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上古汉语；原始汉藏语；话题型语言；中心语-定语；语序变化；语义结构
摘要：“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该语序的形成有其语义上的机制，即遵循“大名+小名”的“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整体+部分”的语义组合结构是原始汉藏语的一种遗存。同时，“中心语+定语”的语序，可能与上古汉语属于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而“定语+中心语”的语序变化可能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H043；H1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1-0064-06
Study on the Postpositive Attribute in Archaic Chinese
GAO Tao， ZHOU Junxu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Archaic Chinese；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topicprominence； headattribute； development of word order； semantic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modifiedmodifier is the basic word order in Archaic Chinese. It was formed by the mechanism of semantic construction in Archaic Chinese. The word order of modifiedmodifi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mantic construction that expres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entiretysection is one of the remains from the primitive SinoTibetan. On the other hand，the word order of modifiedmodifier may be cau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opic of Archaic Chinese. However， the change to the word order of modifiermodified may be affe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attributive之head”.
一、引言（一）问题的引出
定语后置是指一个结构从语法上分析是“中心语+定语”的一类语言现象，如：
（1）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战国策・齐策》）
此例中的“诸民+当偿者”从语法结构上分析是“中心语+定语”。吕叔湘认为因为加语太长，放在端语之前不方便，所以将加语移到端语之后〔1〕。
关于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的研究成果已很多。但是，古汉语中存在的此类“定语后置”现象到底是语法上的结构，还是修辞上的语言运用？学界存在不少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彻底否定、全盘认可、区分具体的“定语后置”情况。
彻底否定者认为，古汉语中的这些“定语后置”现象是语用上的问题，归属于古汉语的广义修辞范围，如袁文鹏、许仰民〔2〕，史冬梅〔3〕等认为，“定语后置”这种句法形式是不存在的，被一些学者看作“定语后置”的例句，可以通过句法结构分析证明其当属不同的结构形式。定语后置是为了强调原来作修饰语的部分而把它们移到名词后，以突出修辞的作用。
全盘认可者认为这些“定语后置”现象是上古汉语语法结构的表现，如张清常、王A认为定语后置在古汉语中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4～5〕。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具体的“定语后置”情况，他们认为，有些“定语后置”属于上古汉语语法结构本身的问题，有些“定语后置”则是修辞上的问题。张桁断言：“古汉语中除了数量结构作定语可以后置外，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后置定语。”〔6〕孟蓬生则认为，除了“大名冠小名”的语序之外，“定语后置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一种有待证实的推论”〔7〕。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高韬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结构分析诚如学界所认识到的，上古汉语的定语与中心语的语序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复杂的。本文尝试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二）三个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三个方面需要提起注意：
首先，“定语后置”不是“定语后移”，而是说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定语”出现在“中心语”之后，即“中心语+定语”语序。“定语后置”属于语法结构，“定语后移”属于修辞上的语用。
其次，“大名+小名”现象是不是能对应“中心语+定语”？
最后，“草芥”类中的“草”和“芥”是“语素”，不是“词”，能否用来说明“中心语+定语”这个现象？
二、上古汉语的定语后置现象分类为了尽量保持语料的合理性，本文只讨论西汉以前（含西汉）的语料。本文将按照有标记和无标记两大类对上古汉语的“定语后置”进行分类描写。
（一）无标记类
1.“名词+形容词”类
（2）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尚书・舜典》）
（3）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
