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compatibility and simplification;
(4)conclusion.The authorholds that Chinese grammatical struc
tures reveal a tendencyof simplification in form and a tendency of compatibility insemantic impl
ication.Simplifications and compatibility arEinterdependent in accordance with pragmatic princip
les.
本文讨论汉语语法结构，用的是现代汉语的语料。
在汉语语法结构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语义蕴含上的兼容性和形式选用上的趋简性。
一 兼容性
同样一个语法结构，可以包容多种意义。所谓“同样一个语法结构”，有概括程度不同的种种情况。以简
单的短线结构为例来说。
（一）结构槽为XY
X和Y都是变项。前后槽框X和Y，它们所装载的词语是可变动的。这样的结构槽，形成“主谓”“动宾”“
动补”“定心”“状心”等等结构。这是一类概括程度特别高的结构，X和Y之间的语义关系多得无法全部列举
。四十多年前，《中国语文》连载的《语法讲话》中就指出：“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实际上，不
仅动宾结构如此，动补、主谓、定心、状心等结构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语义关系都只能粗线条地描写个大概
。
（二）结构槽为XA
X是变项，A是常项。X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A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例如“X边”，X是
变项，“边”是常项：
(1)司机和他的车停在路边，他打一桶清水，兜头泼在车上，车一下新了。（红柯《奔马》，《小说月报
》）1996年第11期77页）
(2)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余华《我的故事》，《小说月报
》1996年第11期84页）
“路边”“河边”有所不同：“路边”是路上靠边的位置，属于路，车并没有停到路的外边；“河边”是
岸上或地上靠河的位置，不属于河，人并没有进入河水里头。
（三）结构槽为AX
A是常项，X是变项。A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X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比如“铲X”，“
铲”是常项X，X是变项：
(3)深圳金鹏首场以一绝妙的传球铲球成功，获得初胜。（徐勋林《冲甲之路》，《羊城体育》报1996年1
(4)第11分钟，金鹏后卫铲人犯规，被判任意球。（同上）
“铲球”“铲人”有所不同：“球”和“人”都是铲这个动作所涉及的对象，但是，铲球是倒地把球铲出
，是攻防的一种方式；铲人是把脚铲到对方球员身上，是犯规的动作。再比较：
(5)书记三天两头跑县城，说是跑项目，贷款花了几大笔，可就没见个影子。（韦晓光《摘贫帽》，《中
(6)里面坐的，显然是些常在那条公路上跑车的司机。（梁晓声《司马敦》，《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6
期57页）
上例都是“跑X”。“跑县城”是往县城跑，“县城”表方所；“跑项目”是为获得项目而奔跑，“项目
”表目的；“跑车”是开着车跑来跑去，“跑”和“车”之间有使动关系。
（四）结构槽为AB
AB都是常项，槽框里的成分都固定不变。例如：
a.
村里1——村子里头。（村里有几棵枣树。）
村里2——村政府或村领导。（村里不准他外出。）
b.
考司机1——考验司机的水平或胆量。（在这路上开车，可要考司机了！）
考司机2——通过考试，成为司机。（我想考司机，将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
c.
