简化。到了里程碑一样具有转型意义的隶书和楷书时期，简化的字体越发众多。今天所谓的简体字，其实就是指由楷体字简化而来的汉字字体。
唐以前的书籍都是用手抄写的，凡是高文典策都根据字书的正规写法书写。但在民间，一般的笔札、契券、账簿之类往往采用世俗流行的简体。宋代以后刻板书盛行，经史要籍的字体依然要求合乎规范，文字都根据通行的字书、韵书而使用繁体，而话本小说之类的俗文学则不免杂用简体。由此可见，相对于端庄且富有官方色彩的繁体，今天的简体更携带浓郁的民间力道。而汉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繁复趋于简约，正是一种总的趋势。譬如隶书就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简体则是正楷书的简化。而当文字在使用上力求简单易写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斤斤计较执着于表意了，这也是许多简化字早已看不出造字之初的本意，而往往被后人随心附会的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表意文字，就目前所见的汉字诸体，都不脱图形和方块式的窠臼，尽管隶变具有革命的意义，使汉字成为纯粹的书写符号，但它毕竟依托的还是旧有的基础，终究没有变成拼音文字。唯其如此，汉字才始终存在繁简的问题。这的确是汉字不便记忆和书写的死穴，但也是它卓然独立的根本所在，足以成为民族的重要符号，在多样化日益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的当下，对此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就文明传承而言，传统文化的主要记录、表现者，正是繁体字。也就是说，它是传统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些浩如烟海我们誉之为文化宝库的典籍，是必须用它来识别的，因而即便从工具角度出发，它也具有非常实际的存在价值。
今天看来，我们日常已经习惯的简体字形势，还要拜赐这些老先生的鼓吹。后来的《汉字简化方案》，于这些前辈的诸多观点，其间的借鉴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以“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作为圭臬，将所谓“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的汉字一律视为当然不适用，而“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的，统统批为当然适用，颇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霸道风采，无怪被指为“工具压倒审美”。其实，如同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果我们在简化问题上不讲究一个适当的度和节奏，其实就是催促汉字向终极目标推进。审美肯定不可以作为衡量字体繁简取舍的唯一关键;同样，易写省时所主张的唯笔画少是图，也是偏执之论。文字毕竟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其所携带的要义，起码包括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区别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