例（2）中的“月正”就是“正月”；训诂学里一般将例（3）中的“风烈”理解为为了避免与前面的“迅雷”语序相同而采用的用字错综，也有学者将它理解为一种定语后置。
2.“名词+数词”类 此类结构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名词+数（量）词”的语序。如：
（4）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5）公子地有白马四。（《左传・定公十年》）
（6）吏二缚一人诣王。（《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7）负服矢五十w。（《荀子・议兵》）
例（4）～例（6）是“名+数”结构，例（7）是“名+数量”结构。
3.“大名+小名”类
此类结构是学者讨论最多、共识也最多的一类，张清常〔4〕、裘锡圭〔8〕、孟蓬生〔7〕等都有详细讨论。此类结构可细分为以下几类，如：
1）国名：句须、句绎
2）地名：丘商、丘雷、丘皇、城父、城棣、城颖、城濮
3）人名
①君主名：帝尧、帝舜、帝鸿、帝丁、后稷、后羿、后夔、后缗、后杼
②庙号：王亥、王恒、王季、侯屯、侯喜、侯虎、祖甲、祖乙、祖丁、妣甲、妣丙、父甲、父庚、母丙、母己、兄乙、兄丁、子丁、子庚
③臣工名：亚雀、师贮、师般、师旷、小臣妥、小臣啬、史颂、史佚、寺人披
④普通人名：女蜗、女歧、子渔、子雍、妇好、母犬
⑤神名：神天愚、神耕父、神耆童、神陆吾、神荼
⑥姓氏：公刘
4）星名：星鸟、星火、星虚、星昴
5）动物名：虫螟、虫蝗、虫蛇、虫蚁、鱼鲔、鸟乌、鸟雀、乌鸦、兽鹿、禽鹿、羔羊
6）植物名：草芥、草莱、草菅、草茅、草且、草蒯、树杞、树桑、树檀、树p、树桃
7）水土名：水潦、土涂、河漳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一般也归入“大名+小名”类。但它们其实应该是“中心语+修饰语”结构，按照其“中心语”的语义可分为：
8）表方位：中林、中国、中原、中谷、中露、中心、中唐、中道、中门
9）表时间：夜半-半夜、春分、秋分、中秋
10）表领属：苞桑、苞稂、苞棘、苞棣
11）表性状：周行、周道，桑柔、嵩高，子都、子充
12）表排行：子仲
13）表程度：夏至、冬至
仔细分析，以上类别8～13与“大名+小名”类实际上是存在差异的。综合分析目前学界讨论的“大名+小名”形式，应该存在三类：
A.类别1～3可以分析为“同位语”的“大名+小名”，内涵相等。
B.类别4～7可以说是介于“大名+小名”与“中心语+修饰语”之间，因为这类“大名”与“小名”之间的内涵不等。
C.类别8～13是“中心语+修饰语”。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三类统一称为“定语后置”结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连续统：
A>B=A/C>C
注意：这里有一个问题，即A与C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各自独立还是有渊源关系？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二）带标记类
1.带有后置标记“者”
吕叔湘认为古代汉语“者”可用于“把加语移在端语之后的手段”〔1〕。本文将此类结构从语义上分为“同位等同结构”和“限定结构”两类。
第一类：同位等同结构。从语义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等同关系，在句法上应属同位，可以称之为“同位等同结构”。根据“者”字结构中的成分的复杂度，可以分为“名词+谓词性结构+者”（例8～11）和“名词+复杂结构+者”（例12～13）两类。如：
（8）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左传・昭公二十年》）
（9）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荀子・正论》）
（10）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刺客列传》）
（11）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记・秦始皇本纪》）
（12）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史记・刺客列传》）
（13）求人〔可使报秦者〕。（《史记・廉颇列传》）
第二类：限定结构。从语义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句法上分析，此类结构应属限定结构。如：
（14）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吕氏春秋・察今》）
（15）王之臣〔有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孟子・梁惠王下》）
这种结构可能是在战国后期兴起的，起初用于某种固定的格式，如：
（16）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庄子・列御寇》）
（17）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8）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战国策・齐策》）
（19）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史记・平原君列传》）
新兴的这种结构打破了原有结构的“整体+部分”的语义结构关系，使句法上的同位结构逐步演变为限定结构。
2.带有标记“之”
春秋时代，产生了带标记“之”的定语后置结构，并且与已有的“者”字结构结合，出现了有标记“者”的“……之……者”结构。到战国时，由于“……之……者”结构的定型使用，又出现了删除标记“者”的“……之……”结构。从语义上分析，有标记“者”的“……之……者”符合“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而无标记“者”的“……之……”结构只是修饰关系。
第一类：“名词+之+谓词性结构+者”类
（20）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21）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卫灵公》） （22）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23）鸟兽之害人者消。（《孟子・滕文公下》）
（24）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韩非子・内储说上》）