我的书画1——我收藏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重金收购的。）
我的书画2——我创作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离休后学着乱涂的。）
我的书画3——我表演写字画画。（一开始是他的魔术，接着是我的书画。）
此类结构槽，采取同一语表形式，形成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结构关系，可是具体的语义内容有所不同。再比
较下例中两个“是的”：
(7)“你说，今天你们打牌，汪翠娟赢了钱是吗？”“是的。不过，她只赢了几千元，数目并不大。”（
(8)四平的女人不解地说：“好好的，永生家的送你鱼干吗？”……她歪着头提示说：“一样样地想，比
如，准生证……”四平村长说：“永生的儿子都六岁了，还要什么准生证。”四平的女人说：“建房证呢？”
四平村长说：“永生的房子是去年春天才盖的，再要建房证，不可能。”……女人说：“这不是，那不是，总
得有个是的，你再想想永生家的求你办过什么事吗？”（张继《村长与鱼》，《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108
页）
前一例，“是的”是“是＋语气助词”，“的”起加强肯定语气的作用；后一例，“是的”是“是＋结构
助词”，实际上等于说“总得有个是是的”。
汉语里相当多的结构槽在语义蕴含上具有兼容性。概括性越高，兼容能力越强。
二 趋简性
表示同样一种语义蕴含，尽管全量形式和简化形式都可以采用，但说起话来人们更多地选择简化形式。简
化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办法，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种。
（一）谓词隐匿
把体词和体词之间的谓词隐去，剩下“体词＋体词”的结构槽。比较：
(9)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鲁迅《药》）
(10)一手钱一手货！（电视连续剧《金融潮》）前一例谓词“交”显现，后一例谓词“交”隐匿。又如：
(1
1)县长大中华，局长红塔山，科长红山茶，乡长牡丹花。一天两三包，自有人给他。（楚良《故乡是非
》，《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7页） 前一例等于说：县长抽大中华，局长抽红塔山，科长抽红山茶，乡长抽牡丹花。一天抽两三包，自有人给
他。后一例等于说：封建时代一任穷知县得（收入）十万白花银，现在，一个县长得（收入）多少钱？
（二）结构移变
把比较复杂的结构槽加以简化，使之移变成为比较简单的结构槽。比如：
(1
3)往年棉花卖议价，……（楚良《故乡是非》，《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9页）
(1
4)她猛一抬头，发现窗外已经漆黑一片，而窗里却明亮如昼。（王安忆《我爱比尔》，《小说月报》19
96年第5期30页）
前一例的“卖议价”，是由复杂形式“用议价的方式卖出去”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后一例的“窗里”，
是由复杂形式“以窗为界线的屋子里”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这里的“窗里”，不能说成“窗中”，不同于“
窗里嵌着一弯月牙”中的“窗里”。
（三）成分扣合
把相同的成分扣合在一起，使之为另外两个或几个成分所共用。比如：
(1
6)你害得我不够吗？（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2期215页）
“找得你好苦”由“找你，找得好苦”扣合而成。其中“找”同宾语性成分“你”和补语性成分“好苦”
相对待，为二者所共用。“你好苦”并非整个儿充当补语。“害得我不够（吗）”由“害我，害得不够（吗）
”扣合而成。其中，“害”同宾语性成分“我”和补语性成分“不够”相对待，为二者所共有。“我不够”并
非整个儿充当补语。一部电视连续剧中，一位男士对一位女士说：“小姐，我也忍得你很久了！”这是同样的
结构。
（四）分句删减
把复句中的某个分句删减掉，形成较为特殊的特定复句句式。通常是删减三个分句中的第二个分句。例如
：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他才免受处分，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既然他人品不好，就不应该重用他，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既然他人品不好，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前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他才免受处分”，于是出现了“因为”和“否则”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后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你不应该重用他”，于是出现了“既然”和“却”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语法结构的选用，从全量形式到简化形式的过程，是趋简的过程。其结果，使汉语语法的结构形式在总体
上显现出趋简性的特点。
三 趋简兼容的思考
（一）趋简与兼容，互为条件
一方面，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比方说，李小松给朋友打电话：“春毓吗？我李小松！
”等于说，我是李小松。又比方说，“我”给大家分配联络的对象：“你汪国盾，他萧宇汤，我李小松。”这
时等于说，我联络李小松；假若是给演员分配剧中角色：“你汪奶奶，他萧大伯，我李小松。”这时又等于说
，我演李小松。这样，“我是李小松”“我联络李小松”“我演李小松”等等都可以采用趋简形式“我李小松
”；“我李小松”这个结构槽，自然就兼容了多种语义关系。
另一方面，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比方，“人称代词＋名词”的语义容量，为人
