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针对法律变迁根源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观点，首先一种是将法律体系看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而其变迁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演化。而另外一种认识是将法律看做是一种外在的意志和信念表达，法律变化是外部力量整体干预的结果。现阶段，大多数学者比较支持第二种理论，也即是指，中国在改革以来的法律体系形成及变化都是一种外在意志作用的结果。国家主义认识论是各种法制、治化夕理论及实践的主导，持有这种观念认识的学者认为国家意志制约着法律变迁节奏，而国家对于法治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兴衰荣辱。但是在以国家意志对中国法律变迁进行剖析、认识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不当的倾向，比如会将国家主义作为法律变迁认识的唯一视角;或者并没有考虑到国家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市场经济转型对于法律在广度、深度上的干预存在动态变化。又或者忽视了法律体系自身动态发展以及法律对国家意志的反作用力。因此由于国家意志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关于法律变迁的认识存在很多极端想法，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一个理论框架。
1.中国律师职业变迁存在的制约因素
不管是历史上、形成中，还是当代律师职业的重塑都普遍会受到市场、国家及其他因素多方面的影响。只是由于时代、语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对于这些因素的关注度也会存在一定区别。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会从不同市场形态方面解释律师职业变迁，然而近年来因为再谈国家夕范式的广泛流行，国家和律师职业之问的关系慢慢成为了理论界学者研究的重点。针对转型国家，不管是国家对于资源的再分配还是政体性质都是研究的焦点。但是因为市场转型夕理论的发展和流行，市场和律师职业之问的关系又成为了新的研究话题。因此，关于中国律师职业变迁的相关研究，应该包括国家、社会、市场等多方面。
2.国家主导到结构性制约
就我国当前法律变迁语境分析，很难从某一种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必须整合几种因素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变迁从国家单独主导演变成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市场共同构成的结构性制约体系。律师职业再造是我国法律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和其他领域的力量此消彼长，就国家而言，国家对于社会以及市场的干预力量逐渐削弱，主要是由于我国内部出现了横向、纵向利益分化。而且，经过我国多年来的转型和改革，我国社会以及市场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律师职业也逐渐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一个单独领域。因此，我国律师职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市场、国家和律师职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构性制约格局，律师职业的变迁不仅会受到社会、市场、国家的直接制约，也会受到问接制约。在多种因素共同形成结构性制约的情况下，不管国家对哪一方进行过度干预，都可能会导致投鼠忌器的效应。相反，弱势以及相对被动的一方在受到不利干预的情况下，律师职业也会利用社会以及市场的力量对国家的态度造成问接的影响。
3.国家干预和律师职业变迁
国家意志是复兴中国法律体系的关键，主要是为了国家政治需求服务，因此律师职业变迁主要会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国家对于律师职业的发展态度一直都在变化，主要变化是从全能主义夕转向职业主义，以往律师职业主要由政府规制，而现代律师可以进行自我规制，律师事务所也从国家机器转化成市场中介组织。在从全能主义夕转向职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了律师行业的职业化程度，不管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一股相对强大的力量。目前，律师职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律师业务规模以及律师机构规模也有很大扩张。
4.市场转型以及社会需求和律师职业变迁
通过相关数据统计表明，我国专职律师在省级区域中所占的百分比越来越重，整体上而言，专职律师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具体分析每一个省级区域中专职律师分布情况，不同的省级区域专职律师数量存在很大差异。有的省市专职律师人数是其他省市的12倍左右，最大的相差比甚至高达27倍多，这种差距说明了虽然我国各省级区域律师职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如果仅仅通过国家干预这一视角来解释这一差距，明显不够全面。正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的转型，社会对于律师职业的需求不断增大，这种变迁带动了职业律师的内在需求，拉动了法律内需。
综上所述，国家干预是我国法律变迁的主线之一，但并非是唯一的制约因素，市场转型、社会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变迁，因此法律体系的变革受到国家干预、市场转型以及社会需求的结构性制约，想要进一步推动法律的发展，有必要建立具体的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学尧:《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2]孙超美:《在改革中发展为市场经济服务北京市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工作基本完成》，《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