这里“之”后的“者”字结构的语义不是补充说明前面的人或事物，而是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人或事物，所以仍然符合“整体+部分”的要求。
第二类：“名词+之+动词/形容词性短语”类。
（25）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荀子・劝学》）
（26）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楚辞・涉江》）
“名词+之+谓词性结构+者”类和“名词+之+动词/形容词性短语”类存在区别：语义上，前者具有“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后者只有修饰性关系；结构上，前者还存在过渡的“者”，而后者已经不存在表示复指的“者”。
三、结论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其在语义上遵循“大名+小名”的“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它是原始汉藏语的一种遗留，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而“定语+中心语”的变化可能是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一）“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
1.理由一：最优处理原则
上古汉语中存在“定语+中心语”和“中心语+定语”两种语序。这两种语序早在甲骨文中就存在，如：
（27）a.羌十人用。（乙，2124）
b.用六羌。（前3.23.5）
“羌十人”和“六羌”这两种语序中，一定有一个是变异的语序。由于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定语+中心语”语序，如果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也是“定语+中心语”的话，就说明这种语序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变化，即“定语+中心语”语序在处理上本身已经是最优的了，因此“中心语+定语”语序就不可能存在。既然上古汉语中大量存在“中心语+定语”的语序，这就说明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不是“定语+中心语”，而是“中心语+定语”。只有在基本语序是“中心语+定语”的基础上，由于某种因素导致“定语+中心语”语序的产生，并使“定语+中心语”语序成为最优处理的语序，才能形成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定语+中心语”的局面。
2.理由二：亲属语言的证据
俞敏指出：“原始汉语跟藏语都保留汉藏母语的特点：止词在前，动字在后；中心词在前，修饰语在后。汉人入中土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词序演变颠倒过来了。”〔9〕
绵羌语：公鸡jiku母鸡jimia
萝卜寨羌语：jy31q55 jy31mi55
龙溪羌语：y31ku55y31mia55
绵羌语的“jiku”是“鸡公”、“jimia”是“鸡母”是成系统的，因为：
jiku、jimia→jite、jipu
但是，汉语的却不成系统，因为：
公鸡、母鸡→鸡鸡、鸡窝
因此，从这个角度假设，汉语的“公鸡”、“母鸡”当是由“鸡公”、“鸡母”的形式演变过来的〔10〕。
3.词法的残存：词法中的“中心语+定语”化石成分
罗自群认为：“‘整体+部分’的构词方式是汉语名词双音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构词途径，它是汉语自身所固有的，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10〕在现代汉语中，还存在不少这类“整体+部分”的构词方式，如“树干、树身、树皮、树枝、树叶、树根、麦穗、麦莛、麦秸”〔10〕，“车把、车帮、车钩、车轴、车座、车门、车胎、车头、车厢、眼球、眼眶、眼窝、眼角、眼睑、眼皮”〔10〕，“猫熊、豹猫、蚕蚁、虾米、脸蛋、脸盘儿、脑袋、脑瓜儿、脑瓜子、脑袋瓜儿、脑袋瓜子、下江、外行（行家之外）”〔10〕等。可见，从古到今，汉语都存在“大名+小名”的各种词语。根据“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11〕的论断，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汉语中残存的这些中心语素位于定语素前面的构词方式是上古汉语中心语置于定语前的句法手段逐渐化石化的结果，即由过去的句法演变为现代汉语中的一种词法。
（二）“大名+小名”的语序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应是较后起的现象。如王A认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的例证均在秦汉以后，所以，推测认为这种句法结构的产生可能是受上古汉语名词作定语后置的影响〔5〕。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带有后置标记“者”的结构从语义上看具有两种基本语义，即“同位等同”和“整体+部分”，这种语义与无标记的“大名+小名”的语义几乎是平行的。因此，与其说这些“者”字结构是后置的，或者“定语后移”的，还不如说是“大名+小名”的形式扩充。
其次，无标记的“名+数量”结构其实也是同位语结构，与“大名+小名”结构具有相同的功能，蒲立本即认为以下情况是“表示数目和量的词可以跟在名词后面做其同位语”〔12〕：
（28）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29）马三匹。（《左传・庄公十八年》）
最后，从春秋后期产生的带有标记“者”的“……之……者”结构，在句法上兼有“同位等同结构”和“限定结构”两类。
但王A认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的例证均在秦汉以后存在问题〔5〕。下面的句子从语义上分析是“整体+部分”，但属于限定结构，说明这种结构在汉语中很早就产生了。
（30）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左传・僖公十七年》）
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本文认为应该是话题吸引原则造成的，因为前面的“多内宠”中的“内宠”吸引“内嬖”提升，成为下一句“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的话题，然后用一个“者”字结构复指。 下面的句子更能说明这种话题吸引原则，如：