们在不同意义上选用这一形式成为可能。例如：
(1
7)苏青爱上了大兵的消息，像疯狂的子弹击中了历史所。绝大多数人都对这样的爱情感到不可思议。
“他高中生，你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上例的含义是：“他是高中生，你是研究生”。假若换个语境：“他找了个高中生？咳！他高中生，你研
究生，差距太大了。”其含义便成为：“他只找了个高中生，你却找了个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事实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的选择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
法。能不能认为，汉语语法在形式上显现为减法语法，而在涵量上显现为加法语法呢？
有艺术家说过，中国的国画，是一种减法绘画。山水画上，往往留有大块空白，许多意思就隐匿在空白处
里。汉人的绘画语言和汉人的有声语言、文字语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还没有认
识清楚的学问？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处在绝对化的关系之中。趋简和减法，兼容和加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趋简的
形式也不一定兼容多种内容；反过来说，一个结构形式所兼容的意义也不一定都来自趋简。它们之间错综复杂
的联系，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二）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
我们使用汉语，一贯遵守一条语用原则。这就是：借助言语背景，言语尽可能经济简练。
首先是借助言语背景。离开了言语背景，某种特定结构与某种特定语义的联系往往会得不到落实。比方，
如果离开上文所举例子的言语背景，“局长红塔山”的意思是多可的。趋简形式依赖言语背景的程度，决定于
人们的常识。常识性越弱的事情，所用趋简形式对言语背景的依赖性就越强。比如“教室”和“馆子”都表示
方所，但如果要说“吃教室”，那么，跟说“吃馆子”比较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交代言语背景。
其次是尽可能经济简练。“尽可能”就是能简则简。比方在结构移变中，简掉一个字是简，简掉许多语词
也是简。看下面的例子：
(1
8)让小弟去找一下阿楠的父亲，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裘山山《无罪辩护》，《中篇小说选刊》
1966年第5期93页）
(1
9)可如果你朝中有人……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于是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一届就是四年
(20)病房里摆四张床，同病相怜，一会儿就熟了。一床初产，孩子大，老秤十斤十两，于是一刀切开。（ 前一例，“知不知道”是“知道不知道”的结构移变。这一说法，有“破词”的嫌疑，因此有学者提出过
批评。然而，汉语语法的趋简性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根本不管是否破词的理论，人们就是喜欢使用“可不可
以”“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喜不喜欢”这一类的结构槽。中间一例，“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由“
四年就是当了一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移变而成，“尽可能”地压缩掉了不少语词。由于背景明确，因而意思清
楚，而且显得俏皮。后一例，“一刀切开”指的是用手术刀把腹切开，把孩子取出来。压缩掉的语词更多，更
体现了尽可能经济简练的原则。
近来有个“吃床饭”的说法。例如：
(2
1)倒是袁副局长解了围，说：“我看就吃床饭。”
“吃床饭？”大家一脸的问号。
袁副局长不紧不慢地把“吃床饭”的吃“法”道了出来。“吃床饭”就是在发票上提高住宿费，把剩余部
分的钱，用来当伙食。
大家听了都说“吃床饭”这法子好。
仅仅“吃床饭”三个字，容纳了多少内容！由于有明确的交代，它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使用久了，大家
都熟悉了，就会像“吃筷子”之类一样，人们不会有“一脸的问号”的。
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511-前479）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言辞
足以达意就够了。所谓“辞达而已”，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语用原则。后来，《世说新语·文学》主
张：“辞约而旨达”。再后来，苏轼(1037-110
1)也指出：“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
推官书》）。可见，汉语的遣词造句，汉语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深受语用原则的影响。这一点自古如此，
反映了汉族人使用汉语的共同心态。
（三）趋简与兼容，增加了研究难度
语法结构形式和语法结构涵义，如果总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自然容易描写，容易说明。然而，汉语的
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汉语语
法结构，往往可以看到：一般与特殊同现，正规与异常共存，清晰与模糊俱在。
首先是一般与特殊同现。以存现句中的动宾结构槽来说，其中的宾语一般是不确指的。比如“山那边来了
两个人”，“两个人”并不确指张三李四。但是，也有特殊现象。例如：
(2
2)那里果真坐着苏廉和王若姬。（晓苏《黑色背景》，《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84页）上例的宾语是
确指的。规律性何在，如何解释？
其次是正规与异常共存。以“X里”和“X中”这两个结构槽来说：如果是动词，通常进入“X中”的结构
槽，比如“谈判中，审议中，手术中”，不说“谈判里，治疗里，手术里”，这是正规情况。然而，也有这样
的现象：
(2
3)如今这小子竟然有胆回国，只能往死里整治他。（梅毅《赫尔辛基的逃亡》，《中篇小说选刊》1996
年第1期173页）“往死里整治”，“死”是动词，但只能说“死里”，不能说“死中”，这便是个别的异常情
况了。规律性何在，如何描写？
再次是清晰与模糊俱在。在一个结构槽所兼容的种种语义关系中，可能有的是清晰的或相对清晰的，有的
是模糊的或相对模糊的。以“NN地VP”这个结构槽来说，比较：
烟头纸屑地扔了一地。
烟头纸屑地弄得屋子乱糟糟的。
烟头纸屑地满地都是。
前一例，“烟头纸屑”和“扔”关系清晰，它们在逻辑上有直接的动宾关系；中间一例，“烟头纸屑”和
“弄”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动宾关系，它们之间压缩掉了一些东西，关系略显模糊；后一例，“烟头纸屑”
和“满地都是”之间，压缩掉的东西更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规律性何在，如何分析？
其实，以上的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具体事实，还可以遇到各有特殊
性的麻烦。比方说，一般以为，动词重叠形式后边不会再出现结果补语。可是，据储泽祥(19
9
4)，《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里就已发现了这样的说法：
(2
4)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1334页，
(2
5)这个话，你们姐儿俩竟会明白了？难道这个什么“右传”“左传”的，你们也会转转清楚了？（文康
《儿女英雄传·下》603页，上海书店1984年）
“洗洗清”“转转清楚”都是“动词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近年来，这样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2
6)你的头有点乱了，让我替你做做好。（徐卓人《秀发》，《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100页）
(2
7)他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
6期144页）
1996年
7、8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乒乓球两位女选手的擂台赛，笔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
(2
8)桌面上有了汗水，服务员跑上去揩一揩干净。（中央电视台乒乓球赛解说人的口头说法）
这里动词重叠式中还多了一个“一”字。所有这类现象的形成，恐怕也是来自趋简性的结构移变：“做做
”和“做好”一压缩，就成为“做做好”；“揩一揩”和“揩干净”一压缩，就成为“揩揩干净”。然而，这
么一来，动补结构槽自然就更加复杂了。
总之，趋简和兼容，减法和加法，增加了汉语语法结构分析的难度。趋简程度越大，兼容内容越多，线索
就越杂错，头绪就越纷乱，因而分析就越困难。
四 结束语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还必须分门别类更加细致地弄清楚各种各样的事实，
做好事实发掘的工作。
目前，事实的发掘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起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第二，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
第三，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第四，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事实
发掘的程度，反映研究的深度。离开了事实的发掘，谈不上理论的建树，也谈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
5
3)语法讲话，《中国语文》第1期。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19
5
6)《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中华书局。
陆宗达(19
5
6)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储泽祥(19
9
4)交融中的VVA叠动动结式，《双语双方言
（三）》，汉学出版社。 邢福义(19
9
6)方位结构“X里”和“X中”，《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邢福义(19
9
7)《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邢福义，男，海南省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发表论文200多篇。已出版著作20来部，其中个人专著10部。代表作为《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
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邢福义自选集》。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和文化语言学
等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