（31）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
（32）上i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i坐当死者五百余人。（《史记・汲黯列传》）
“群臣吏民”和“贾人与市者”都作为话题放在定语所在的分句前面作为话题成分。如果不采用话题结构，在例（31）中，“群臣吏民”就会再次出现在后面的两个分句中（即出现在例子中的位置）；例（32）“坐当死者五百余人”的主语是前面分句中的“上”（如同指下标i所示），如果不将“贾人与市者”吸引到话题结构位置，后一个分句就变成了“坐当死者贾人与市者五百余人”，其主语就会被理解为“浑邪”，采用话题结构将“坐当死者贾人与市者”中的中心语“贾人与市者”前置，就将前面的“及浑邪至”的话题强行转换，避免了将“坐当死者”的主语理解为“浑邪”的问题。
此外，在上古汉语中，这种话题提升的句法处理原则在某种情况下是一种强势的句法手段，即：只考虑话题提升后在语义上是否符合“整体+部分”，而不考虑提升后的语义关系是否一致。如：
（33）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左传・昭公十年》）
（34）匕入者三寸。（《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此两例是何乐士提出的〔13〕，当“名”与“动（形）者”之间的语义关系不一样时，不能说是“定语后置”的例子。因为“贫约孤寡者”属“国”所有，但他们不是同类，不能说“*贫约孤寡之国”；“匕入者”也不好理解为“*入者匕”。
显然，何乐士是从“语义还原”原则来考虑的〔13〕。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语义映射、发生转类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问题，此时，“国”不再是指处所“城中”，而转指“住在城中的人”，与“贫约孤寡者”形成“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心语“匕”显然是“整体”―“部分”的语义映射，发生了转类。
（三）关于“中心语+定语”的发展
孟蓬生将“中心语+定语”这种语序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夏以前是“大名冠小名”语序一统天下的时期；（2）商周两代是“大名冠小名”与“小名冠大名”语序并存的时期；（3）秦汉两代是“大名冠小名”语序消亡的时期〔7〕。本文认为，这个演变的过程是复杂的，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讨论，暂时很难做出判断。不过，春秋时至少是出现了两种语序并存的现象。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带标记的“者”的结构的变化。在战国时，“者”就可以用为“之”〔14〕。下面例（35）和（36）中的“者”就用为“之”：
（35）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所能乎！（《庄子・庚桑楚》）
（36）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
这种“定语+者+中心语”的结构可能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其变化的时间大概在春秋与战国之间。
而一些“中心词+‘者’字”结构的语序，在后来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受到重成分原则的制约，如：
（37）a.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左传・僖公十七年》）
b.*齐侯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内嬖六人。
这种情况，Hawkins认为与“重成分原则”（heavy constituent principle）有关，因为重成分的定语会后移〔15〕。
在这个变化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语序的层级结构差异性，如下面的“女好”和“好女”是语序相反的两个结构：
（38）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史记・滑稽列传补》）
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了两个语序完全相反的结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跨语言的证据表明：从句具有层级性，在语言变化过程中，从句更倾向于保持传统的语序，即：上一层结构容易发生变化，而底层结构容易保留〔15～17〕。在“巫行视小家女好者”这句中，“小家女好”位于宾语的位置，而在“其人家有好女者”句中，“小家有好女”是位于主语的位置，其层级明显高于“小家女好”的层级，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西汉，“女好”的语序在从句的高层级中已经演变为“好女”（“定语+中心语”）的语序，而在从句的底层级中仍然保持上古汉语的“女好”（“中心语+定语”）的语序。
总之，本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应该是“中心语+定语”。这种名词位于修饰语之前的语序在语义上遵循“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在篇章结构上可能是话题与说明的关系，这种结构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中心语+定语”是如何演变为“定语+中心语”的，还值得深入分析。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定语+中心语”的变化可能是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本文曾在中国修辞学会2015年年会暨“修辞创造与汉语发展演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宣读，并得到许清云、邵永海、曹炜和洪爽等与会学者的建议和指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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